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被捕的最高将领：被敌人绑巨石沉入江底，死前大喊5个字

“1947年2月深夜，我要活着回去？做梦！”牢门嘎吱一声合上，刘亚生擦去嘴角的血丝，声音低却掷地有声。看守愣了愣，骂了一句跑远了。

彼时南京雨夜，灯火昏黄。刘亚生，这位359旅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中落到敌手的最高级别将领，已经被严刑拷打了数十天。蒋介石、胡宗南都给过他“高官厚禄”的许诺，还许诺妻子团聚、父母安享晚年，结果得到的只有一句话——“共产党万岁”。这五个字，后来成了他沉江前的绝响。

倒回十多年。1933年，北大西斋的台阶下常能看见一个戴着深度近视镜、捧着英文原版《世界史纲》的青年。他就是刘亚生。课堂上他谈列宁，也谈孟子；游行时抛书上街，手持大旗高喊救亡。学校几次通报批评，他反倒笑说：“读史不抗日，白忙一场。”这样的倔脾气与浪漫，成了他日后不屈的底色。

1936年冬夜，卢沟桥还未燃起炮火，他在地下党员的油灯下签了入党志愿书。从那刻开始，人生走向和家乡江西安静的山水再也合不上拍。两年后，他被派到359旅给“王老三”王震当秘书。359旅多是穷苦娃，粗布衣裳，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刘亚生却没半分书生架子，大家干脆叫他“刘瞎子”。王震私下说：“老刘是旅里的活字典。”拉枪栓、写标语，样样干得漂亮。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激化。1946年6月，中原突围打响，359旅由湖北西进。山道泥泞、弹药匮乏，刘亚生因长期饥饿加上痢疾，整个人变成了纸片。旅部紧急研究，决定让他与新婚不久的妻子何薇化装经胡宗南控制区北返延安。有人担心风险过大，他咧嘴一笑：“嗓子还在，脑袋还在，过得去。”

临别清晨，郭鹏送他两颗烤红薯。刘亚生接过，却把较大的那颗塞回郭鹏手里：“你们还得打仗，我补小点的就行。”山风猎猎，话轻却烫人。

命运却在黑山镇拐了急弯。1946年12月，刘亚生夫妇被便衣特务认出，直接押往胡宗南司令部。胡宗南自信满满：“小刘，我和你北平同行过，何苦替别人卖命？”刘亚生礼貌地点头，然后给了对方一句硬邦邦的回绝：“替人民卖命，不丢人。”

软的不行，硬的来。竹签、老虎凳、灌辣椒水轮番上阵，他昏死七次又被泼醒。几天后，胡宗南抬来何薇，想靠夫妻情分动摇他的意志。何薇泪流满面，“亚生，走出来吧，咱还年轻。”话音刚落，只见刘亚生把半截竹筒当钢笔，在破布上写下一行字：自愿离婚、概无瓜葛。写完抬头，声音冷得像山里初雪：“我守信仰，你守选择。”何薇崩溃大哭，特务们却鸦雀无声。场面安静得渗人。

1947年9月，他被秘密转送南京老虎桥监狱。蒋介石亲批：“此人若能归降，可用为宣传，若不降，就地处置。”关押期间，刘亚生与几十名革命者开起“深夜史课”，讲巴黎公社、讲俄国革命，也讲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看守好奇偷听，还真记了几段笔记。一次点名时，有人悄悄递给他一块干硬的馍，他没舍得吃，掰成小块分给同伴，说得轻描淡写：“肚子挨饿不算苦，心里绝望才算苦。”

1948年冬，淮海战役正在外线翻云覆雨。南京却阴雨连绵，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敌人见攻心不成，决定“杀一儆百”。12月29日凌晨，数名宪兵拉开牢房，给刘亚生脚踝绑上铁链，又用粗麻绳固定一块沉重花岗岩。汽艇驶到长江中游，浪高风急。临投前，有人讥笑：“你还有什么遗言？”刘亚生挺直腰板，望向北方仅存的一抹星光，五个字掷出：“共产党万岁！”声音被夜风撕扯，却惊得舟上人人噤声。下一秒，江面溅起冰冷水花，一切归于黑暗。

新中国成立那年，王震听到确切牺牲消息，沉默良久，只说：“按资历，他不止少将。”1983年，王震为“刘亚生烈士纪念碑”题词：德才兼备，英勇牺牲的楷模。笔锋凌厉，字字千钧。

说实话，翻遍解放战争史，军衔高、学历高又这样刚硬到底的人真不多。刘亚生的故事告诉咱们：搞革命不是一腔热血就行，还得有耐得住拷打、守得住清贫的铁骨。倘若他能熬到1955年授衔，或许会成为我军学院派将领的旗帜，可历史没有如果。遗憾的是，这位北大才子最后睡在长江底，但他的名字早已刻进军史，也敲进许多老兵的胸口。

再回望那句“共产党万岁”，它不是口号，而是一个35岁江西青年的人生注脚。此后山河重整、江水东流，人们依旧会提起他的近视眼镜、他的“刘瞎子”绰号，还有那一声回荡在夜色里的绝响——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