启智与启志：“愚公移山”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与传

本文来源：《人文杂志》2025年第4期

转自：人文杂志

作者：史可人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

近代以来，“愚公移山”故事开始脱离经典传承常态轨道，成为时人开启民智以救国的话语文本：传播层面，随着传媒科技的进步以及社会思潮的变迁，该故事以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呈现与传播，实现了突破精英阶层的民间流传。精神内涵层面，近代学人基于科学性重新认知该故事，以现代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观念解读与诠释，推动了其祛神化转型。社会功能层面，自晚清起，愚公故事便活跃于实业救亡派和抗战救国派的政治表达中。在毛泽东的重塑下，它开始具备革命意象以动员民众，成为与民族危亡相关联的政治话语。愚公故事近代传播过程中大众化、祛神化、政治化的特点奠定了其现代化的内涵基因，承担了“启智”与“启志”的双重历史使命，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迸发出更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成功实现近代转型的经典个案。

关键词

“愚公移山”　传统文化转型

现代化　科学主义　民族革命

中国传统故事“愚公移山”传承千年，叙述了愚公为开通道路，带领子孙邻友挖山不止，最终感动上天将山移走的故事。作为《列子·汤问》中的一则寓言，其蕴含的坚韧不拔、攻坚克难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文人的个体化解读不同，清末以降，这则故事在知识界、政治界、文艺界的多方重塑下，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寓言，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因此，关于“愚公移山”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不少关注。但是从整体上看，学界相关认识还不够深入与全面。目前已有研究在时段上侧重近代后期，尤其是中共相关部分，对近代前段的关注有所不足，且大多从革命史的视角出发，关于社会史、教育史、传播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愚公移山”相关报刊、教科书和文艺作品等史料，探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愚公故事被传播与重塑的历程与特点，进而管窥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问题。

一、大众化的传播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战国时期郑国人列御寇去世后其弟子辑录言行所编《列子》。据笔者考证，原文中并无“愚公移山”这一名称与概念，用其代指该故事最早显见于唐代官员丘鸿渐的同名赋，此后便为学界沿用。古代时期，《愚公移山》主要在以《事文类聚》《群书通要》《群书类编故事》为代表的文献辑录、以东晋张湛《列子注》为代表的学界研究和诗词歌赋中传播，流传于帝王将相、学术名家和文人墨客之间，面向民间大众者并不多见，不具备普及性意义。

近代以来时局剧变，“启智”与“启志”成为试图解决启蒙民众、救亡中国的两大历史主题。基于此，知识界一方面延续传统模式，出版收录《愚公移山》故事的文学辑录，另一方面则以多样化的方式面向大众传播，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报刊杂志等新式媒体的广泛传播。随着媒介科技的进步，报纸期刊因其具有广泛的受众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时人针砭时政、发表观点的新兴场域。以《申报》《大公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大众报纸；中国以国民党《中央日报》《民国日报》《西京日报》、中国共产党《上海报》《边区民众报》为代表的党报党刊；以罗马天主教教会创办的《益世报》、日本人创办的《盛京时报》为代表的外国人在华出版的报刊；以《新潮》《学海》为代表的学术期刊以及一些校报校刊纷纷刊登“愚公移山”相关文章，其中不乏蔡元培、傅斯年、梁启超、丰子恺等名家学者。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刊杂志促进了思想文化界的相关解读与讨论在社会公众中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报纸中的愚公故事还被应用于商业广告。《申报》《新闻报》都曾以“愚公移山　全赖一锹”的广告语宣传国货品牌普利达钢厂的钢锹，认为路矿工程与建筑农业都似愚公移山，“不离乎一锹”。1941年，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储蓄会则于《时事新报》《大公报》刊登“有奖储蓄券”的广告：“愚公移山的故事，人人皆知，虽系神话，寓意颇深！君对于特种有奖储蓄券，如能持之以恒，每期必购，则头奖二十万元，必属于君，因为恒心既可移山，头奖自不难以毅力得之。”这类商业广告的传播效应显著地推动了愚公故事的跨阶层传播。

