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何将自由、做自己的渴望和自我等，与家庭对立起来？

作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德国社会学家，生前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巴黎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研究员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职。

伊丽莎白·贝克-盖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 德国社会学家，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教授，研究聚焦社会变迁与家庭制度的演变情况。

到底是什么驱使人们将自己的自由、做自己的渴望和自我等一切事物与家庭对立起来？为何要踏上这条探索自己最陌生（却又最亲近）、最神圣，也是最危险的大陆的旅程？这种看似高度个人化的却又广泛存在的模式，这种几乎痴迷的热情，这种愿意为此承受痛苦的决心，以及在撕裂自己根基、摧毁它们以检验其是否健康时展现出的普遍的冷酷无情，我们要如何解释呢？

《爱的失序：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德] 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克-盖恩斯海姆 著苏峰山 魏书娥 陈雅馨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5月

许多人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出在个人主义者身上：他们的需求与不满、他们对刺激的渴望；以及他们日益减少的妥协、服从或忍耐他人的意愿。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已经深刻影响了每一个人，驱使他们各行其是，而这种影响力能有多大则取决于他们移山填海般将个人希望与周遭现实融为一体的能力。

这种解释却引发了更多问题。许多人过得困顿不安，却又逃出家庭之外，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成千上万的离婚者并没有主动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背后也没有工会支持他们主张自主、争取罢工的权利。根据他们的理解，他们是在对抗一种常常威胁要控制他们的力量，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内心深处的愿望奋战。每一次的悲欢离合看起来都像是一场独特的独角戏，穿戴高度个性化的戏服，但事实却是，在世界各地的大都会中，这场表演以非常相似的道具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只是语言各异。

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仿佛陷入集体癫狂般，依个人意愿决心放弃往昔婚姻带来的喜悦，用以换取一份新的梦想，选择在法律的安全和保障之外，共营“开放婚姻”，或者独立扶养小孩，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而今，这样的梦想已有如梦魔，但他们仍执意如此过活，追逐独立、多样、变化等观念，持续翻开新的一页自我，为什么他们宁愿这么做呢？这是一种自我膨胀的流行病吗？是一种需要以伦理药水、名为“我们”的药膏和基于公共利益的日常劝诫加以治疗的发热病吗？

或者这是朝向新领域的先驱之航，探寻不为人知却更为理想的答案？尽管这些个体在自我决定的问题上显得光彩夺目，但他们是否可能成为更深层次变革的推动者？他们会是一群先锋，宣告一个新时代和一种个人与社会新关系的来临吗？这会是不一样的共同基础：不再基于对旧有准则的既定共识。它从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浮现，每一步都要争论质疑，找出新的安排方式，面对新的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而人们必须帮助它抵御威胁我们生命秩序的离心力和变幻无常之破坏。这是本书所要呈现的观点和理论，其关键词是个体化。在此，我们首先用一个近期的例子来对比，进而解释这个术语的含义。

19世纪末，家庭危机的征兆已经显露，德国《民法典》之父（德国《民法典》只有父亲绝非只是巧合）对婚姻做了如下的界定：婚姻乃是以其自身为目的，以其自身为合法基础的制度，是一个已婚之人尤其没有权利批评的制度。人们可以在讨论中看到这样的说法：“符合一般德国人民的基督徒观点”（仿佛是从一本功能论教科书中“一般价值体系”那一项影印下来的内容），“草案的基本观点是，在婚姻法中……个人自由原则不该成为主导力量，婚姻更应该被视为独立于夫妻双方意志的道德法律秩序”。个体化旨在并确实带来了全然相反的原则。生命历程摆脱了传统的规范与确定性，不再受外在情境与一般道德法规的限制，变得更加开放并依赖个人决策，成为每个人该去成就的工作。生命中与个人决策无关的部分正逐渐消失，而开放给个人决策及个人主动性的部分则逐渐增加。标准生命历程转变成“选择生命历程”，伴随而来的是所有的压力和“自由的战栗”。

换另一种方式说，家庭、婚姻、亲职、性或爱的意义是什么，它们应该是什么样子，可以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切已不再可能有一套固定的说法；这些事情的实质内涵、例外情况、规范与道德变化多端，因人而异，因关系而变。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必须在如何、为何、为何不是，以及到底是什么等细节上进行斟酌、协商、安排和论证；虽然这么做可能会将原本在细节里沉睡、大家普遍认为已经被驯服的冲突与恶魔释放出来。更准确地说，越来越多想要共同生活的个人，正在成为自己生活方式的立法者、自身过失的审判者、为自我开脱罪责的祭司，以及为自身过往之事松绑的精神医师。然而，他们也逐渐成为复仇者，对持续不断遭受的伤害施以报复。爱情成为一面空白—恋人必须跨过日渐扩大的生命历程之鸿沟，将自身填入，即使这种行为可能是受到了流行抒情歌曲、广告、色情作品、言情小说或精神分析的影响。

