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引发罕见大讨论，发文学者首次回应质疑；最早发现石刻者发声；到底是真是假？

▲石刻照片

6月8日，

《光明日报》刊发了

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撰写的文章：

《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

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

该文引发多领域广泛关注，

在公众中也“一石激起千层浪”，

讨论热烈，持论各异。

7月2日，

仝涛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作出回应；

同日，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

在光明日报撰文《河源“采药昆仑”石刻发现记》，

介绍了2020年7月5日发现石刻的过程。

在此之前的讨论中，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

发表文章《再论昆仑石刻》，

在众多争鸣文章中，

尤其引人注目。

为相对完整展现这一争鸣过程，

现将这三篇文章摘要如下，

以飨读者。

01

回应学界关注的青海黄河源

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段丹洁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一文中，首次提出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该文一经刊出立刻引发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关注与热烈讨论。7月1日，仝涛接受本报专访，对学界关注的石刻发现过程、内容解读及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等问题，作出回应。

石刻发现：偶然中的必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此次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发现经过。

仝涛：这次石刻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22年。当时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人民政府邀请我们去当地调查一处被盗严重的吐蕃时期遗址——莫格德哇，并为其制订保护和发掘方案。

2023年7月，在莫格德哇古城调查结束之后，我们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探访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的牛头碑、岩画、佛塔、墓葬等其他遗迹，在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山岩基部，我们见到了这处石刻。石刻表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有多处石片残损剥落，残存字迹非常模糊，可以粗略辨识有“皇帝”“大”（后考证为“采”字）“乐”（后考证为“药”字）等残存文字。由于当时这处石刻不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且被告知它属于清代石刻，因此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大概在2024年初，我们在整理和制订莫格德哇发掘方案时，才注意到石刻上的“己卯”二字。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有明确年代的碑刻，再加上小篆字体，我大胆推测，这可能是更早期的石刻。随后，我们开始查阅大量资料，一一对比秦代文字和文献，逐渐确定了这处石刻的年代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确定这处石刻就是秦代石刻题记？在论证的过程中，主要的依据有哪些？

仝涛：确定这处石刻为秦代石刻题记的过程非常复杂，但也比较严谨。首先，主要是依据文字本身，包括内容和写法的时代特征。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后世虽然有模仿，但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其次，石刻中提到的“五大夫”爵位，是商鞅变法后设立的，一直沿用至东汉，而且“五大夫”这几个字是合文写法，是上古时期造字、写字的一种特别方式，在秦汉以后就基本上消失了，这为我们确定石刻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石刻中“昆陯”的“陯”字的辨识是又一关键例证。“陯”字非常模糊、残缺不全，又极为罕见，识读非常困难，耗时很久。“陯”偏旁为阜旁，西汉以后这一写法就基本绝迹了。我是通过比对里耶秦简发掘者张春龙先生慷慨提供的秦简清晰照片后，才最终将该字进行了确认。可以说，“陯”字的识读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合理推测和辨识出了“昆陯”“方士”“采药”等相关铭文，从而实现了对整个石刻文本的完整通读。

石刻的历史意义：

探索昆仑地理位置 填补历史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在您之前，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团队也曾发现了这处石刻。您是否了解过相关情况？

仝涛：说实话，在文章刊发之前，我并未关注到侯光良教授已经发现了这一刻石。在该文发表之后，经同行的提醒，我才得知，侯光良教授2020年7月在田野考察时就已发现该石刻，并且在他的专著《昆仑上下》中发布了对这一石刻的初步认识。侯光良教授认为该石刻的年代可能为元代或者清代，与这两个朝代的黄河探源有关。此后在2021年相继有其他一些本地学者也造访此地。从时间线上看，毫无疑问侯光良教授具有首察之功。

我有幸通过翻阅文献，辨识出石刻中的一些关键信息，包括人物、事件、年代、地名等，将其判断为秦始皇时期石刻，并将这一研究成果及时进行发布，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尽早将这一地处高原无人区的珍贵文物加以保护，并发挥其应有价值。这是当时我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初衷。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石刻的最终认定对于相关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有哪些？