其二，以教科书为载体进入学校教育。20世纪以来，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新式教科书拥有最为广泛、稳定的受众群体，具有重大宣教意义。1909年，愚公故事便因其能“唤起兴味”而入选清末教科书。在此之后，它始终占据近代教材的一席之地。据笔者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至少有50种教材收录愚公故事。它入选了近代以来多个重要政权的教科书，包含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甚至伪满政府、汪伪政府。教材种类包括中小学语文教材以及职业学校、平民学校和民众学校的自编课本。编者群体不仅有出版社编辑、学校教师，还有许多知名学者，比如修辞学专家陈望道，语言学家张弓，历史学家、文学家柳诒徵等。在进入教材之后，该故事的教学方式也从传统的以提问、背诵、默写、作文为主的私塾模式转向包含绘图、音乐与戏剧创作的现代课堂。在教材审定制的背景下，民国教科书在反映时下社会思潮与政府官方意志的同时，将愚公故事通过学校教育传播于学生群体，以易于学生理解与接受的教学方式促使愚公故事从古时的士人教育内容转变为大众熟知的基础教育篇目。

其三，白话体的表达。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白话体逐渐成为文学作品和写作实践的主流，许多报刊文章和儿童读物都将文言版本的愚公故事译为具有故事性的白话文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智愚争论的情节以较为拗口的文言体呈现：

河曲有智叟笑之曰：“甚矣，汝之愚也。山如是高，汝年已老，恐山未毁，汝力已疲惫。”公曰：“不然，我身有子，我子有孙，旦旦而为之，永久不息，山虽高，何患不能平乎？”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易读性和趣味性成为教材编撰的重要标准，许多教科书将文言原文进行了白话直译，使其成为“富有趣味而切合儿童心理的浅易短文”，培养儿童阅读的能力与兴趣。以沈百英编著的国语教材为例，智愚争论的情节被描绘为：

这时候奇闻传到村中去，村中男女笑相评，都说愚公行径异，要想移山未免欠聪明。河东智叟亲来看，要把愚公早唤醒。他说道：“先生这样老年龄，就是山上毛草怕也难除净。如今妄想把高山移岂不是自寻烦恼将老命拼？”那愚公听了满脸堆笑容，向着智叟称老兄，他说道：“老兄看我一蓑翁，那知道我心还是像儿童。多谢你一片好心来劝告，只可惜区区意见不相同，要知道我便死了有儿子，儿子继续能做工；儿子生孙孙有子，子孙代代把山攻，山不见增只见削，子孙工作却无穷，只要志坚工夫深，哪怕移山不成功！”

正如胡适所言，白话的重要作用是令人听懂，“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朗朗上口、浅显易懂的白话版本便推动了其为大众理解与接受。

其四，艺术化的呈现。近代以来，许多“愚公移山”相关文艺作品问世，包括丰子恺、徐悲鸿等大家画作，左翼作家杜谈创作的同名散文，还有一些短篇小说、谐文、书法和歌曲作品。这些文艺作品都以愚公故事为主题或原型，通过二度创作推动该故事深入大众生活。如《浙江道路杂志》于192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愚公移山记》在文中将作者列御寇塑造为“御风日报社编辑”。新增加的“愚公做寿”情节也与民国社会的摩登生活有所对比：“不比如今人家做寿有大世界新世界里的女校书万人迷，抖葫芦耍盘子新魔术等戏法，可以叫来堂会”。时人赋予该故事“时髦”的情节，使其符合时下社会现状，贴近百姓生活，易于大众传播。

愚公形象在图像中的变化也表现出该故事的平民化传播趋势。五四时期，教材插图（图1—图2）中主角愚公并未实际参与移山，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与智叟论道。愚公长衣宽袖、头戴冠饰、坐而论道的形象与亲友身着方便短裤束衣、繁忙劳碌的身影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形象不似山村中的年迈农夫，更像一位身居高位、学识渊博的士人。这反映出此时愚公课文的传播受众依旧是社会精英阶层。至20世纪30年代，在文艺大众化和教育平民化的社会思潮下，图像（图3—图6）中的愚公不再是穿戴整齐、“坐而论道”的“上位者”，而是与后方忙碌的亲友一样衣着轻便、手拿耙子簸箕。可见这一时期教材中的愚公不再是“说教者”形象，而是以身作则的移山民众之一。这也体现出愚公故事的受业者从上层精英转向平民大众。作为视觉性、非文字的材料，图画中愚公形象的变化更为直观立体地展现出该故事的基层化传播趋势。

总之，愚公故事的传播方式在近代突破了古代时期精英阶层的个体化传播：报刊行业的兴起为其提供传播媒介，以教科书为载体的学校教育为其提供传播受众，白话体和艺术化的表达则令其以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呈现。由此，愚公故事不再沉睡于故纸堆中，而是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内容活跃于时下社会日常生活。

