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我想不到一生将如何度过

开春回了一趟老家，夜里陪着母亲拉家常。她这次特意叮嘱不必带孩子回来，因为老大初三了，学业紧张。夜谈时她难免问起孩子的未来打算，我笑笑说：“他完全没想法，没想过自己将来要走什么样的路。”母亲一惊：“啊？这可和你那时候完全不一样啊！”

确实，我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可是早就反反复复设想过自己的人生道路了，有很多的理想等待着去实现。回头望望那个年少时的自己，我和他之间隔着一片宽阔的水面，三十年了，我成为当初自己想成为的那样了吗？

我从小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当一个作家。尽管那时的我甚至分不清作家和学者的区别，但这个念头却十分执着坚定。这与其说是什么“立志”，倒不如说是因为我除了阅读写作之外，没别的兴趣爱好。我只想做这个，也只会做这个。

有理想是一回事，理想要怎么实现，那是另一回事。现在想想，我那时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实际上是大多数人都不会选的。初三中考前，中专、卫校还很吃香，其实我爸妈也希望我能选这条路。穷人家的孩子，务实一点，也好早点踏上社会，减轻家里负担；是我坚持要继续读下去，争执之下不惜撂下一句狠话：“你们不让我读大学，我一辈子恨你们。”

父母尊重了我的选择，自此没有干预过我的自主决定，但这意味着我得承担这一决定的所有责任，因为那是我为自己选的，怨不得别人。在我高考的1995年，全国报名人数253万，普通高校招生92.6万（这两个数字，在2024年分别是1353万和1069万），这意味着当时的录取率仅为36.6%，而上重点大学、读文科的就更少了。

那时国内的文科衰落到了极低点，因为在“向前看”的社会浪潮中，文科被认为是“最没用的”，而我想报考的中文系、历史系又是文科中录取分数最低的，人文理想，一钱不值。当我和大姨说起想报考复旦中文系时，她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你妈吃了半辈子青菜，你还想让她再吃半辈子？”

虽然一想到这些，我也在深夜辗转反侧，但我还是固执地不肯放弃理想，高考“3+1”的时候，我还是选了文科方向，并且是极少人选的历史。那时全年段九个班级400多人，只有51个学生选文科，而其中又只有4人选加历史。备考的第一堂课，历史老师第一句话就说：“我倒是想问问，你们为什么要选加历史？为了你们4个人，害得我还要备课。”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有一种“为理想献身”的冲动。我当然明白家境清贫，也不是不知道读文科大概率清苦，甚至也隐隐约约地知道，学术理想是一条荆棘路。然而知道归知道，我还是执意要走下去，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总觉得，如果我没有拼尽全力就迫于现实放弃了，那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结果，我高考差了一点点没能够着心仪的复旦中文系，倒是阴差阳错被调配去读了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广告学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全家都很高兴（舅舅毫不掩饰地说“比复旦中文系好多了”），除了我——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命运的嘲弄，既满心酸楚又如释重负，因为我已经尽力了，却还是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而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我在考场上一个匪夷所思的失误：我当时太过紧张，竟然没能看到数学卷背面的最后一道题。

这像是戏剧中的荒诞桥段，但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它的冲击力有多强。在至少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都陷于一种“人生自此改变”的自怨自艾中，又由于这种处境难以被人理解同情而格外不可自拔。由于是高分落榜（那年考入厦大的上海考生中，我是文科第二名），我被调配的专业反倒比自己原先填报的中文系、历史系热门多了。一个中文系的甘肃籍师兄得知我的遭遇之后，惊讶异常：“你第四志愿还能被厦大录取，调配到新闻系广告学？也就你们上海能这样，我们甘肃哪能这么幸运？你可知足吧！”

我也知道自己运气已经不错了，但正因此，我更加无法责怪任何人，那就只能责怪自己了。我知道家境清贫，要再去读中文系的研究生不免太任性，也没人能理解支持。想到自己的学术理想就此破灭，我就情不自禁地一阵绝望。

这是我人生中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丧失了生活的意义感。在别人看来，我泡在图书馆里，读的却是文史哲而不是广告专业的书籍，看似每天过得充实无比，然而只有我自己清楚内心的无尽空虚：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这些书，似乎纯然是惯性使然，但既然我已经不再以学术为业，将来要投身商海，那继续阅读这些没什么人会看的书，所为何来？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了，读书既不崇高，也不卑微，就像有的人喜欢游泳，有的人喜欢戏剧，而我喜欢读书写作，仅此而已。

