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十五五”时期中国金融业直面增长换挡

文/周瑾（天职国际金融咨询合伙人，武汉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专业研究生校外导师）

“十五五”时期，中国金融业将行驶于历史性变革的关键交汇点。宏观经济的引擎悄然换挡，科技浪潮滚滚而来，深层社会结构的转型日益凸显，叠加国际舞台上的波谲云诡，都在重塑着行业发展的脉络与方向。

由简单跟随扩张转为支持经济结构优化

从宏观环境看，我国经济增长引擎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消费新势能正孕育而出。

具体而言，国际贸易摩擦叠加地缘政治风险构成显著压力，外贸高增长时代遭遇阻力；投资引擎也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困扰，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地方政府债务约束对传统基建投资的增长路径形成一定挤压。

居民消费方面，增长动能正在转换。居民消费呈现多点开花局面，健康医疗、文化旅游、数字内容与体验式服务等新兴消费类别快速扩张，绿色低碳消费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引领新潮流。同时，县域经济与下沉市场释放巨大潜能，正在成为拓展国内消费的战略性支点。

因此，中国金融业需主动变革。金融机构也需主动适应新变化，由简单跟随扩张转为支持经济结构优化。譬如，对于先进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构建专业化的中长期融资支撑体系；积极开拓跨境金融服务，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外需突围保驾护航；在消费金融领域，应重点布局场景化、智能化服务，提升对绿色消费、县域经济的精准适配能力。

资金投放前瞻性配置成关键

进一步观察产业结构，行业迭代并购提速、资金投放前瞻性配置成关键。

部分传统领域供需失衡，行业深度整合将成为常态。同时，新兴产业如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正处于初创企业洗牌与龙头整合的关键阶段，但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也蕴含着巨大的“结构性机遇”。

把握“结构性机遇”的核心在于新旧动能有序更迭，因此，投资与信贷资源配置应更具前瞻性与灵活性。

金融机构一方面要强化对并购重组活动的资本支持，为产业整合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方案；另一方面应动态优化信贷与投资结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战略性倾斜。同时也要积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联动机制，推动资本更高效服务于科创企业的全周期成长路径。

居民财富配置向多元金融资产转换

2017年新出生人口到达顶峰后快速下滑，2022年开始总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拐点已经到来。

伴随适婚适育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生育率走低。与此同时，老龄化进程却明显提速，老年抚养系数不断攀升，给整个社会带来系统性挑战。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让养老金融迎来战略机遇期。随着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的试点和推广，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加速完善，为养老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增量空间。

围绕个人养老金账户体系建设，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机构与基金公司既面临着竞争挑战，也孕育着广阔的协同互补发展前景。同时，专属养老金融产品（如养老理财、养老目标基金、专属保险与住房反向抵押养老等新型模式）需求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养老生态产业链（养老社区、健康管理、长期护理等）也蕴含丰富的融资与投资机会。

随之而来的是，财富管理市场深度重构。居民财富配置正由单一房产资产向多元金融资产转换，财富保值增值预期趋于谨慎与理性。财富管理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能否提供稳健可靠、契合全生命周期与风险特征的资产配置服务。

面向不同客群的家族办公室、私人银行、中产理财、普惠金融等多元化大财富管理模式出现分化。广大客群的需要使得财富管理服务持续下沉，有效满足县域及农村地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

把握稳经济政策的机会

在经济政策上，财政、货币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

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产业、税收、资金、投资、消费等领域的刺激措施将不断出台。

在经济政策大调整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在应对利率下行的过程中，将结合国际经验及中国实践来探索中国式穿越周期的策略。

例如，利率下行挑战息差和利差损管理。银行息差空间持续承压，过度依赖传统信贷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保险利差损风险积聚，需要采用多管齐下的措施来化解。

资产负债匹配压力陡增。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负债成本显现刚性特征，保险等机构“长钱短配”风险需要提前布局管理；资产负债的久期与风险匹配难度显著提升。

“耐心资本”加快入市。伴随长期资金入市制度完善，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年金以及各类产业资本等“耐心资本”在市场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资本市场深度改革持续深化，全面注册制推动市场估值体系重构。

