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5日,一列从武汉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60来岁依然精神矍铄的农村老太太,带着两名年轻漂亮的女孩,一路十分喜悦,谈笑风生。她们一行三人到达北京之后,丝毫没有停歇,手里提着行李一路打听直奔中南海正门,这是一个神秘、又神圣的地方,从农村来的三个人看到昂首挺胸,目光坚毅,威武霸气,紧握钢枪,姿态挺拔,散发出令人生畏气势的站岗卫士,一开始心里有些发怵,远远站在边上不敢上前,但一合计三人还是硬着头皮走了前去。
门前的卫兵见三个人走了过来,赶紧过来问他们有什么事情,年纪大的妇人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叠照片、书信等物件来证明身份,对卫兵说自己是从湖北咸宁来的,因为家里的事情,想找自己的亲戚,时任总参谋长黄永胜,并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求见的缘由,希望卫兵能让自己进去。
此时,一名卫兵走进传达室打了一通电话,向上面详细汇报了有一老二少三位女人在门口等着找总参谋长黄永胜的事情。电话联系没过多久,从里面走出二名比卫兵年纪略大的军官模样的人,看到三人后态度十分和蔼,非常客气地对她们说“首长现在很忙,你们有什么事,我们负责向首长汇报,你们先休息。”随即把她们三人带到了不远处的军队招待所,每人安排了一个上好的房间,天天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住在招待所的三个人并不寂寞,往后这几天,二位好客的军人把她们安排得妥妥当当,每天都准时开车过来,带着她们到故宫、颐和园等地游玩,还都替他们购好门票,让她们玩得十分开心。唯一觉得空落落的是,她们此行的正事还没有着落,便又问起军人: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黄永胜。不过,他们在招待所住了第三天的那个晚上,黄永胜来招待所见了她们。此时老妇人看到黄永胜,这个时候黄永胜看上去神情有些憔悴,但也算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老妇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要知道,两人这是1952年见面之后时隔19年的再相逢。
情绪稳定下来之后,老妇人对着黄永胜说:那个时候你告诉我,要是碰到什么困难来找你,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会帮助你解决。现在我真的碰对了一个困难,需要你的帮忙。于是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作了介绍。最后希望他能解决自己的困难。
谁知,此时的黄永胜一反常态,情绪十分低落地勾下头,面部表情带着一些痛苦,幽幽地对老妇人说“我犯错误了。你们的忙我帮不上,你们先在北京玩几天,就回去吧,好好保重身体!”,并内疚地一再强调你这事我真的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没说几句话便转过身走了。丢下惊愕不已的三人半天才回过神来,看来这事是没戏了。
第二天,原先接待她们三人的军人帮买好了火车票,送她们上车回到了武汉。在火车站临别之时,一名军人把五张十元的钞票塞到老妇人的手上,不郑重地特别叮嘱:这是首长特别交代送给你的一点心意。老妇人接过这叠钞票,心里又涌上一阵酸楚,眼角泛起了泪花。
距离到北京求黄永胜办事一个多月之后,一则重磅消息传到湖北咸宁老妇人的老家,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去找他的时候实在不巧,那年的15号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身为军委办事组长、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对这事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时的他正面临着上级的审查,焦头烂额,心力交瘁,自知罪责难逃的他哪里有心思帮她办这事。不过,这一时间点他尚未隔离审查,明理的上级还是同意他到军队招待所去见见家乡来的亲人。自此之后,身陷囹圄的他再也没有和家乡人联系过。