仝涛：这一发现可以说是填补了多个方面的空白。首先，它可以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它记录了秦始皇遣使前往昆仑山寻觅长生不老药的历史事实，这在文献中并无记载。

其次，石刻的发现为解决先秦时期“昆仑”“河源”的地望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昆仑山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具体位置一直困扰着学界。石刻的发现地点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畔，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与《山海经》《禹贡》等先秦文献关于昆仑山的最早记录“昆仑之丘……河水出焉”“河出昆仑”等重要地标特征非常契合，证实了唐代刘元鼎及清康熙年间勘定河源时对昆仑山地望的推定，也说明昆仑山与黄河源的密切关系。

此外，石刻的发现还实证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的环节。这表明早在秦代，中原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的交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文化交流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回应争议：以严谨态度完善证据链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网友从刻字历法、时令等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对此您有何回应？

仝涛：对于网上的争议，我始终保持开放和严谨的态度。首先，关于石刻的年代和真实性，我们已经通过文字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论证。

关于刻石年代，初步识读为“廿六年三月”，这是基于现有资料，经过推敲和权衡后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廿”字中间方框内似有一竖直残痕，似可识读为“卅”，但该残痕呈现自右上—左下方向倾斜，与第一横并不垂直，加之在该字左下方有斜直裂痕贯穿接下来的二字，似可与“廿”中间斜直残痕相连接，故当时倾向于为“廿”。第二字为向下呈弧形弯曲的横笔，中心有垂直的短竖笔，末端似有右折，一开始也识读为“七”，但一方面简牍文字中“七”均不见此类长弧形两端下弯的横笔，而且，经查所见历谱，“廿七年三月”均不见“己卯”日，而饶尚宽先生《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所重建历谱，存在“廿六年三月己卯”日，综合考虑，倾向于识读为“廿六”。但关于该年号信息的论证还需要再结合刻石的超高清图像进一步确定。

其次，关于石刻内容所反映事件的可行性方面。根据饶尚宽先生所重建历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应该是开始于确定历法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0年。而秦始皇廿六年则沿用此前的历法，该年的三月是这一年的第6个月，而非第3个月，因此从逻辑上讲，采药使团是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到达的。使团选择在冰冻的冬季出行，一方面，可能是迫于秦始皇的紧急需求；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受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及古代交通条件所限，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秦时的黄河上游尚未有足够的桥梁、舟船等渡河条件，黄河源高海拔地区又多湿地、沼泽，夏季极易陷车，只能在寒冬季节水枯结冰之时，车辆人马方可履冰通行。黄河上游桥梁系统的建设，发生在汉代之后，至隋唐时期唐蕃古道开通之后逐步完善，此后才有条件在夏季丰水季节乘车实现高原的穿越。这在文献中有比较多的记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中出现的争议？

仝涛：学术研究中存在争议是学术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历史研究是复杂的、多面的，研究对象往往跨越了漫长的时间和空间，常常伴随信息的缺失和碎片化，需要研究者从多维角度进行推测和论证，并且对同一研究对象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这一石刻引发如此大的关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真诚感谢广大学界同仁和网友提出的各种专业见解，使我们对新材料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同时，通过这些争议和开放的讨论，大大提升社会各界对于这片高原无人区的关注度，有利于研究和保护这一珍贵文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您打算如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仝涛：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希望在石刻所在区域进行更深入的考古发掘，清理出秦代活动面，找到和复原石刻上碎裂脱落的残片，使这一石刻内容更加完整。同时，还想在石刻周边开展相关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对目前所见的多处相关遗迹和遗物，如岩画、石棺葬等进一步研究，复原当时这一区域的人类活动，为石刻研究提供更多背景信息。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多学科合作，进一步完善证据链。例如，从历史学、古文字学、古地质地理学、岩画学等诸多领域，开展综合性的交叉研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高清扫描、微腐蚀分析、石刻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湖泊沉积物分析等，获取更准确的年代、工艺技术、古气候环境等方面的信息。

此外，我们希望加强对石刻的保护工作。目前，石刻所在区域交通不便，石刻面临着自然和人为破坏的风险。我们期望与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合作，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确保这一珍贵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随着更多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的开展，相信这一发现将为我们揭示更多秦代历史文化的奥秘。