对于这些变化，金融机构要顺势而为，应对利率下行的影响，把握经济刺激政策的机会。譬如，需坚定推动非利息收入增长（重点布局财富管理、投行业务等），优化收入结构韧性；主动提升资产负债精细化与动态化管理水平，有效应对利率风险与市场波动；把握“耐心资本”入市重要窗口，提升主动管理能力与中长期价值挖掘能力。

重点关注场景落地和应用效果

从长远看，大模型加速迭代，AI将重塑金融行业，尤其是普惠金融格局。

云计算、大数据成本持续走低，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技术将加速迭代，并使得应用门槛持续大幅下降。人工智能技术正从大型金融机构扩散至区域中小金融机构，推动技术红利普遍覆盖与共享。

竞争压力使得行业积极拥抱新技术，并重点关注场景落地和应用效果。如，金融机构智能风控能力将显著跃升、金融服务体验将革命性提升、运营效率将发生质变等。

科技将成为破局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通过大幅降低服务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与拓展服务半径，最终显著提升服务可得性与满意度。中小金融机构会积极拥抱“平台+生态”模式，接入外部技术平台能力实现弯道超车。

加速新时期跨境金融体系成型

在跨境金融上，新一轮高质量产业出海，金融伴随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目前，“走出去”主体结构从资源导向型逐步向技术品牌驱动的“专精特新”企业转型，以新能源汽车为典型代表的“绿色制造”与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在国际竞争中正抢占优势地位。部分集群式产业链正实现整体性海外布局。

随着产业的加速出海，金融服务的伴随式国际化加速了新时期跨境金融体系的成型。金融机构区域布局日益多元化，服务类型高度专业化，并围绕项目融资、供应链金融、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以及海外并购等环节提供全链条支持。

此外，金融机构数字化能力建设稳步增强，通过跨平台协同提高跨境资金流动透明度与结算效率。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贸易结算和全球资金管理的需要，汇率和流动性风险管理上升为金融机构国际业务的核心竞争要素之一。金融机构需构建涵盖汇率和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对冲以及持续监控的全流程体系，并增强数字化工具赋能以提高风险响应的精准性与效率。

推动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防控关口前移

面对上述种种，金融监管政策以“回归本源”与“风险防控”为导向，“四早”机制逐步建立。

“十五五”期间，“回归本源、服务实体”成为金融监管政策的核心逻辑，尤其聚焦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与普惠重点领域，金融体系的差异化功能定位更为强化。

在经济增长换挡的关键时期，既要妥善化解过去高增长期累积的金融风险，也要防止新增风险的产生，金融监管要在发展中去解决问题。

高风险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及处置路径日益清晰规范，金融监管亦将稳步推进“问题公司”和“边缘公司”的风险处置与化解。

依托监管科技，监管机构将逐步构建“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的“四早”机制，并推动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防控关口前移。

“马太效应”加剧存量整合开启

在此背景下，金融领域马太效应进一步凸显。头部金融机构依托其品牌效应、资本实力、科技投入规模以及综合服务平台优势，持续扩大市场份额。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和生存空间面临更强的挤压。

行业结构性分化加速。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失去存在的价值，会发生并购重组，甚至退出市场。金融监管机构将推动问题公司的破产程序，收回牌照，警示市场。部分经营不善、缺乏核心禀赋的金融机构，将通过市场化并购重组或有序退出机制实现行业自然汰劣。

区域性中小机构战略定位面临重新思考，要么深度融入大型金融集团生态实现战略转型，要么聚焦深耕特定利基市场。

行业集中度提升客观上有利于监管资源的集中优化配置，整体系统抗压韧性有望进一步增强。

从扩表竞赛转向差异化经营竞争

整体而言，金融机构的竞争逻辑和策略已从扩表竞赛转向差异化经营改变。

“以量取胜”的惯性经营模式和传统线性扩张策略渐行渐远，追求“结构优化”与“内涵式发展”成为金融机构的战略方向。通过降低资本消耗、聚焦核心能力等举措，提升资产价值收益构成金融机构主要任务目标。

面向差异化的核心资源禀赋，打造核心能力，基于清晰功能定位的战略规划，是未来五年金融机构生存发展之关键。对于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差异化的战略模式和经营模式将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在这场深刻转型中，差异化竞争与模式创新已成核心生存法则。唯有洞察趋势、勇于突破传统思维边界、锻造独特禀赋优势的机构，才能在这场变局中为经济结构深度优化贡献金融智慧与力量。未来不属于简单的跟随者，而属于变革路上的领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