二、祛神化的认知与诠释

如前文所言，古代时期愚公故事多被《事文类聚》《群书通要》《群书类编故事》等传说、故事集汇编辑录。唐代官员丘鸿渐曾评断：“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显然，古时学界对《愚公移山》的定位是神话传说。在《列子》原文中，愚公感悟了“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真理，求得了时空无限循环之道，最终以“诚”感动“帝”，得到夸娥氏二子的助力，成功移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诚”是愚公成功移山的关键，也是该故事的核心精神。正如北宋诗人范致虚注解，愚公“笃强行之志，无期效于俄顷之间，持不息之诚，无要功于岁时之近”，也如南宋理学家林希逸、清代佛学家杨文会批语“意坚行力”“不存退志”，在古代传播过程中《愚公移山》始终是寓意着坚持和克难精神的神话。

随着多样社会文化思潮的崛起，近代知识界关于愚公故事的认知与评断不再单一。一方面，赞成其“诚”之核心精神依旧是社会主流观点。教科书始终以不怕困难、立志坚定的人生价值观为教授主旨。世界书局编写出版的国文读本就曾在文尾述评：“是文以坚韧不挠为主旨。人果存坚决成事之心，一时不就，累代倾心为之，无不就者”。中华书局编辑屠元礼、刘传厚点明愚公寓言主旨为“有志者事竟成”，希望学生感悟“愚公明知其难，曾不少退，可见其立志之坚卓”的道理。通过学校教育，许多中小学生纷纷在报刊发表读后感，认为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都要学习愚公立志坚定、不屈不挠、不怕困难的精神，一心一意地苦干，不达目的不止。具有励志意义的愚公精神依旧为近代时期社会主流所认同，并通过学校教育普及大众。

另一方面，则出现不少质疑之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赛先生”便旗帜鲜明。胡适更感叹“近三十年来，科学在国内已经取得无上尊严的地位，不管是守旧派还是维新派，不管是懂科学还是不懂科学的人，都不敢贸贸然或者公开轻视和戏侮”，并描述为“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与此同时，民间对神鬼、宗教类的非理性信仰现象也被知识界斥责，称之为“迷信”。有些人否定愚公故事的积极意义，认为：“不能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它，无论如何不合科学”，愚公是“热昏的老翁”。还有学人强调要全面、辩证地看待移山行为。如梁启超曾表示，愚公般的努力要“在分限圈制前提之下”，即看到“许多不可抗抵的权威、不可解除的束缚、不可脱离的范围”之“命”。另有部分观点则尝试提出科学、现实的方法解决移山难题，如曾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的周宪文便提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愚公精神：“愚公可以移山，我也可以填海。不过细细想来，这话却只有半是真理”，即“遇事不怕辛苦”，“其另一半真理，必须此人所为之事，合乎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因此“‘事在人为’这一成语，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漫画家丰子恺曾在听闻美国人用科学方法迁移石屋的新闻时，回忆起少时求学时的疑问：“愚公何不到大人国里去请几个大人来搬一搬？”而为人师表的他再次提及此故事时，内心的疑问已变为愚公“何不发明一种良好的方法，使自己的身大起来，力增加起来”以“科学地抵抗自然”呢？《学海》也曾刊登一文认为移山是“说梦话”的“笨事”，并从劳动力成本和效益等层面解读移山行为的“吃力不讨好”，认为“他们只是搬山而无生产，试问他们的衣、食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搬山，作工，同时并进，那末他的子孙真也够苦了。不如将房子搬开了，来得爽快”。

这些多维讨论标志着此前一直被定位于神话属性的愚公故事被时人以科学、辩证主义等现代化思维重新认知，这来自中国落后世界之时学人的自觉反思。他们重新评判愚公故事之时，也在相应地调整、重释愚公故事的内容呈现与精神内涵以开启民智。

在故事内容方面，一则基于科学思维和“反迷信”主义删改其中神话情节。如前所述，在盛行科学主义与反迷信思潮的推动下，民国许多报刊文集都删去了原文最后一段“操蛇之神告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帮忙搬山”等具有神话色彩的情节。其中一些在删除时，对故事结局有所修改。如《大公报》所刊登版本的故事结尾为：“自此愚公日日移山。后数年，愚公将死，谓其子曰：‘吾将死矣，命汝继续移此山。’既死，其子孙果然继续不已，后此山遂尽。以此观之，凡宇宙间虽极难之事，只要人有恒心未有作不成者。”将原文愚公借助神力成功的结局改为愚公子孙经过努力将山移走，以突出恒心的关键作用。