02

河源“采药昆仑”石刻发现记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侯光良

青藏高原是研究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天然实验室，在高原的前期调查研究中发现，古代人类活动多集中在湖泊周围或河流两岸。这里既有汲水之便，又是水草丰美、动植物资源富集之地，往往是古人类迁徙的通道。这样看来，鄂陵湖—扎陵湖（两湖）一带可谓是河湖共存，既是巨大的湖泊，黄河也穿行其中，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调查研究区域。转念一想，两湖所在的玛多平均海拔4300米，并不算高，但是高原反应却非常明显，被人称为高原的“鬼门关”，穿行于214国道的游客都不愿夜宿这里。自然条件如此恶劣，那里会有古代人类活动遗迹吗？我心里真是拿不准。但不管怎么样，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下定决心要对两湖做个调查。

▲2020年7月，侯光良带领学生在野外辨认石刻

2020年7月，我们开始对两湖沿岸进行考察。前几天，团队重点调查了鄂陵湖北岸和扎陵湖南岸，有所斩获，发现一批细石器遗存，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星星点点分布在湖岸，大大增加了我们的信心。7月5日，我们决心向未涉足的扎陵湖北岸进发。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扎陵湖刚映入眼帘，我们就发现湖岸有一片非常开阔的湖滨平原，便开展调查，很快在这里发现了小石片等石器，真是旗开得胜，大家的兴致一下提了起来。

于是，团队队员开始扩大调查范围，队员陈晓良在北岸缓缓的山坡上大声喊：“这里发现了石棺葬！”大伙儿闻声而聚，在山坡地面上发现一个用石块堆砌成的清晰长方形石棺葬，这种葬俗一般常见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和东部，流行于距今3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大家非常兴奋，如此高海拔，发现了古代遗存，在我们脚下就埋葬着一位青铜时代的勇士，这可能是3000年来首次有人和他打个照面。

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我们倍感艰辛，走起路来小心翼翼，偶然发现数千年前先行者的踪迹，肃然起敬之心油然而生。于是队员们采集了漫山的野花，站成一列，向早期踏足高原腹地的先行者致敬！并说：“我们青海师范大学科考队，在调查中与您相遇，您是无名的英雄，您是真正的勇者，您虽已湮灭在时光之中，但您的无畏精神却永世长存！”

发现遗存的喜悦迅速感染了每位队员，大家急切地希望向前继续调查，仿佛前方有更大的发现在等待着我们。车辆向前行驶不远，我看到湖北岸有一块巨大的突兀的岩石，在平缓的草地上格外显眼。

在高原腹地，岩画较为常见，地势如此特殊的地方，会不会有岩画？于是我们立即停车，前往看个究竟。走近大石块，我们发现接近地面的一块半椭圆形岩石的平整面上，有弯弯曲曲的线条。我们心想：轻轻松松就发现了岩画，这也太神奇了吧！高兴之余，我们仔细观察这上面画了什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哪是什么岩画，是一个篆字石刻！一个篆书“皇”字刻在上面。

4300米的高原腹地，见惯了细石器、岩画的我们，突然发现了“皇”字，这太震撼了，宛如引爆一颗原子弹！脑袋一下子晕了，似乎失去意识，整个人几乎都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稍稍安定下来，我们开始测量拍照，并让队员在四周继续搜寻，不过在周边并无新发现。

随后我进行了初步解读。这是什么人留下的？一定是古代人的遗迹，虽然上面一些字迹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风化得模糊，但能看到字体端正规范，笔法苍劲有力，刻字者还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准，很可能来自中原。

此外，扎陵湖北岸在古代是何等绝远之地，绝非个人之力所能及，一定是个团队，背后一定有国家力量在推动。据此推测，历史上符合这一条件的事件，大概是唐代文成公主进藏、元清两代绘制地图或祭祀河神，于是初步推测可能和元清两代的相关历史事件有关。

