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最需要的是权威

领导者的信誉是危机期间尤为重要的资源，这种信誉不是来自于任命，任命是理论上的权威，而是来自于平时的积攒，你平时的积攒在危机中会形成尤为重要的资源。

周恩来总理的信誉，就来源于他平时的积攒，在危机处理中形成了一种资源。

1963年5月1日，“跃进”号沉没。“跃进”号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艘万吨巨轮，1963年5月1日由青岛港驶向日本，向日本运送玉米、大豆、花生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5月1日上午，《人民日报》的头版报道了从青岛港出发的新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号驶向日本。下午两点十分，“跃进”号触礁。四点十五分，“跃进”号沉没。这一事件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上午《人民日报》刚刚登完新闻，下午“跃进”号就沉了。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跃进”号就沉在今天的苏岩礁附近，它触的就是苏岩礁。

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被救起来的中方船员讲到，突然遭到了鱼雷攻击。日本报道系三枚鱼雷命中船腹。因为我们当时被美国包围东部，在我们“跃进”号沉没地点附近，济州岛是韩国的军事基地，还有釜山美国海军基地、佐世保美国海军基地。

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标志性的第一艘万吨巨轮沉了，是多么重大的失败呀。所以当时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责成处理。你看周总理的态度，他当时讲了，鱼雷如果发自潜艇，必为美军所为（因为韩国、台湾方面都没有潜艇）；如果鱼雷发自快艇，可能是美、蒋合谋。当时事态非常严重，因此成立了专家组，总参作战部的雷英夫、交通部的孙大光、海军的张学思，还有国务院的张志远、孟平，相当于我们第一个危机处理小组成员，我们第一个危机处理小组处理得非常好。

周总理代表中央的态度，认为鱼雷若发自潜艇必为美军所为，发自快艇则可能是美、蒋合谋。调查小组经过调查，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极有可能是触礁。当时东海舰队都做好了准备，周总理拿到他们这个结论以后，迅速调整。他到了上海，当时东海舰队在上海，准备调查处理，看看能不能打捞，同时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周总理来做动员，拿出调查小组的结论说有可能是触礁，东海舰队的领导大吃一惊。周总理说，这个不是结论，是一种可能，有可能被鱼雷命中，有可能触礁，让他们去调查，一切以事实为准。这是领导者态度的即时转变，更是敢于对事件进行决策的权威。

你看看领导在态度上的迅速调整，如果说领导定好了就是鱼雷攻击，说，你们去吧，好好把这事儿查实，那结论就会完全不一样。最后经过调查，确实是触礁，触的是苏岩礁。我们潜水员从苏岩礁下去，发现礁石被撞碎，海水底下六七米的礁盘有我们“跃进”号船艏油漆擦过的印迹，“跃进”号因触礁沉没。

本来可能导致一场重大国际危机的事件，温度已经快要达到沸腾，却被迅速地冷却处理，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这就是作为领导者面对重大危机时的迅即调整，面对原来已经基本定性的事件，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做出调整，实事求是，果断应变，处理危机。

这是一场非常好的危机处理，我们说危机中最需要权威，危机中又最缺乏领导权威，危机中一旦缺乏权威，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倾向。权威就是关键时刻的关键行为，危机中大家会看你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你是谁。

如果在“跃进”号事件上周总理没有根据调查得来的可能的事实做出及时的调整，大家以中央的结论为准，认为它很可能是被鱼雷攻击，然后再找出一些迎合中央结论的这种倾向的证据，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我们一方面强调危机中需要权威，另一方面最需要什么又最缺乏什么。

缺乏权威的原因在于，第一，情况不明；第二，风险巨大。所以领导人迟迟不下决心，想把情况搞清楚了再下决心，但是危机中要把情况搞清楚那一刻永远不会到来。

危机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了解情况越多越犹豫，掌握情况越多越难下决心。危机中，大量的信息，甚至是大量相互矛盾的信息涌来，就像马航事件，非常典型，没有结论。你看，现在情况越多，人越糊涂，越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情况下，危机产生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危机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能量，危机没有那么悬乎，它会对领导者个人、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造成犹豫不决，而且情况越多，了解越多，越难下决心。

这时候你要依托专家，但是你发现专家在这时候也不太管用，即便是专家，在分析重大问题的时候也只能解释其中一小部分变量和因果关系。

专家是一个领域的专家，他不是百事通，到了关键时刻，专家只能在他自己的领域很清楚，但一个危机事件往往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情况，你依托专家很难看到全面。所以西方有这样一句话，叫作"more expert,less accurate"，越是专业，越不精准。

而这个时候危机中权威的缺失往往成为危机处理失败的开始，当你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要知道失败的种子已经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步一步地长大，导致你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