而教科书也曾出现类似情况。新闻界名流胡怀琛指出：“在教科书里所读过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或是在中国寓言里所读过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和神话里所说的，都略有不同。因为他们把关于神话的一部分删去了。”与报刊书籍不同的是，教科书一般是直接删减神话情节，并未对其余内容有所改编。在此情况下，课文中的故事结局停留在愚公、智叟的对话场景，以强调“智”与“愚”的观点论辩，引导学生对比思考，树立愚公的正面形象。正如中华书局所编教材之释：“愚公之言，自有至理。盖事之成否，无所谓难易也，亦无所谓智愚也。明知其难，而愈难愈奋，人皆以为愚矣，然事无不成者也。深知其难，而困难而退，人皆以为智矣，然事无能成者也。诸生之求学，一愚公之移山也。愿诸生不为智叟之知难而退，而为愚公之愈难愈奋也。”教科书删去神话情节、强调智愚论辩的方式，既淡化了其中的科学性争议，又凸显了核心的励志精神。

在精神内涵方面，愚公精神被时人自觉升华，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一。著名编辑出版家章锡琛曾节译日本杂志《中央公论》的观点，指出中国人的特性除“卑弱”“务实”外，便是愚公移山之“忍耐”：“盖中国民族，实以异常之耐久性为基础，故其执着力、弹力、乃至民族之蕃殖力，莫不有效也。”时任中央大学教授、近代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也借“愚公移山”诠释“耐久”，将其与“刻苦、勤劳、专一、尽瘁”并列为中国人之五种原素与精神。《中央日报》还称赞愚公为大智若愚、不计较一己私利、志向远大、与命运搏斗之人，将愚公精神誉为“中国民族之最高精神”，“愿中国多愚公，而无智叟，无论是学术方面，还是事业方面，能本此民族之最高精神，以预备长久不断之努力，则大陆之上，狂洋之中，无垄断矣。”在近代学人的认知中，愚公精神不仅仅是“诚”，还代表了国人肩负重担下恒久忍耐之品格，已成为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绵延的基础乃至最高精神。

二则知识界基于现代公民意识进行观念诠释。正如严复在其著名的《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所总结，西方现代化之命脉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在“求真”的科学逻辑思维之外，“为公”的社会伦理观念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便将《愚公移山》与现代公民观念相关联。民国初年，蔡元培辞任教育总长游学欧美期间，就曾引用该故事表达“重视群利”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认为“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希望国人“同舟共济”。傅斯年也曾于《新潮》发文将愚公故事解读出“努力为公”的意蕴，认为要像愚公一样“自由发展个人”，谋“公众的福利”，为社会而努力。

与此同时，学校教育也开始强调移山的“利公”属性。民国初期的国文教材曾点明移山“为一家计耳”的基础上，亦要“为地方除害，为国家造福”。上海实验小学与北师大附属小学的国语教材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解读该故事，将愚公号召亲友移山的话语改编为：“人力战胜自然，是进化的原理。我们做人，应该改良自然的环境，使他适合自己的生活。这两座大山，既然对于我们的生活，很有妨碍，我们便得设法除去它；倘然听它妨碍我们，不设法除去，那么我们便不配做人！”这是将移山之举视为人类与自然抗争下的集体事业。时任上海沪南区第二工人补习学校校长的吴伯匡编写国语教授书引导学生具备愚公式的社会关怀。课文指出愚公开通道路是“自利利他”“利益均沾”的公益行为，率领子孙是“通力合作”的表现。在其时的社会观念中，“自利”是以“利他”为前提的。时人希望通过宣传愚公造福一方的公益之举，宣传“为公”的现代社会伦理价值观。

概而论之，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传承千载的愚公精神被重新评判。近代学人在肯定其坚持与克难精神的同时，质疑其中的非科学情节，强调要全面、客观地看待移山行为。在认知转变的基础上，知识界删改其中神话情节并重新诠释精神内涵，将其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赋予现代公民观念以开启民智。

