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25年3月15日,“赓续与回响—当代帖学十四人作品展”在岭南美术馆隆重开幕。此次展览以 “帖学”为核心基调,汇聚了来自南北书坛十四位新帖学书家的228件(套)精品力作,集中展现了帖学在当代语境下的蓬勃生命力与创造性转化。当日下午,《帖学的当代思考》学术研讨会在展览现场举行,以下为刘彦湖先生在研讨会上发言实录。
刘彦湖发言:
首先,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展览,与有荣焉。然后,
我想从如下的四个方面:即学习,批判,重建和创造,简单谈几句。
刘彦湖《临董其昌》
38x206cm
作品局部
我们的书法是很特殊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今天如果没有书法的话,我们跟上千年的传统的关联也许就没那么密切了,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是通过书法跟我们的传统文化建立起了一个深度的关联,这是很特殊的一种门类,其他的门类,比如古典诗词也会跟传统发生密切的关联,但是古诗词的受众,或者是参与者比起书法从事者或者爱好者还是要少得多。
我们面对传统或者说面对书法的历史,我特别同意日本的理论家伊福部隆彦的一个说法,他说:对于传统的学习就是对传统的批判。
刘彦湖 《倪宽赞》
292.5×114.3cm×3
作品局部
学习书法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如果不临帖不临古的话,想进入书法的门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书法史的学习就显得非常重要,古代的书法遗迹,无论是名家的经典的,还是无名者的所谓民间的遗迹都是我们学习的内容。
所以书法是通过我们一笔一笔地从年轻时建立起来的,或者是哪怕晚一点的话,也是要跟传统一点一点地对话,来使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门径,当然有老师,有一个好的老师的指导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其实就涉及一个批判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建立起一种批判的眼光,凡是古代的作品那些所谓的经典,就成为我们学习的范本,不加辨别的一味模仿,我想也是不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书法里边号称经典的《古诗四帖》,在我看来就没那么高级。又比如《峄山碑》,赵之谦说那就是郑文宝抄《史记》,所以我们写书法史的好多教材,就把这种东西安放在秦代的书法史里边了,这是不可以的,它已经是传抄系统的东西,是被一代一代的改造过的,跟秦代的那种风格,那种神韵已相去甚远了。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批判的眼光,你就是学了所谓的传统,也没有意义,所以在学习中还要不断地建立起批判的眼光,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那些可能先秦的也好,魏晋也好,就是那些民间的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它不是名家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的先秦的文字几乎都是精英阶层的创造,比如商代的甲骨文,创造者是专门从事于此的贞人组,想一想看,那个是一个特别的核心集团,占卜是沟通天人的。然后整个的西周,直到春秋战国的时候,也最多到士大夫阶层,一直是精英文化建构起来的一个东西,不是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种所谓的民间书手就可以写的,先秦几乎没有这样的东西。
既使是到了汉代,那种边塞的简册文书,首先也要认识足够多的字,才可以成为书吏,所以,我们对于古典的东西要有一个批判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
比如赵孟頫,今天因为看了大东仿赵孟頫的那件作品,我觉得赵孟頫在书法上了不起的成就可能在篆书,而其他书体楷行是被高估了,他的笔机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不可能写好草书的。因为李阳冰的墨迹到宋代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文人的篆书墨迹是从赵孟頫开始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最高级的文人篆书墨迹,在赵孟頫之前我们几乎是看不到的。我对篆书笔法的领会就是通过学习赵孟頫的篆书而不是通过清代人的篆书。
刘彦湖 蔡襄《虹县帖》
28×38cm×2
作品局部
他的行书楷书用笔已经显得有些拖沓了,它的空间跟魏晋时期的很不一样。帖学在这种传统里边,在不断传承也好,或者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好,比如坐姿的改变,跟王羲之那个时代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最大的一个不同,我们今天的书写,只要不是悬肘悬腕,其实毛笔很软,我们手臂的重量就足以把这个笔压得很怠惰,就拖沓在纸面上。