我是多年后才意识到，这一年的内心挣扎，也不是坏事：如果人生中早晚要遇到挫败，那还不如早点到来，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人的可塑性还比较强，意识到通往理想的道路很少会是笔直的，总有着起起伏伏的上坡下坡，以及无数分叉的小径；也只有经历了这些，才能学会忍受、进而享受这一路的曲折漫长。

2004年夏天，我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二十七岁了。我那时绝没想过有一天能以写作为生，就算有过这样的念头，也是早已破灭的理想，而我当时就像一个被上山下乡耽误了青春的返城知青，迟迟捡起早年的爱好时，心底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冲动。

那时我投身广告行业已经整整五年，每天所面对的事物，和年少时的学术理想几乎找不到一丁点的相似之处。这一行的劳动强度很大，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刚毕业之后不久的那个秋天，我一度连着加班了40天，其中只有一天是在晚上9点之前离开公司的。即便下班回到家里，也烦躁得看不下任何书，那是一种无法思考的状态，就像每天重体力活干完，人会累得什么都不想做，大脑只是在自动运作，机械地应对目不暇给的各种事务。

高中好友张晖在那些年里没有放弃劝我考研，我有时也忍不住心动，然而两人在一起谈得越多，我就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身处的现实与学术生活之间的差距。我感觉自己迷失已久，日渐熟悉商业社会的种种运作规则，那是与象牙塔里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然而，听他讲的内幕多了，我反倒产生了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尤其是听到他说起学术界的“近亲繁殖”、评选过程的不透明，以及与付出相比低得不成比例的回报，这都让我很不安地意识到：在中国，一个有学术理想的人想要投身学术体制，就好像要和自己最中意的异性结婚，但却不得不和他/她那个严酷的家庭一起生活。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她和几个学界中人聊起“维舟的文章能否得到学界的承认”，众说不一，但反对意见居多。我并不意外，毕竟我也深知自己写的那些，往好里说也就是“学术散文”，谈不上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更别说我这人对文史哲领域兴趣之广泛，本身就与现代的学术分科格格不入，但我也并不想谋求得到什么承认，我只是写自己想写的，重要的是写下去。

置身学术体制之外，当然术业无专攻，但对我倒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至少我可以任由自己随性而为，享受纯粹的阅读乐趣。我没有指标，没有论文压力，写书评也无须顾忌学界关系，而本职的收入也让我有底气不用为了稿酬去写自己不想写的文章。有了这样的体会，我才渐渐意识到，经济支撑对于“自由而无用”的兴趣是多么重要。

很长时间里，我对本职工作都谈不上有什么激情，那不过是一份我赖以谋生的职业，尽职做好，对得起那份薪水而已。我所从事的，还不是文案这样更具“创意”的工作，而是媒介计划，那需要整天和收视率、点击率、预算等等各种数字打交道。至少在那些年里，我自认本职工作和个人兴趣没有一点关联——这倒也未必是坏事，因为这让我学会了把工作和生活截然分开：工作的时候就忙工作，下班了，在公交车上拿起一本书，就迅速切换到另一个模式，尽量不去想工作的事了。那是我的双重生活。

我没有觉得这是好的，倒不如说是迫不得已的妥协，心底里想的还是能有一天全身心去阅读写作，但2013年春张晖的英年早逝，给了我意外的重重一击。他那些年专攻古典文学研究，一路读到博士后，毕业后进入社科院文学所，他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人生理想。正因此，他的病逝是对我的双重打击：不仅仅是失去一个知己，长久以来的理想也再一次遭受重创。

在漫长的追思中，我重新审视了两个人这些年来在人生转折点上的一次次选择，逐渐看清了来时路。我头一次真正释怀，不再像以往那样遗憾自己没能从一开始就走对，我们只不过是走了不同的路。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死亡”这回事，总觉得距离自己十分遥远，但那时候，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张晖至少留下了十几本著作，但如果我明天就走了，那我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我想，这是张晖给我的最后的礼物。

