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建立政权，就强闯美国大使馆扣押人质，霍梅尼为何要硬刚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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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巴列维国王被迫远走他乡和其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伊美友好关系的终结。

虽然在此之前伊朗革命势力已经开始发出反美呼声，革命领袖霍梅尼也视美国为“大撒旦”（意为“恶魔”)，但是就美国而言，它对伊朗的憎恶并不是始于伊斯兰革命，甚至也不是始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而是始于11月4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激进势力冲击、占领，并把其内人员扣为人质。

正是这一违反国际公约的事件，把美国推到了伊朗的对立面，伊美关系也由此陷入交恶境地。美国人质危机对伊美关系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它使得美国彻底对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势力失去信心，抛弃了先前与伊朗新政权结好的理想主义念头，代之以制裁、遏制以及打压的对伊政策。考察当代伊美关系和美国的对伊政策，美国人质危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1、霍梅尼对美国的怨恨

霍梅尼在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中占据无与伦比的地位，所以要探讨美国人质危机和革命后的伊美关系，就不能不首先对霍梅尼本人的思想和美国观进行一些探析。1902年（或1900年)霍梅尼出生于伊朗一个伊斯兰教领袖家庭，从小受教于伊斯兰教学校，研读《古兰经》和其他一些宗教经典书籍，少年时期他曾到伊拉克求学伊斯兰知识，学成后一直定居于伊朗伊斯兰教圣城库姆，并成为一位学识渊博、身负众望的伊斯兰宗教领袖。

霍梅尼始终对伊朗巴列维王朝充满了仇恨：父亲的罹难、小女的溺毙和长子的暴亡被他视为是王朝之罪；巴列维国王对伊斯兰教的漠视更让他愤怒，因为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以及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是其主要诉求。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成为国家的真正领导人，他凌驾于三权之上，对政治、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而且还有权罢免总统。

在外交领域，一些重大问题也同样要以霍梅尼的意见为主，这对伊美关系而言非常不利。因为霍梅尼仇视美国由来已久，这种仇视在1963年就已经显现出来，那时肯尼迪政府要求授予美国在伊朗的军事专家治外法权，而且在巴列维国王的支持下，伊朗议会最终批准了美国的这一无理要求，这让霍梅尼非常愤怒。他不仅对巴列维国王进行了猛烈攻击，而且对美国这个“魔鬼”也实施了口诛笔伐，之后霍梅尼就被驱逐出伊朗，从而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流放生活，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加霍梅尼对美国的愤恨。

霍梅尼认为伊朗与美国的对抗实则是伊斯兰与异教徒的斗争，是所有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的斗争。

在霍梅尼眼中，美国是伊朗民众饱受痛苦的根源，他认为伊朗人民和其他所有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全部灾难都是由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他认为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关系，是被掠夺者与掠夺者的关系，因此他大力号召伊朗和所有伊斯兰民众要把美国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不要对它抱有任何奢望，而是要把它踩在脚下，只有在它痛改前非、不再压迫别人之后，伊朗才有可能与它建立关系。

鉴于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在伊朗绝对的权威地位和他对美国的上述看法，伊美关系的恶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1979年11月4日，数百名追随霍梅尼路线的伊朗激进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并将63名使馆人员扣为人质，另外6人侥幸逃到加拿大和瑞士驻伊大使馆。

事实上，在1979年2月14日，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就被攻占过一次，不过这一次时间很短，只有一天。

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在伊朗的外交人员从1400多人锐减到50人左右。后来随着美伊关系的回暖和使馆业务的增多，人员又有所增加，到11月4日使馆被占时其内约有70人左右。

当美国使馆受到攻击时，使馆临时代办布鲁斯·兰根和政务参赞及保安官员3人正在伊朗外交部，随后他们就被扣押在那里。

所以，在4日当天，上述66人成为了伊朗激进势力控制的人质，美国人质危机由此产生。伊朗激进势力占领美国使馆并扣押人质不仅遭到华盛顿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致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因为它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联合国宪章》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践踏，在外交史上非常罕见。

《联合国宪章》第2条明确指出，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这些原则也已经被认为是构成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此而言，伊朗激进学生强行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是对国际法最基本原则的侵犯。

伊朗激进学生的上述行为还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1年制定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使馆及其人员在国外是受国际法保护的，享有外交权和豁免权；1973年制定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公约》，进一步规定了对应受保护人员的人身或自由进行侵害、对公用馆舍进行暴力攻击等行为均为犯罪，条约缔约国应给予惩罚。

由此观之，伊朗激进学生的行为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是对国际法和美国主权的严重违反。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这一事件发生后，伊朗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严厉谴责，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被孤立者。

2、伊朗国内的反美情绪

伊朗人在制造人质危机前不会想不到国际社会的反应，但是包括霍梅尼在内的很多伊朗新领导人仍然默许和支持学生的激进行为，这说明他们对美国痛恨有加，他们为什么会仇恨美国？为什么恰恰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如此震惊全球的恶性事件？

伊朗人对美国的仇恨，源于在此前二十多年间美国对巴列维国王的强力支持，源于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他们占领美国大使馆不仅是因为担忧美国可能会利用大使馆发动推翻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政变。

而且也是对美国策划伊朗1953年政变的报复，正如一位使馆占领者对当时美国在德黑兰的首席外交官布兰根所言：“你们没有资格抱怨，因为你们在1953年把我们整个国家都绑架了。”