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仝涛先生《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一文，激起千层浪。对我个人而言，了却了数年间的一桩心事。石刻与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有关，无疑在我脑中又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大大超出我的推测，这个结论再次震撼了我。仔细研读文章，论据充分，论证严密，这一发现意义重大而深远。让我仿佛看到2200多年前，一队秦人，驾驶着车马，行驶在高原风雪中，顺河而上，来到河源，刻下了这段文字。他们书写的不只是帝王求仙的执念，更是华夏文明深入青藏腹地的实证。冰屑沾衣，氧气稀薄，而他们手握凿刀，在岩壁上留下穿越千年的密码——这场景让我心潮澎湃，他们是何等的伟大！

这次与河源石刻的邂逅，如同穿越时空，让我们与两千年前的探险者隔空相遇。他们以凿刀叩问昆仑，我们以花束致敬先驱，两湖之滨的“皇”字，正是先民无畏探索精神的铭刻。

▲石刻照片局部放大

03

再论昆仑石刻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钊

这些天网上对昆仑石刻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大家纷纷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和角度参与其中，显示了公众对文物考古领域的关注。我对其中一些疑伪的典型观点稍有留意，于是想在此集中作一个回应。我还是坚持我之前说过的话，即：“我虽然不敢贸然判定其一定为真，但是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

●关于石刻的所谓“新”和刀法等问题

关于昆仑石刻的石质、风化程度、刻石工具、刻石刀法、文字与石上裂缝的关系等，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地质学家和专业刻工的正式鉴定报告，需根据石锈（岩晒、岩漆、氧化层）的微腐蚀程度来加以鉴定。如果未经野外目验，也没有地质知识和刻石经验，仅看照片就感觉“字迹太新”，跟真伪其实没什么关系。

出土的秦文字石刻资料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平口凿平凿入刀的技术，汉代出土的手工业工具中有可称为“錾”的窄刃凿，还有凿刃微曲而口部平直的凿，用这种工具刻石就会出现昆仑石刻文字那种平字口和平字底的效果。

●关于历日问题

之前疑伪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历日不合。根据最新的高清照片，可以说“廿六”是“卅七”的误摹已成定谳。

▲昆仑石刻“卅”和“七”字与里耶秦简“卅”和“七”字的对比。

“卅七年”确定后，历日问题的疑难就涣然冰释了。检饶尚宽先生编《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朔戊寅，初二日即为己卯，所以五大夫翳在扎陵湖山上刻石的具体时间可以确定为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即公元前210年3月27日。

古代天文学理论认为“荧惑守心”这一现象预示着君王的凶兆。秦始皇三十六年出现“荧惑守心”的天象，加上持璧人“今年祖龙死”的预言，显然让秦始皇感到末日降临，于是在经占卜得到“游徙吉”的卦验后，便从三十七年开始四处“游徙”，立石刻。因之前派徐巿等入海寻仙人，却“终不得药”，或派卢生等求“芝奇药仙者”又“常弗遇”，在“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下，派五大夫翳去昆仑采药，跟秦始皇当时的心态颇为吻合，可以说是既恰逢其时，又适得其所。

●关于字体特征和书写风格的问题

我在此前《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一文中，曾将昆仑石刻中的28个字与其他出土秦汉文字资料中相同的字进行比较，试图证明昆仑石刻字体特征的时代性。所引资料包括石刻文字、玺印文字、竹简文字、封泥文字、陶文、权量文字、玉石文字等不同载体。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原因是从风格看，不同载体的秦文字存在着方圆、虚实、平直、圆转等区别，不能等量齐观。这其实是对我的做法的一种误解。不同载体的秦文字因载体不同，或文本性质不同，或书写工具不同，当然会有书写风格上的差异，但我所说的字体特征主要是指形体结构上的，即文字学上的特征，并不是（或说主要不是）书写风格上的特点，是把所有秦文字当作一个整体的参照系来看待的。

用一宗只有30余字的未知时代的材料，除去重复的字，选出28个字，同一宗已知时代的一个系统的文字材料作对比，结果字体特征符合度高达100%。这说明这宗未知时代的材料，同作对比的已知时代的材料属于同一个时代。

●关于释字问题

对昆仑石刻的文字释读，有一种新释法，认为里耶秦简“昆陯”之“陯”乃“隃”字，并引《焦氏易林》“登昆嵛，入天门”的记载，说里耶秦简的“琅邪献昆陯五杏药”中的“昆陯”也就是“昆嵛”，指今山东胶东半岛之昆嵛山。