三、社会角色的政治化

与古时“束之高阁”不同，随着大众媒体的传播与知识界的重新诠释，愚公故事开始被时人自觉、自发地与时局危亡、民族兴衰相关联，成为具有政治意象的话语文本。晚清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便呼吁以愚公移山精神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图富强。如图5所示，《益世报》曾绘制一幅名为《愚公移山》的简图以反映其时的社会危机。图中象征着中国及中国人民的愚公衣衫褴褛、肌骨瘦弱，正在费尽全力地推移着名为“美欧强列”的大山。这形象地反映出中国落后于世界、遭受列强侵略蹂躏的艰难境况。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充实自身、提高国力。在工业方面，《申报》呼吁以愚公“大巧若拙”的方式“徒其精诚一也”。在开矿方面，则希望以愚公“风气以历练而愈开，精华以积久而愈辟”的精神学习西方“富厚之基、立强之本”。在技艺方面，言及专利制度，认为此靠“智巧聪明之士无不孤诣冥心，孑孑独造”，希望“守愚公移山之志，历世相继，父以诏子，子以诏孙”以求其成。在商务方面，《大公报》曾发文表示担忧，认为“中国之商务延至今日疲斯坏斯，衰极敝极”，“恐尽女娲补天，愚公移山之力逆难补救”。在交通方面，谈及西方强国“兴筑道路”的盛景，认为没有“顷刻都成平坦之途”的道理，必须得像愚公“力移北山”一样“全力赴之”，“集无量之愚公，合力围之”才能“路成道平”。国民党军官何树蕃中学时期便曾反思：“我们中国人做一件什么事，多半总是畏难，不肯去坚决进行。所以国内的实业学术都不发达”，他希望学人做研究能如愚公般狠下功夫，“一代没有研究出来，又传把他的子孙去研究，总是不畏难”，以此振兴实业，发展学术。在救亡团体的集体反思下，愚公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振兴实业的倡导精神。在救亡团体的集体反思下，愚公精神成为清末时期振兴实业的倡导精神。

辛亥革命前后，“愚公移山”被赋予抨击时政的意象。如图6所示，晚清时期，时人曾创作同名简画，将愚公描绘为官府人员形象，以讽刺北京政府将电报企业“商股移作官股”的昏庸腐败。还有时人借愚公故事表达《北山移文》的主旨，抨击讽刺袁世凯复辟帝制、尊孔复古的倒行逆施。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交火之时，主战派自喻为愚公移山，“欲划除异己”，“恐千秋万岁之后，必有人秉笔大书曰，愚公主战”。时人或借愚公故事表达对北京政府的不满；或以愚公自喻、坚持主战，已然赋予其针砭时政之功能。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愚公故事成为呼吁“抗战救国”的话语文本。丰子恺曾创作漫画《愚公》，将所移之山命名为“国耻山”，抵抗侵略的寓意明显。徐悲鸿也曾创作油画《愚公移山》，通过人物刻画与色彩运用表达民众抗战之艰苦，呼吁大众齐心协力共度时艰。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所言：“欲抒国难，须学愚公”，《新闻报》也呼吁青年人面对“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快些培养‘高尚纯洁的人格，侠义勇为的气节，刻苦耐劳的习惯’，立定‘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抱着‘愚公移山’的坚强意志，埋头干去！争得我们民族的生存”，争取最后的胜利。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进犯，许多学人都主动、自觉地运用愚公故事唤醒青年志气以抵御外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后，时人多运用该故事表达全民族抗战之众志成城。1939年的报文《愚公移山的故事：什么是民族统一战线》详细地引用愚公故事阐述全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民族统一战线“对内”要有愚公一家精诚团结的精神，“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地壮大统一战线；“对外”则要争取国际援助以发挥神力尽快地平掉大山，打倒日本侵略者，获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这是将愚公故事与抗战理论相结合的最初表达。

可以说，有关“愚公移山”的自觉性政治表达在清末就已出现，并延伸至抗战时期。而真正实现其革命化的建构者是毛泽东。中共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阐述了对于“愚公移山”的创造性理解：“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此次讲话中，他将愚公故事与中共革命观相结合，是历次有关愚公故事发言中完整度、成熟度最高的一次。该阐述与1939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文类似，关于愚公故事的运用不仅停留于精神层面的宣导，而是借其阐释抗战的路线与理论。不同之处在于“愚公”“山”“帝”的形象寓意不同。在毛泽东的论述中，要移走的两座大山是革命的目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带领亲友进行挖山的愚公是中国共产党；具有神力、肩负移山关键性作用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毛泽东创造性地将该故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相结合以动员抗战，标志着其近代政治化转型的完成。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国革命的领袖，这些思想和言行对推动该故事政治化转型与传播贡献最大。这一点在教科书场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民国时期其他政权的愚公课文主要以人格培育为核心。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提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健全之人格”，孙中山也主张“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作为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科书的经典篇目，愚公课文的教学重点即培育学生“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个人品性。而在毛泽东发表相关革命化阐述后，该故事在解放区教科书中开始呈现鲜明的政治化倾向。