感谢宗教改革，人们得以从教会与神圣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工业的世界，这个世界提供给人们一个看似无限的空间，让人们能够运用科技的蓝图培育兴趣和征服自然。同样，身处当前繁华与常规的舒适中，借由现代科技，个人不再被某种责任所限制，然而现代科技却威胁着要接管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对任何有关繁荣和进步的断言产生怀疑。人们发现自己身处一块孤独之域，在这里必须为自己负责，自己下决定，并且将自己的生活与爱情置于险境，而人们对这些尚未有充分的准备，过往的成长经历也没有让人们获得处理这些事情的相应能力。

个体化意味着男女双方都能摆脱工业社会为核心家庭生活所规定的性别角色。这让个人处境更为恶化，人们发现自己在物质条件不利的折磨下，不得不通过劳动市场、培训与流动来建立自己的生活，如果有必要，还得以牺牲对家庭、亲友的承诺为代价来追求这种生活。

因此那些看似是努力追求自由，发现真实自我的个人奋斗，实则也是一种符合普遍要求的普遍动向。这就决定了个人的生命历程必须以劳动市场为核心来进行规划；预示着个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而且可以自由流动。对那些极力主张快乐家庭的重要性，却又否定其成立条件的人来说，上述的要求更是被强调。自由的感觉和实际的自由打破了旧有的家庭生活图景，鼓励人们去追求一种新的家庭生活，这种自由感并非个人的发明，而是晩近劳动市场的产物，另一方面还受到福利国家的抑制。实际上，这是劳动市场的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由地承受某些压力、适应职业市场的要求。重要的是你会将这些压力内化，将其融入你的人格、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尽管你的家庭必然会排斥这些压力，它们必定与你家庭的需求及家庭内的分工相冲突，你还是会这么做。

从外部或从历史角度来看，表面上看似个体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女性伴侣，实际上却是家庭模式的失败。这种家庭模式能调和一个劳动市场的生命历程与一个终生管家的生命历程，却无法调和两个劳动市场的生命历程，因为劳动市场的内在逻辑会要求夫妻双方都优先考虑自己。要衔接两个分道扬镳的生命历程需要一番工夫，是一种惊险的平衡行为，前几代人从未如此广泛地期待过这种行为，可是在未来的世代，有愈来愈多的女人追求自我解放，这样的要求势不可免。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可这清楚显示了，在两性之间这场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游戏中，一个未被察觉的、外来的、非情色的和非性别的矛盾正在浮出水面：存在于劳动市场的需求与各种关系（如家庭、婚姻、母职、父职、友情等）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劳动市场所传达出来的理想形象乃是一个完全流动的个人，这类人将自己视作运作灵活的工作单位，充满了竞争性与野心，可以无视与其自我存在和身份相关的社会承诺而为工作付出。这种完美的职场员工符合职业的要求，随时准备配合工作需要来迁移。

个体化一词涵盖了极为复杂而又分歧的现象，更精确地说，个体化是一种社会变革；我们必须区分出这个名词的各种含义，而每个含义的实际意思都不该被忽视。一方面个体化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则代表顺应内化需求的压力；一方面它表示对自己负责，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你必须依赖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情境条件。因此鼓励个人主义的情境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新依赖形式：你有责任将自己的生存样态标准化。从传统限制解放出来的个人会发觉自己被劳动市场所支配，他们不得不依赖职业训练计划、社会福利的管控与照顾。从大众运输系统到托儿所设置地点与开放时间，从入学许可到退休计划都是他赖以生存的情境条件。

换言之，传统的婚姻与家庭并不就代表限制，而现代的个人生活并非就是自由，只是一个同时包含限制及自由的混合体被另一个混合体所取代，而后者似乎显得较为现代，更具有吸引力。尽管现代人的生活可能充满压力，却很少有人想要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可见这种生活形式是比较能适应现代挑战的。当然也有一些男性想让时光倒流，不过并不是想让他们自己回到过去，而是让女性回到过去。

历史悠久的规范逐渐消退，不再能决定我们的行为。以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命历程，现在则常被提出来检讨、沟通、讨论、寻求新的同意，也正因如此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追求亲密关系时，行动者转而成为自己的批评者、指导者和听众，一边表演、一边观看并讨论，却无法达成快速实现目标所需的规则共识。这些规则不断被证明是错误和不公平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躲进固化的思维中，重新回归非黑即白的二元思考，几乎就像是一种拯救——“好了，就这样，够了”。

由此产生的多样性充满了独特而相互矛盾的真理。人们尝试打破禁忌，将之变为常态。这种变化很有感染力，甚至那些曾经觉得待在旧有的确定性中十分安稳的人，也不禁会产生怀疑的情绪。毫无疑问，多样性要求相互容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很容易呈现出失序、放荡或道德无序，难免有人呼吁要用铁腕整顿。我们可以依此来解读对传统确定性的渴望：这样的渴望响应了人们对失去自己的生活与社会地位之恐惧，也响应了强烈的文化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被个体化的过程所唤醒，潜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个角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对“标准”的信念在暗中发声，人们焦虑地看到性别角色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瓦解，于是呼吁拯救祖国、国家，以及类似的传统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