古人简帛也好,王羲之时代的手札也好,《北齐校书图》是很好的例证,简册和纸张几乎是拿在手里边,而另一只手在一个悬空的状态下书写,跟今天写字的状态就是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姜白石所说的“想见古人挥运之时”,我们就能够通过墨迹,来解读古人的书写状态。如果不理解这些,既使描摹得再像,既使用了透台,可以做出复制品来,能够以假乱真,但当他自由挥洒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形似,我们还要在自由挥洒的状态去接近那种内在的精神状态。
刘彦湖 《临米芾》
38x313cm
第三方面,重建。我们知道碑学运动的一个起因是乘“帖学之坏”,尤其是晚明刻帖的泛滥,已经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于是,下真迹一等的碑刻比很多刻帖更能传递古代书法的精神气象。碑学运动无论是否足够自觉,对于碑学运动理论的建构是否足够完美,都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事实上,碑学运动的结果就如同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晚清民国以来,寰宇访碑与现代考古学的接力,使得我们的眼界早已跳脱出唐代人所建构起来的中国书法史的框架,我们今天才能从殷周甲骨金文以至春秋战国,秦汉六朝……我们对于中国书法史,书法传统才有了一个整全的认知。这样的整全性认知才有可能对中国书法探本求源,才能够明了其来龙去脉。
这种重建的工作首先要感谢碑学运动的先驱们不满足唐代书论家们有限的眼界,不满足于“二王”的笼罩。还要感谢一代代文字学家们在字学上为我们奠定的坚实的基础。前人说书学的基础是字学,这是很有道理的。我想这样的重建工作才刚刚开始,还必须进一步深化下去。
黄宾虹先生在他所处的时代,强调金石,提出了所谓画学的“嘉道中兴”,西泠印社当时还出了一系列金石家的书画作品集,这都是碑学运动形成的风气使然。金石是相对笔墨而言的,如果说笔墨强调的是王羲之以来的帖学传统,那么金石就是要探求到王羲之背后的那个更悠远的传统。
刘彦湖 《草书歌行》
57x51cmx12
今天大量的战国简帛墨迹的出现,我们发现强调金石又有点不够了,因为,可以具体讨论和足以取法的笔墨的书写已经存在于先秦了,战国的简帛,春秋的盟书等等。
所以今天洪镇兄、慧平兄以及整个的策展团队策划这样一个帖学展览,可谓正当其时,就是说对于中国书法史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就是一个不断的重建过程。事实上我们的目光已经延伸到整个先秦了,这已经大大地突破了自唐代建构起来的理论框架。
王国维先生说新问题源于新材料的发现。我们对书法的认知,对于传统的认知正是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认知的深化和重建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面向未来。面向未来就是我最后要讲的创造。前人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这是非常正确的。
刘彦湖 《陶生帖》
28x38cmx2
就我几十年的思考和尝试,我想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续民国以来的精英书法道路,这条道路无疑要求我们要更好地了解和发扬传统,取精用宏。另一条就是接续战后**书法整个一代人的努力,在现代书法的道路上怎样向前推进一步。如果说日本的书法是现代主义的,那么向前推进一步主要思考的应是书法的当代性转化。
我想我们很幸运地遇上一个伟大的时代,尤其对于书法人而言是无与伦比的最好的时代,仅就从可以看到的材料和眼界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会比我们更幸运。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黄宾虹他们只能说穿透力、理解力非常好。他们能够见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那些战国文字,跟我们今天那种我们可以清晰的探讨战国文字的地域风格,比如秦、楚、齐、燕、晋五系远不能比。
刘彦湖《张孝祥书尺牍》
24x36cm
再比如说技术的进步,高清大图,比如今天重印的《侯马盟书》高清版,那些蝌蚪文,唐代人以为是我们文字的最早的一个书体,其实也不过就是春秋战国时候那种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真真切切地知道古人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条件,如果要是真的有一种批判的眼光,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取法,我们的创造其实就是大有希望的。
我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展览,也近距离看了比我年轻的同道和后劲所达致的难能可贵的境地。这是我对中国书法的未来抱有希望的前提。
刘彦湖
1960年3 月生于黑龙江省,原籍吉林磐石人。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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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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