虽然秦汉时期“侖”和“俞”两字确有讹混的例子，但里耶秦简的“陯”字形体为：

所从“侖”字下部作“两横四竖”，是标准的“陯”字，并不是“隃”字。有研究者指出“昆嵛”一名最早见于《太平寰宇记》，乃“姑余”之音转，“昆嵛山”就是“姑余山”。如此东方的这个“昆嵛”跟西方的昆仑完全不是一回事。里耶秦简“琅邪献昆陯五杏药”中的“昆陯”同昆仑石刻中的“昆陯”所指应是一处，就是西方的“昆仑”。琅玡乃“献昆陯五杏药”之所，位于今山东青岛黄岛区，是秦始皇东巡多次所到之处。如此一来，就可以将里耶秦简的“献昆陯药”与昆仑石刻的“采药昆陯”结合起来看了。如果里耶秦简“献昆陯五杏药”的时间早于昆仑石刻，就说明之前已经有人去昆仑采过药，而如果里耶秦简的时间晚于昆仑石刻，两者说的可能就是一回事，即五大夫翳可能真采到了药并在琅琊台献给了秦始皇。

●关于文本性质的问题

在很多疑伪的说法中，最常见的就是举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燕然山铭等来与昆仑石刻作比较，认为从文字上看，昆仑石刻无界格、文字大小不一，行款混乱，刻写不严谨，不够雍肃典重；或从文体角度说，认为昆仑石刻既然提到皇帝，就要文辞端谨和穆，语句雍容文雅。

考察任何时代的文本，首先都要确定文本的性质，即这个文本是用在什么场合，是为何而用的。不同性质的文本，从文字、用词和文体看，是可以差别很大的。以秦文字为例，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都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诰命，是用来奉达天听，布告天下的，因此文字端正，大小统一，文辞典丽，用语庄重。但同时秦文字里也有如图1阎良刻石这类草率的标识性文字，也有如图2宗邑瓦书这类行款混乱的封地文书，更有如图3秦陶文向右下偏斜、刻写特征明显的签署性文字。这些性质不同的文本，也是不能简单地用文字风格、用词和文体来相互比附的。

▲图1 秦阎良刻石

▲图2 秦宗邑瓦书

▲图3 秦签署陶文

●关于“采药”一词在《史记》中有无的问题

胡文辉先生先后用四篇文章谈“采药”一词的问题，指出“采药”一词不见于先秦典籍和《史记》，认为这是昆仑石刻不易抹杀的疑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既然《史记》有“采芝药”的说法，不管“芝药”的“芝”是修饰“药”的，还是“芝”与“药”并列，都说明西汉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采药”一词的。有人指出“采药”一词见于《汉书·郊祀志》西汉人谷永的话中，这就证明了西汉确有“采药”的说法。

二、说“采药”的“采”字本指采集各种自然物，而“药”字的本义，则是指用以治病、用以服食之物，也即人造合成之物。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从“药”字本义说，字既然从“艸”，本义当然应该是指可以治病的具体植物。

三、退一步说，即使“采药”是固定词语，这里的“药”不是指采具体的药材，而是指所谓的“用以治病、用以服食之物，也即人造合成之物”，就如同我曾说的：“所以所谓采药，其实就是向西王母求药。”那跟《史记》有没有“采药”一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何固定词语《史记》就一定得有？为何《史记》没有，昆仑石刻就值得怀疑呢？

不能认为凡是见于《史记》的就可信，不见于《史记》的就可疑。《史记》只是代表“一家之言”的历史著作，从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实际有或该有而《史记》没记或漏记的不知凡几，就算是《史记》记了的，也不一定是事实，譬如项羽火烧阿房宫一事，经考古发掘证明，就很可能属于子虚乌有。

●关于“皇”字写法的问题

对昆仑石刻疑伪，刘绍刚先生引述董珊先生的意见说：

据里耶秦简《更名方》，统一文字之后的皇字“白”形之横画，与边框不连，作悬中一短横。今凡所见真伪无疑的秦铭，例如大量的秦诏版、二世诏版等无不如此，没有例外。这反映秦统一文字在字体上具有相当的严格性。这件青海刻石的皇字短横与边框相接，与统一文字之后的规定写法明显不同。