原来,这名到北京求黄永胜办事的妇人,正是他在老家时名义上的前妻,名叫镇秀莲,她是咸宁麻塘乡冯家滩村人,这个村距离黄永胜的老家高桥镇黄铁村只有六华里,镇秀莲的母亲钱氏是黄永胜的母亲彭氏同母异父的姐姐,姐妹两人的关系很好。钱氏嫁给冯家滩村镇乃襄为妻,夫妻生三子四女:镇天师、镇珍珠(女)、镇天诚、镇莲珠(女)、镇天淳、镇秀莲(1912.2.13—1989)、镇从莲(女)。彭氏则嫁高桥镇黄铁村人黄敦富为妻,夫妻生三子二女::黄叙金、黄叙云(女)、黄叙玉(女)、黄叙钱(黄永胜)、黄叙元。
黄永胜老家高桥镇黄铁村,坐落在咸宁南边25公里处的幕埠山怀抱的一个小山村,村子前有溪水,后有青山,茂林修竹,山花掩映,如今的村里的房子都是泥墙布瓦,青石小路,风光秀丽,古朴悠然。远远望去,山清水秀,白云悠悠,翠峰如浪。很像宋词中“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的去处,既优美又僻静,这一带盛产毛竹,许多人会做篾匠,他的祖父黄祥东、父亲黄敦富农忙就种地,农闲做篾匠。
在黄永胜十来岁的时候,在田里和做篾匠手艺摸爬滚打一辈子的祖父,觉得家庭要荣耀,必须要出个把学子,便决定要送一个孩子去读书,便在几个孙子里面挑来挑去,他觉得黄永胜这孩子从小发育得很好,聪明乖巧,很有灵性,悟性很好,聪慧灵敏,讨人喜欢,最后就挑中了他,只让一个人读书,先是把他送到咸宁八斗畈余家祠堂私塾开蒙,三年毛童馆(私塾)学了些《论语》 《孟子》 《中庸》 《大学》等古文,这还不够,他还把他送到武昌省府当年张之洞开办的一所小学读了一年多的新学,这样前后加起来读了五年书的黄永胜,在村子里那可以算是一个妥妥的知识分子了。
不过,后来由于家庭的原因,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干农活兼学手艺。别看这十来岁的孩子,因个头长得较高,家里的农活一学就会,犁田、耙田、施肥、播种、锄地、收割等主要农活,干得比大人都精细,尤其是做篾匠手艺也算是出类拔萃,编织各种各样的花篮、竹椅、竹床、竹垫、竹席、竹窗等竹器制品,挑到六七十里路以外的金牛、武昌、贺胜、官埠、横沟,以及双溪桥等地去卖,家境也慢慢地好起来,村里人都对他树起大拇指,这孩子农活干得好、手艺也出色,生意做得贼精,往后发家致富有保障。
那个时候,黄永胜经常到麻塘乡冯家滩的姨妈家玩,他跟三表哥镇天淳年龄相仿,关系比较铁,每次到姨妈家做客时,都不忘记在姨妈露几手,为他家编织了许多篾器,这些他编的篾篓之类,堆满了其三表哥镇天淳家的阁楼,黄永胜成名之后有人提议在他老家搞旧居什么的,镇天淳计划把这些他的杰作弄过去展示一下,当然,后来不了了之。总体来说,镇家全家都很喜欢这个勤劳、机灵的少年,黄永胜的表妹镇秀莲也很喜欢他。不过,黄永胜对没上过学的小脚表妹有些不屑。
就在黄永胜17岁的那一年,大革命浪潮席卷两湖地区,各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读了点书,人长得魁梧,气场强大,为人仗义,点子多,长年累月在外面跑来跑去做生意见识广,颇有老大的权威和派头,成为周边村落 “孩子王”的黄永胜,并不安份在家做这些农活手艺,利用自己平常在村子里的号召力,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同龄人组成的民军进行响应,他自任队长,专门和土豪劣绅作斗争。有一次,他把作恶多端的乡长、保长绑了起来,声称要进行镇压,当然那个时候不是很规范,队员中有胆小怕事的,夜里偷偷释放了他们。
接下来,乡长、保长组织起地主恶霸还乡团,对黄永胜大逆不道的事情进行清算,得到风声的黄永胜是跑掉了,但跑掉和尚跑不了庙,这些人找到他的父亲黄敦富,一是要他交人,二是花钱消灾,三是管教住儿子。随后开出300大洋天价的罚款,老实憨厚的黄敦富没有办法,只得多方筹集了300大洋,交给了乡长,他为保儿子的命所有家当都填了进去,气得他父亲说不出话来。
为了防止儿子再度犯事,父亲黄敦富决定为他找一个媳妇拴住儿子的心,便找到自己的大姨商量镇家三姑娘娶过来,在农历四月初的那个吉日,17岁的黄永胜与18岁的镇秀莲,奉父母之命成婚,不过,这现象在在当年的农村里是普遍现象,从此,很多人呆在家里,守几亩薄田和老婆过一辈子,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怀着不安分守己的心很久的黄永胜,产生了逆反心理,对这段婚姻极度不满意,他决定用行动抗议。名义上他是结了婚,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碰过这个表姐,他很少回家,一天到晚在外面训练农民自卫军,不是睡在露天野外,就是睡在桥底破庙里。镇秀莲只能天天独守空房,默默流泪悲伤。