兜兜转转下来，我终于在人到中年之际迟迟意识到，长久以来的双重生活，实际上未必那么割裂：那些年里，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在阅读中所获得的知识，固然对我的工作有所帮助；但反过来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也并不只是给我提供了收入，职场历练至少让我理解了现代商业文化，而这对于观察和理解现代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更不用说职场上学到的调研、演讲、时间管理等技能，都有益于我的阅读写作。承认这一点没什么不好意思。

多年后，我的双重生活也难以为继。自2020年春在集团裁员浪潮中下岗以来，我在四年里三次失业，这在经济上当然是接踵而来的打击，但从心理上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解脱——我终于不用再挣扎于工作和兴趣之间的两难，由于失去，我也得自由了。我没有想过，少年时对阅读写作的理想，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来。

对我来说，这是最坏的时刻，也是最好的时刻：生活的压力在人到中年之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但我内心却从未如此安详和坚定。无论前方还有什么等待着我，我都坦然无惧。

得承认，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大抵波澜不惊。尽管回想起来有过这样那样的波折，但那冲击只是发生在我内心深处，在旁人眼里，难道这也能算是什么波折？毕竟要说起来，有几个人活到这岁数能没经历过一点风浪呢？

这样平淡的人生，之所以还值得讲出来，是因为我发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真诚的自传是很少的。更常见的是：成功者会篡改早年的事迹，以显得自己的成功早就有迹可循；而失败者则很少愿意谈及过往，那是他们宁可遗忘的尴尬和痛苦。从这一意义上，自传是需要勇气的，毕竟面对自我、正视自我都一样难。

正如德国生物学家维尔纳·西费尔在《叙事本能》一书所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连贯的人生故事，无论是什么样可怕的经历，只要转化为语言，那这样的自由书写就能改善几乎任何人的身心健康，因为在叙述中不仅可以让人发现问题，也能经过反思找到应对生活挑战的策略。任何叙述者当然都难免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中截取一些，从而赋予某个意义：

“在对故事进行全新诠释时，若有必要，可以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叙述。我们的自传可能是基于某种完全不同的传记产生的，毕竟，自己的生活可能原本就是另一副模样！自传中的‘我的生活’可能并不存在。换句话说，我每天过日子、感慨失败、庆祝成功，我要讲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或者只有一个，但是这个故事和任何一个好故事一样，有很多解读方式。所以说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好故事。”

我成为今天的我，肯定不是我年少时能料想到的人生剧本，我那时对人生的理解很单纯，仿佛那无非是“理想”的实现过程，不掺杂着“现实”的杂质。但随后的经历表明，在一段数十年的旅程中，不可能没有意外发生，而这种意外有时还会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自从高考失利后因为一连串巧合让我去读了一个不曾想到的专业之后，我对生活中的偶然性因素始终保持警惕。

从我的感受来说，人只要坚持下来，似乎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但未必是以原先设想的方式，常常倒是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实现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一言难尽的荒诞，这或许是命运对人类饱含戏谑的善意。

作为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我原本并不欢迎意外，因为这首先就意味着打乱我的计划，但也是在历经世事之后，我逐渐意识到，旅程中难免有意外，而有时计划之外的不确定性倒是也能带来惊喜，与其抗拒，不如顺其自然拥抱它。

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也有必要对现在面临和我当初一样处境的孩子说：重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未来人生规划，而是积极拥抱变化的能力。我知道现在和他们讲大道理（“你要有远见”）毫无用处，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既没有紧迫感，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做；还不如让他们培养好自己的兴趣，以及遇到问题时如何解决的能力，这样，当他们以后人生中遇到变故，好歹知道究竟朝哪个方向走。

最近这五年里，我们活生生见证了风险社会的降临，也看到了太多人在风险面前的脆弱与恐惧，然而，退缩、躲避并不能换取真正的安全。也是因此，我这两年来愈发觉得，勇气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品质。

无论如何，正是这些年来的种种经历，塑造了当下的我。有些变动和冲击超乎我的预料，甚至一度让我偏离航向，但最终它们都丰富了我的人生，让我看到了未曾预料到的风景。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在他的一部小说中问道：“一个人如何能够将自己的生活过到极致？”他的回答是：“把尽可能广泛的经历转变为有意识的思想。”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但我会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