正是这一时期积累的仇美情绪，才使得伊朗人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浪潮，反美也因此成为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的鲜明特征之一。

在巴列维国王倒台后，伊朗革命机关对前王朝的多名官员进行了审讯，前情报组织SAVAK领导人纳莫拖拉·纳西里在接受审讯时供认，有一名代号为哈菲兹的线人藏匿于美国驻德黑兰使馆。

获此信息后伊朗革命势力就立即和哈菲兹取得联系，并且向他承诺，只要他为革命势力收集美国情报，那么就可以赦免他无罪。在此等情况下哈菲兹别无选择，只能和伊朗革命政权进行密切合作，一直持续到他1979年9月初被允许离开伊朗时为止。

在哈菲兹提供的情报中，有一些涉及美国国务卿万斯和驻伊大使及临时代办的电报，而这些电报显示的内容与美国政府的公开口径有巨大的差异，特别是有电报表明美国正在积极帮助巴列维进入美国，以及向伊朗异议人士提供庇护等。

此时刚刚经历革命的伊朗仍还处于动荡之中，各派政治势力也是明争暗斗，新的领导者还是很担心自己的未来，所以在获知上述电报信息后，伊朗革命领导层很快就作出一项秘密决定：占领美国驻伊使馆，获取那里的所有文件。

其实在是否接纳巴列维国王入美就医这件事上，美国国内是有争议的。卡特政府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同意流亡海外的巴列维国王于10月22日入境治病。这被伊朗激进势力视作是美国对巴列维国王的庇护，是图谋帮助他复辟之举，是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漠视，从而导致伊朗内部对美国的仇恨骤然加剧。

在是否同意巴列维入境一事上，美国相关各机构曾进行了长达9个多月的反复争论。

以国务卿万斯为首的国务院和美驻伊使馆、领事馆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们主要有两个担心：

一是这会伤害与伊朗新政权的关系并从而影响西方在中东的地位，二是会危及仍在伊朗的美国人的安全和财产。

另一方面，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美国政界有重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家族、前总统尼克松和政界要人基辛格以及在前国王时代从伊朗获利的商人、政客等均支持要巴列维来美国。

当伊朗前国王身患重疾急需治疗之际，卡特总统最终同意巴列维国王入境。另据万斯前国务卿回忆，当1978年9月巴列维首次谈到要离开伊朗时，时任美国驻伊大使就受命向国王表达了欢迎到美国之意，但是1979年2月14日美国驻伊使馆被占后，基于上面的担心，万斯就改变了对巴列维来美的立场。

不过在当时CIA负责伊朗事务的布鲁斯·里德尔则认为，卡特总统本人不愿意接纳国王入境，但是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均劝总统允许巴列维来美国。

在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一周后，面对愤怒的群众，伊朗巴扎尔甘政府在10月30日发表要求引渡巴列维国王接受审判的声明，之后霍梅尼又号召学生进行更为激烈的反美行动。就在伊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时刻，巴扎尔甘又于11月1日在阿尔及利亚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会晤。

伊朗激进势力对巴扎尔甘的这一举动大肆攻击，认为正当伊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行动时，作为政府首脑的巴扎尔甘却与美国高官会晤，这分明是对美国的妥协，随之反美浪潮愈加猛烈。

3、伊朗国内的因素

美国人质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当时伊朗普遍存在的反美情绪外，伊朗内部较为严峻的政治斗争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学者、外交事务官员盖里·西克甚至认为，伊朗占领美国使馆的首要目的是巩固霍梅尼的权力，而非直接反对美国。

参加伊斯兰革命的力量并不是铁板一块，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主张建立现代化伊朗的世俗民族主义者，它又可以分为以巴扎尔甘为首的温和派和与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为首的与霍梅尼思想有部分接近的另一派；另一类是主张建立伊斯兰政权的教士，它也可以分以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为首的温和派和以霍梅尼为首的激进派。

革命取得成功后，伊朗各支力量都对权力虎视眈眈，而霍梅尼则成为了带有明显偏向的仲裁人。霍梅尼在1979年2月1日回到阔别十余载的伊朗后不几天，就任命巴扎尔甘组建政府，此届政府在12日全面接管伊朗。

巴扎尔甘怀有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想，像许多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非常担心来自苏联的威胁，因此想通过与西方保持一定的联系来制衡苏联，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他对伊斯兰激进势力输出革命、诋毁西方的做法深表遗憾。巴扎尔甘还反对几乎全由神职人员组成的“专家会议”起草的伊斯兰宪法；在1979年3月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后，他也无意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只是因为有霍梅尼的强大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

由于巴扎尔甘的思想和举措越来越不合霍梅尼及其支持者之意，于是，推翻巴扎尔甘政府就成为伊朗伊斯兰势力的一个必然选择，而阿尔及利亚会晤则提供了一个给巴扎尔甘政府制造麻烦并从而可以危及它继续存在的机会。

这样看来，有20多年的怨恨积累，有前“暴君”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境内的情感冲击，有巴扎尔甘与“大撒旦”在阿尔及利亚会晤的即时刺激，有激烈的内部斗争，这一切联合起来致使伊朗激进势力的反美情绪终于在11月4日得到总爆发一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扣押人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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