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体西用，明代徐光启为何笃信天主教？他是为了拯救国运

今天网络上充斥着一批荒诞的言论，“西方伪史论”就是其中的一种。有些人认为西方没有历史，今天的西方史书都是假的，是“伪史”，外国如果有成果，那成果也要归功于中国。而他们最失智的言论就是基督教徒徐光启为了献媚于洋大人，将《永乐大典》全送给了洋人，洋人通过研习《永乐大典》开启了工业革命。我们今天先不评价这种失智言论，单说说徐光启信仰基督教真的是崇洋媚外吗？

一、西学东渐和南京教案

当中国进入17世纪时，历史上璀璨的中华文明因为封建专制的发展已经暮气沉沉，而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则方兴未艾。西学东渐，西学的到来无疑让中华文明接触到了一缕新气息。

中国和西欧之间的直接接触，或者说中国最早学习西方科技的代表性事件发生在正德时期。这时期，中国和西方殖民者之间爆发了西草湾之战，中国成功仿造了西方火器。可见明朝总体风气并不狭隘，最起码不排斥外来文化。

西草湾之战后，中西交流没有断绝，西方传教士次第来华，他们将宗教和西学掺杂在一起，力图扩大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

1616年，南京礼部发起了反基督教运动，史称“南京教案”。该事件是基督教第一次在华遭遇挫折，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基督教教案。

教案的发起者是南京礼部堂官沈㴶。他在1615年到南京入职，发现祖宗圣地竟然教堂林立，基督徒不尊贤敬孔，无三纲五常，悖逆人伦，于是他将基督教和白莲教联系在一起，通过三封奏疏，终于说动皇帝同意在南京地区清除基督徒。

面对教难，许多教徒奔走呼号，希望挽救危局，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南京太仆寺少卿徐光启的身上。

二、基督徒对南京官僚的反驳

徐光启1562年出生于上海，1597年在乡试中成绩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官僚士大夫。不过，他的家乡上海扼守南北要冲，加之隆庆开海，这里商品经济发达，风气更加开放，因此徐光启和其他士大夫的保守不同，他比较热衷于新鲜事物。

1600年，38岁的徐光启在南京见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二人相遇如伯牙遇子期，高山觅流水，利玛窦带来的西方科技让徐光启很是痴迷。

1603年，经过长时间接触，徐光启已经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刻认识，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入教。在南京由耶稣会士罗如望帮其洗礼，教名保禄（Paul）。

也许是耶和华、耶稣、玛利亚保佑，次年（1604）的会试中，徐光启成功上岸，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为文臣中最清贵之官，以后不出意外保底是六部尚书、总督巡抚。徐光启在翰林院除了编书之外，继续秉持西学爱好，和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1610年，利玛窦去世，徐光启痛失师友。1612年，徐光启翻译了《泰西水法》。

就在这时，南京教案发生。面对南京官僚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本该一帆风顺的他，决定趟一趟浑水，便给朝廷写了《辨学章疏》，希望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

好事者会说，这不正体现了徐光启“崇洋媚外”吗，自己国家的宗教还没搞明白呢，怎么想着给洋大人解困了？可正是通过《辨学章疏》，我们才能看出徐光启对基督教的“利用”。徐光启信教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可谓早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三、《辨学章疏》的内涵

今天许多人认为《辨学章疏》是徐光启的护教纲领，实际上这并不是徐光启的“皈依者狂热”，而是蕴含着徐光启丰富实用哲学的政治文章。

徐光启曾说“若崇信天主，必使数年之间，人尽为贤人君子。世道视唐虞三代且远胜之，而国家更千万年永安无危、长治无乱”。这句话看似是给基督教站台，想将中国变成宗教国家。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徐光启又说可以尝试用“社会实践之法来观耶教（基督教）改良风气之效”。徐光启口中的社会实践之法，第一便是翻译西方经典，“择内外臣僚数人，同译西来经传。凡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一一成书”。在这句话里，宗教书籍只占一部分，更多的却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书籍，甚至西方的治国思想。

在《几何原本》序言中，徐光启认为中国古代数学、音乐、机械制造工艺极其发达，只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没落，所谓“祖龙之焰”“至于今而此道尽废”。而西学的出现正好帮中国恢复古代荣光，“不意古学废绝二千年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其禆益当世，定复不小”。可见徐光启对实用技术的重视。

