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展业的大门会对这些民营银行关闭吗

来源|金融科技前线

近期，关于部分民营银行的互联网贷款业务将面临更严苛地域限制的传闻在业内蔓延，引发了对这批“银行新势力”生存前景的讨论。

纵观监管脉络、司法实践与行业现状，一个残酷的现实愈发清晰：对于绝大多数未获明确许可开展全国业务的民营银行而言，一旦彻底失去跨区域展业的空间，其生存将陷入困境。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源于民营银行先天禀赋的必然结果。

一、属地经营：不可突破的红线

限制地方法人银行（涵盖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等）跨区域展业，是中国金融监管长期秉持的原则，其核心目的在于防范金融风险无序扩散，确保银行服务能力与风险管控能力相匹配避免过度竞争引发系统性风险。这一原则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明确。

早在2013年，银监会就明确禁止城商行跨省设立分支机构。

2016年，时任银监会副主席曹宇再次重申“禁止跨区域展业”，这如同为地方银行划定了物理边界。

近十年随着互联网贷款的兴起，曾让地方法人银行看到突破地域限制的希望。通过自营平台或与助贷机构合作，它们得以将资金投向全国。然而，监管层迅速察觉到其中的风险。

2020年7月，《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首次为互联网贷款套上“属地”枷锁，要求地方法人银行“应主要服务于当地客户”“审慎开展跨注册地辖区业务”，为后续的严格禁止埋下伏笔。

2021年2月，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第五条，彻底击碎了相关幻想，直接规定地方法人银行“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仅有的例外，是“无实体网点、业务主要在线上开展”且获得监管明确认可的纯互联网银行（如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少数几家）。

近期司法判例更是以具体案例的形式，印证了监管红线不可触碰的属性。

有地方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某民营银行的营业执照及金融许可证均未批准其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即便该行有权开展互联网贷款，其未经批准跨注册地辖区进行互联网贷款获利的行为，也违反了前述《暂行办法》第九条和《通知》第五条的规定，因此判决贷款合同无效。

也有地方法院在另案中认为，某民营银行跨区域放贷虽违反监管规定，但贷款合同本身仍应认定有效。

无论法院对贷款合同效力的具体认定存在何种分歧，这些判决都清晰地指向同一个核心事实：部分民营银行未经授权跨注册地辖区进行互联网贷款，属于明确的违规操作。司法机构对违规性的确认，无疑增加了部分民营银行继续此类业务的法律风险和不确定性。

监管的逻辑始终如一，并得到司法实践的支持：银行，尤其是资本实力、风控能力相对有限的地方法人银行，其业务边界必须与其服务本地实体经济、管控本地化风险的能力相适应。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服务方式，但并未改变风险的本质和监管的核心关切。跨区展业的违规性，已在监管文件和司法判决中得到双重确认。

二、部分民营银行的先天短板

监管的属地经营要求本意是维护稳定与加强风控，但对于诞生较晚、基因独特的民营银行而言，回归本地化经营，却意味着陷入了几乎毫无胜算的竞争局面。它们在注册地本地市场面临难以逾越的竞争壁垒。

相比在地方深耕数十年的城商行、农商行，以及家喻户晓的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成立时间短（多数在2015年后），缺乏历史积淀和公众信任，在本地市场如同陌生人。

民营银行设立之初就主打轻型化，物理网点极少甚至完全没有。这固然降低了成本，但在一个仍然重视面对面服务、依赖物理网点建立信任和触达客户（尤其对公、中老年及复杂业务客户）的市场中，这是巨大的短板，导致其本地存在感严重不足。优质的本地企业客户、政府关联客户、核心零售客户（如代发工资、社保客户）早已被深耕多年的本地银行深度绑定。民营银行作为后来者，缺乏客户池和业务切入点。

在狭窄的本地市场内，面对大型银行凭借全国性网络和资金成本优势进行的降维打击，以及本地银行拥有的主场优势（深厚的政企关系、社区渗透力、对本地经济特色的深刻理解），民营银行在产品、服务、利率上都难以找到足够大且可持续的差异化立足点。

三、互联网贷款：救命稻草

正是由于在本土市场毫无优势，过去几年，通过与助贷平台合作开展互联网贷款、变相实现全国展业，成为绝大多数民营银行赖以生存的核心商业模式。

借助助贷平台的流量和技术，民营银行得以绕开物理网点和本地品牌的限制，触达全国范围内大量未被传统金融服务充分覆盖的长尾客户（消费信贷、小额经营性贷款需求者）。

通过全国展业，民营银行迅速积累庞大的资产规模，产生可观的利差收入，才能覆盖高昂的固定运营成本。

如果监管最终明确并严格执行“除极少数特例外，民营银行不得全国展业”的政策，那么对于大多数民营银行而言，其发展将面临近乎无解的困境。

本地市场容量极为有限，难以支撑一家现代银行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产规模。无法扩大规模，就难以摊薄高昂的固定成本，盈利能力将急剧下降。

从头开始构建本地化的获客渠道、风控模型、服务体系，与本地根基深厚的竞争对手抢夺市场份额，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时间，且成功率极低。品牌、网点、客源的劣势短期内无法扭转。

失去全国性“资金批发”功能后，民营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定位变得模糊。与大型银行相比无规模成本优势，与本地银行相比无地域服务优势，其存在价值将受到根本性质疑。

发展前景黯淡、业务萎缩、风险高企必然导致核心人才流失，进一步削弱其转型自救的能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持续的盈利压力以及合规法律风险的多重压力下，部分资本实力较弱、缺乏独特资源的民营银行，极有可能面临兼并重组甚至退出市场的命运。

事实上已有部分民营银行寻求国资入局解决“难题”。

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先后批复了江西裕民银行、安徽新安银行两家民营银行的股权变更事宜。变更后，两家银行的最大股东均为国资背景，其中安徽新安银行国资共占股51%，成为全国首家国资控股的民营银行。

四、结语：夹缝中求生的渺茫希望

监管的属地经营原则，源于风险防控的审慎逻辑，有其内在合理性，并日益得到司法实践的支持。然而，对于大多数诞生于互联网浪潮、梦想突破地域限制的民营银行而言，这一原则与其先天禀赋和生存路径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对于没有“全国通行证”的民营银行而言，未来的道路将异常艰难：要么在极度狭小的本地市场中艰难求生，寻求极其垂直、差异化的利基市场（但空间有限）；要么期待可能的监管政策微调（如对“本地客户”定义的细化或对合作模式的有限认可）；要么在市场的洗牌和合规的压力下黯然退场。

无论如何，失去了全国展业的空间，民营银行的生存与发展前景必定会蒙上浓重的阴影。

自2020年4月无锡锡商银行成立后，监管已经有5年没有发新的民营银行牌照了。或许民营银行们先要证明自己能活下来，监管才会让新的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