直到那年六月份,黄永胜打听到60里外的官埠桥武昌南湖武汉警卫团需要招收新兵,那天深夜,便邀了几名同样在农民自卫军中的同乡前往投军,并顺利进入这支部队,成为了警卫团的战士,卢德铭是该团团长。从此,他与新婚不久的妻子镇秀莲离开,黄永胜一去如黄鹤,她等了一年又一年。房前屋后的李花开了又谢,屋前的梨花开了又谢。她常倚门而立,眺望湾前的大路,看有没有军人朝她家走来。她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进入黄家的她为人贤淑能干,孝顺公婆,关心体贴家人。
由于黄永胜后来又参加了红军,并且改了名字,他的老家是白区,他怕连累家人,根本不敢向家里通讯。家里人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只是偶然有家里人回来带些消息,正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在江西的战事非常激烈,那时谣言传得很厉害,特别是有几个打散的人逃回了老家,说当时担任团长的黄永胜在丁毛山战斗中牺牲了,这一次,黄永胜的哥哥黄叙金与堂弟黄叙银一块,还特地前往江西吉安,目的是想证实自己的哥是不是真的战死了,万一有这种情况,顺便进行收尸,以盼望期能落叶归根,可惜的是,兄弟俩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到了永丰,却啥也没有打听到,只得失望而归。
实际上丁毛山这场战斗是红军打得异常艰苦,根据后来李聚奎、代政委谭政提交的《关于丁毛山战斗经过详报》描述: “敌人先以炮兵轰击我靠近马路的堡垒,并以炮火、机枪火力掩护其步兵猛烈突击。七时半占领我靠近马路小高地的堡垒,上坑西北堡垒的守备部队,在敌人向左翼攻击时毫无戒备,在敌人接近时竟无抵抗的仓惶溃退,致重要阵地被敌很容易的占领,使上坑西北高地堡垒陷于孤立,受右侧敌人侧射,于九时许亦被敌占领。敌夺取我阵地后,即迅速改造堡垒,加修工事固守,我军则撤在竹嵩岭、刀石及下坑后面一带山地,与敌对峙至十四时许。”
这次丁毛山战斗,首先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唐云山的93师和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其次是红军没有坚利火器,特别是重武器,对龟缩在堡垒内的敌人无可奈何,我军不仅打不进去,还受到敌人据坚而守的反击杀伤。黄永胜率领担任主攻任务的红3团,团长黄永胜多次带队冲锋,打得十分勇猛,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包围敌军,却啃不动敌人。自身伤亡惨重,单指挥人员就伤亡45人之多,因为这次战斗,黄永胜还荣获一枚三级红星奖章。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传回老家的竟然是他战死的消息。
不过,这次家里人寻找之后,基本上确定一去这么多年杳无音信的他,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肯定是死在外面了。因此,只是在清明节或者重要的节日,家里人才会在空余的餐桌上摆上一双筷子和一只碗,以纪念这名曾经是家中成员的老四。这时,年龄才二十多岁的“寡妇”镇秀莲成为了一家人的一块心病,她的二哥镇天诚十分关心妹妹镇秀莲,后来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做客。并认识了一个生意上的伙伴,是咸宁县横沟桥大屋徐村人,名叫徐为禄,当年30多岁,因为前妻病故,留下一个9岁的女孩。镇天诚夫妇便撮合妹妹嫁给徐为禄,镇秀莲十分不愿意做填房,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自己的丈夫黄永胜,一定是福大命大,平安回家,更指望的是能重圆旧梦。