除了实用技术，徐光启还注重思想的革新。徐光启历来反对宋明理学的避实就虚，主张“实心、实学、实行”。杂糅三教的理学，已经无法挽回人心和帝国颓势。面对江河日下的国家，和文艺复兴借口恢复古希腊、古罗马文艺来批判现实一样，晚明士大夫将批判现实和恢复先秦儒学正统结合起来，而徐光启的方法就是借基督教来批判现实，并趁机恢复先秦儒学。

在《辨学章疏》中，徐光启就将基督教和儒学核心信条融合，所谓“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一切戒训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可见他对基督教教条的解读，也是在儒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为了达到收拾人心的目的，徐光启大肆主张辩论，不仅要和袖手谈心性的理学名士辩论，也要和腐朽的宗教封建主辩论，“陪臣与有名僧道互相辨驳；推勘穷尽，务求归一”，其目的是给予这些封建主冲击，推动其思想和学说的革新。

总之，基督教虽然被称为“事天之学”（尊奉天主，侍奉天主），但徐光启维护基督教的原因却是“补益王化”，维护明朝统治。

四、是基督徒还是儒学者

徐光启自言，自从和利玛窦接触，三年学习使其深刻了解了基督教精髓，所以才请求入教，“至是若披云然，了无可疑，时亦能作解；至是若游溟然，了亡可解，乃始服膺请事焉”。罗马教廷明确承认了徐光启的基督徒身份，教廷图书馆还藏有徐光启的宗教思想手稿。中国的教友则尊他为“开教柱石”。所以许多人认为《辨学章疏》就是徐光启维护基督教的宣言书，徐光启就是坚定的基督徒。

但“成”也《辨学章疏》，“败”也《辨学章疏》。部分学者认为在《辨学章疏》中夹杂了太多实用主义的内容，而且徐光启明言信教的核心目的是“补益王化”，因此他们认为徐光启接受基督教的动机不纯。比如，法国学者谢和耐认为：“徐光启所宣扬的不是纯粹的基督教教理，而是一种儒教和基督教的大杂烩，与16世纪在儒教和佛教之间的混合物相类似。”徐光启的理论是“在儒教那不太明确的世俗和宗教体系与传教士们的伦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结合”。

笔者认为，徐光启入教是在1603年，此时为晚明时期，社会发展已经停滞，党争、边患、贪腐侵蚀了帝国的每一寸肌肤，市民伦理崩溃，传统道德沦丧，理学成了入仕谋利的工具，理学体系越来越僵化。封闭的中华帝国进入到了尴尬境地。能否再出现一个朱熹、王阳明式的人物力挽狂澜，成了当时社会的一大任务。于是明末清初的新思潮应运而生。徐光启必须借外力，促进儒学的新变化。徐光启的弟子是著名的火器专家孙元化。孙元化也入了基督教，但他的主要工作却是造大炮，和女真人作战，挽救明朝。

所以笔者认为，徐光启、孙元化这些早期基督徒不像后世整天将天主、传教挂在嘴边的教徒一样，他们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百姓改信基督教或给百姓洗脑。因此徐光启不是纯粹的基督徒，而是利用基督教的实用主义儒学者。

文史君说

“伪史论者”不承认他国一切优秀文化，盲目自大。他们的代表言论除了徐光启献媚洋大人，还有类似的笑话：牛顿是明朝皇子，原名朱慈顿，明亡后带着《永乐大典》跑到了英国，因为觉得自己愧对先人，所以去掉了慈字，又觉得自己是两世为人，已经残缺，就去掉了“朱”字的两个撇，成了“牛顿”。看到这些话，我们真的很难想象编写出这些文案的人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伪史论在许多短视频平台和公众号中都大有市场，许多人深信不疑。可见历史科普任重道远，我们真应该像徐光启一样，低下头来，做一些实事。

参考文献

李春燕：《儒学与“天学”张力中的徐光启》，东北师大硕士论文2011年。

李兰芬：《与“神学”相遇的儒家选择——以徐光启译、著为例》，《广西大学学报》2014年6期。

冯震宇：《明末基督教徒与西方传华火器技术之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2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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