一是在教学内容方面，紧跟革命形势，及时调整“挖掉两座大山”为“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观。在毛泽东的阐释中，“挖山”象征着“革命”，“愚公”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愚公移山”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这项革命事业在全面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所述的“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毛泽东在1948年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将全面抗战时期让位于民族革命的阶级革命任务纳入“移山”范畴。原来的“挖掉两座大山”改为“推翻三座大山”，愚公课文的内容也随之变化。1947年东北政委会编写的高小国语教材曾对“两座大山”作界定：“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凶恶的，以前主要是日本，现在主要是美国；封建势力就是蒋家那些反对派，以及大买办大地主。”这个界定虽然混淆了“两座大山”与“三座大山”，没有区分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但符合解放战争时期的局势需求。毛泽东“三座大山”讲话发表后，上海劳工教育工作者协会编写的《工人课本》随之改变，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领导地位：“一百多年来人民都在努力搬去挡住我们出路的大山，直到最近，由于毛主席的领导，这三座大山快要铲平了”。面对接下来的移山任务，号召大家继续发扬愚公精神“坚忍耐劳的干下去！还要在平地上盖起高楼大厦来！”可见愚公故事在解放区教材的呈现，紧跟革命形势而变化。

二是在教学思想方面，普及依靠人民群众的革命观与方法论。《共产党宣言》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也多次提到依靠群众的重要性，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中国共产党愚公课文中的移山主体不是王侯将相，也不是知识精英，而是人民群众。东北行政委员会所编教材在课后附文中指出：“我们的革命精诚，必能像北山愚公一样感动上帝，来帮助我们把这两座大山铲平。不过我们的上帝，不是迷信神话里的神仙，而是中国的老百姓。人民的力量比任何大力士都要伟大过不知几万倍，只要我们感动得人民起来了，就一定能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一齐粉碎！”并在文后附讨论题：“为什么毛主席说，要感动得老百姓起来才能把两座大山铲平？我们全国人民应该怎样？”教材一方面通过课后题引导人民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和关键性，即“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则希望借愚公故事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达成“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目的。

三是在教学形式方面，体现出深入群众生活与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观。曾负责陕甘宁边区教材编写的董纯才指出：“我们注意政治教育，固不必一定要增加政治课的时间，而是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编制课程与教材，分析问题，说明问题，使得全部课程与教材都贯穿着唯物主义的精神。”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自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中共教材编写十分注意避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强调联系民众实际情况，通过开放讨论等形式进行教学。如收录愚公故事的《工人课本》要求“教学时应根据课程内容适当地与工人生活，思想，切身经验联系起来”，“除仍应适当的讲解读法、写法、用法之外，并应在散学或自习时间内，根据课文内容进行讨论，加强学习效果”。华东新华总店出版的国语教材和东北政委会编审委员会编著的课本也曾要求根据愚公寓言中的教训，在课后“把事实学一学、举一举”，“联系自己的实际”写感想。这样的教学设计在方便学生理解的同时，还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深植于学生的思维之中。

综上观之，自晚清起，便已有“愚公移山”相关的政治性表达，时人运用该故事振兴实业、针砭时政、动员抗战，但该故事真正实现政治化传播依旧在毛泽东中共七大的相关论述之后。在中共与中国革命的政治需求下，愚公故事的社会功能完成了从人格塑形到革命动员的近代转型。

四、结语

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曾言，现代化不是一个全面西方化的过程，而是“传统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本质是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性要求的适应”。上述研究说明，《愚公移山》这则传统神话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千年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特别是政治革命与动员中发挥了引人瞩目的作用，就笔者来看，其关键因素有四：其一，普世性的内在价值是根本动因。作为《列子》中的一则寓言，该故事所传递的坚持、克难、勇气与实干精神在历朝历代始终具有积极意义。其二，符合社会需求。近代中国政治上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经济上正追赶工业浪潮，民众的心态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变，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迫切需要一种正面能量以引导方向、团结大众、共渡难关。《愚公移山》恰好符合了其时中国社会的这种精神需求。其三，新理论的阐释。近代以来该故事被一代代知识分子重新解读，特别是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阐释与宣传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相结合，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新内涵，显著地推动了其政治化。其四，新技术的加持。随着媒介科技的进步，它被报刊等新兴媒体面向大众广泛传播，成为了个人、集体乃至国家都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这也启发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上述四个层面高度结合。只有具备卓越的文化学识和深厚的社会洞察力，及时理解、把握与娴熟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焕发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