但是,最终在哥哥嫂子的一再劝说之后,最后于1937年违心地嫁给了徐为禄,这一年,她25岁,和黄永胜分开10年了。不过,徐为禄经商卖药材,家境富裕,在汉口、天门都有药店,家中的豪宅是村中最好的房子,家里还有十几箱金银细软。横沟桥镇这个徐氏村落就是因为这栋豪宅,而被命名为“大屋徐村”。 1938年,镇秀莲、徐天禄的女儿徐长寿(徐本英)出生了。这一年秋天,徐家豪宅被日军焚毁。经过这次磨难,本有肺病的徐天禄一病不起,于1941年病逝。从此,镇秀莲带着14岁的继女和4岁的小女儿徐长寿(徐本英)一起艰难生活。
而这个时候的黄永胜,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正师),六年以后,他认识了三分区民运部组织部妇女部部长,比他小8岁的项辉方,两人经组织批准,结为伉俪,项辉方是河北完县(今顺平)腰山乡北新兴村,毕业于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位漂亮又有文化,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
1950年代那个夏天,全国已经解放了,时任兵团司令员的黄永胜从武汉回到咸宁高桥镇黄铁铺村,他骑着高头大马,在几名警卫员的陪同下,向老家疾驰而去,此时他的心情格外的好,巍巍的青山,盘桓的小路,山脚蜿蜒的小溪,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小河两岸桃红枊绿,春意盎然,沿岸山峦的红杜鹃漫山遍野,随风摇曳,色泽绚丽、妩媚多姿,在山风的吹拂下如笑如语,分外妩媚,频频点头,似乎在欢迎这位久别的游子回到故乡。
回到家后,他第一件事情便派大哥黄叙金接镇秀莲过来见面,随后,黄把镇秀莲接到了武汉住了一个多月。她住在汉口一个带院落的花园洋房内,门口有警卫员站岗。工作人员带镇秀莲在武汉归元寺、民众乐园、中山公园等地游玩。黄永胜的妻子项辉方,戴一副眼镜,对镇秀莲尊重有加,一口一声叫“大姐”,使她感觉到非常的亲切,从前的一切恩怨情仇顿时烟消云散。
后来,黄永胜当上了大军区司令员,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总参谋长,成为当地名气很大的人物,他自然不会忘记镇秀莲,还不时给她寄来汇款,接济前妻的生活,还多次寄来相片。这些信件中,黄永胜十分关心镇秀莲的生活,问其有什么困难。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对他进行帮助。镇秀莲完整地保存着这些信件和照片,一直到1989年11月她逝世为止。当然,镇秀莲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自然也没有什么需要站在高层的人帮什么。
然而,巧的是就在1971年9月份的时候,镇秀莲的亲弟弟镇天诚的两位孙女,特地来到这位已近花甲之年的姑奶奶家,找她帮一个忙,原来他们在部队当兵,上面通知他准备复员,按理说这本来就得当地安排工作的。但战友们告诉她们,要是有关系,便可以转业到好的部门。于是便想起了担任总参谋长这样高级职务的姑爷爷黄永胜,那时电话什么的联系不是很方便,决定请自己的亲姑奶奶去一趟北京,想请他帮忙在复员时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
镇秀莲一听这事,便想起黄永胜亲自说的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他帮忙的话,加上近二十年没有见过他了。特别是想到自己二哥镇天诚对自己的恩情似海,二话没说便满口答应,随即打点行李,和两位侄孙女一起登上火车来到北京,便有了文章开头所说的三个人谈笑风生的情形。
令张秀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来的却是黄永胜从云端掉进泥潭的遭遇。十年之后的1981年,面对特别法庭审判主犯黄永胜时,镇秀莲对着电视里的他,看得如此专注,如此用心,不时眼睛里冒着泪花,自言自语地说:“老了、老得多了……”二年后黄永胜去世时,镇秀莲得到消息后异常伤心,悲悲切切地说“走得这么早、走得这么快呢……”,六年之后镇秀莲去世时,对后人喃喃地说:咱穷的人命咋这么长哪……言谈之中似乎对黄永胜比她更早离世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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