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纵观全球，西方多数国家倾向于控枪而非全面禁枪，允许公民以合法方式持有枪支。枪支使用者大体分为国家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以及公民个人。各国枪支管理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公民持枪的管控上，如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亚洲的以色列、印度和南美的巴西等，或因自卫，或为收藏、休闲，多允许公民合法持枪。其中，美国个人持枪量居首，立法完善，对购枪者资格、信息登记等有严格规定，非法售枪将面临重罚。瑞士“全民皆兵”，服役期满公民可带枪回家。巴西则规定购枪者年龄，且枪支仅限家中或单位保存，不得外携。中国枪支管控历程曲折，直至1996年才全面禁枪。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策相对宽松，中学校长、服务员、通讯员等公务人员皆可持枪。民国时期，北洋与国民政府均允许个人合法拥枪，加之战乱频仍，民间枪支散落众多。建国后，新政权为收缴与规范枪支，颁布《枪支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枪支定义、上缴要求，规定除部队、公安外，特定级别干部及部分公营单位人员经批准可佩枪，且须持持枪证。然而，因持枪人员定义宽泛，收缴后民间仍遗留大量枪支。例如，1963年山东省登记政府机关等自卫枪支，发现2.29万支枪与220万发子弹，其中昌滩、聊城等地，近半短枪分散在不应持枪者手中，甚至公安部下拨的专用枪也有部分被调换至其他部门。
“文攻武斗”时期，枪支管理陷入全面失序，大量枪支弹药如潮水般涌入民间，泛滥之势难以遏制。1967年，中央虽出台规定，严禁军分区、人武部将枪支弹药发给特定群体，但民间枪支泛滥已成既定事实。当时，曾发生多起不同派别因抢夺枪支而引发的激烈冲突，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此前出台的《枪支管理暂行办法》已基本失效。至于流入民间的枪支数量，粗略估计约百万支。另有数据显示，截至1969年，全国共收回各类枪支约213万支、火炮1万多门、枪弹超3亿发、手榴弹达270多万枚，但由于统计时未涵盖军工厂新产品及群众自制武器弹药，实际数字可能更为惊人。
上世纪80年代，枪支管控显著收紧，尤其聚焦党政干部配枪清理。新《枪支管理办法》明确合法持枪者范围，仅边防、海防等偏僻地区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及少数需武器单位可佩枪，同时允许18岁以上非专业狩猎公民持枪，每人限两支。彼时，党政干部配枪问题突出，山东省在办法颁布当年便收缴非法佩枪6393支，后续又多次清理，如1983年收回1420支，1984年收缴4335支及子弹2万余发。1986年，公安部专门下发通知，指出党政干部佩枪范围扩大、数量增多，并列举了邯郸供电局副局长、山西淮海机械厂党委书记因保管不善致枪支失窃而引发的恶性事件，强调规范公务用枪刻不容缓。
上世纪90年代，企业、个人非法生产致民间非法枪支激增，恶性事件频发。公安部统计，1991—1995年全国持枪犯罪案件超1万起，1995年就达3000多起，同期收缴非法枪支105万支，含1.3万支军用枪。1996年，我国出台最严厉《枪支管理法》，确立“非法持枪就是犯罪”原则，大幅缩小公务用枪范围，废除党政干部配枪，严格限制猎枪使用，仅政府批准的狩猎场、科研单位及特定猎民、牧民可配置。然而，严厉禁枪下枪支仍就泛滥，跨国走私严重，如2000年边境查获大量俄制子弹、军用枪支；国内制枪贩枪猖獗，黑枪成本低、利润高，犯罪分子可通过网络等方式“足不出户”交易。
如今，中国禁枪之严举世皆知，甚至到了买仿真枪都可能被判无期的地步。2015年，一名少年因从台湾网购仿真枪，被福建泉州中院一审以“走私武器”罪判处无期徒刑。这源于中国对枪支的严格定义，发射弹丸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即认定为枪支，而仿真枪则应小于此数值，可1.8焦耳/平方厘米的动能仅能对眼睛造成轻伤。此判罚在民间引发巨大争议，2016年福建省高院认为原审量刑不当作出再审裁定，2018年再审改判为7年3个月有期徒刑。中国严格的枪支、仿真枪管制，即便不考虑公民自卫需求，也让众多狩猎、军事、收藏爱好者难以合法持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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