里耶秦简《更名方》的意思是说，皇字原写作“自+王”，现要改写作“白+王”，“白”中间一横悬空，不与两边的笔画相接。

这条意见最初来自熊长云的博士论文《秦汉度量衡研究》第三章的第四节中，利用里耶秦简《更名方》中关于“皇”字写法的规定，对旧著录中铸刻有“皇”字诏书的秦权量进行了辨伪，提出了一些铭文中“皇”字所从“白”形中间一横与边框相连的权量疑似伪品的意见。我认为这一原则容有例外，且应仅限于诏书，不能扩大化。熊长云先生在上述博士论文中曾引到一件例外的例子，即1964年出土于西安三桥镇的高奴铜石权。

其实秦始皇诏书中“皇”字写法与《更名方》不合的例子不止这一件，如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始皇诏十六斤铜权、赤峰蜘蛛山出土的一件秦陶量，都有新旧字形并见于一器的情况。

龙岗秦简的时间一般被认定在秦代末年，龙岗秦简15号简（见下图）“从皇帝而行及舍禁苑中而……”一句中的皇字写成上部“白”形中的一横与两侧不相接的样子，为新字形，但16号简（见下图）“皇帝□，将者令徙……”一句中的皇字却又写成上部“白”形中一横与两侧相接的形状，是不规范的字形。因龙岗秦简的时代相当于秦末，按理此时《更名方》已经颁布，可书写“皇帝”的“皇”字还是新字形和不规范的字形并存，可见除官方的皇帝诏书外，其他文体或民间执行《更名方》的规定并不严格，甚至有些随意。

▲十五号简

▲十六号简

●其他两个小问题

首先是有很多人推想当时山高路远，环境恶劣，加之青海扎陵湖地区不在秦的管辖范围内。其实中国大地上的先民从很早开始就有将探险当乐趣，视万里为坦途的气度。据权威研究，最迟到商代中晚期时，商文化的影响已经东到山东半岛，西到陕甘交界，北到鄂尔多斯高原，东北到辽宁朝阳，西南到四川广汉，最南到广西武鸣，可谓泽被广阔，影响深远。

其次是很多人对昆仑石刻中的“车”字不理解，认为以当时的环境和道路情况，车不可能上到扎陵湖附近。其实扎陵湖地区虽然海拔4000多米，但周围地势却相对平缓，车完全可以上得去。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西北约70公里的昆仑山脚下，曾发现野牛沟岩画，时代约距今3000年，其中就有车和两马驾单辕车的形象。在青海海西州天峻县江河镇（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卢山山丘上，也曾发现过卢山岩画，时代约距今2000年，其中也有车猎的形象。汤惠生先生曾在书中论述，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出土的属于西周时期羌人文化的诺木洪遗址中，曾发现过两件车毂。《汉书·赵充国传》载赵充国攻击先零羌时，曾将其驱赶至青海湖周围，并“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可见当地先民很早就开始用车。扎陵湖距两处岩画发现地都不太远，约300公里以内，应该有着相近的生活习俗，所以推测扎陵湖附近的先民，也应该从很早就开始用车。

关于“车到此”中的车的样式，还不得而知。秦代造车的技术已经很高超，这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即可窥见一斑。秦汉时期除了人乘的车，还有人挽的辇车和手推的独轮鹿车，因此“车到此”中的“车”指人所乘之车之外的其他车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当今文物造假猖獗，需要时刻警惕，但不能矫枉过正，因噎废食，倒脏水时把孩子也抛掉了。我们总是习惯于信已知，疑未知，却不知我们对古代的认知永远是一知半解，一鳞半爪。从对昆仑石刻的质疑声中，我总能感到有人对我们古代科技与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不够自信。其实我们深入研究古代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得以知道我们总是习惯于低估古人。希望以这次关于昆仑石刻的讨论为契机，让我们的很多落后观念能有一些切实的改变。

▲图源：光明文化记忆

文/图｜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日报 古文字微刊

（图文来源于“文博山西”，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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