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臣】“文革”间，有人要“打倒相声祖师爷、反动艺术权威”

1899年1月29日，张寿臣出生在西交民巷小四眼井，五岁随父在隆福寺、护国寺等地说相声，八岁上学；十一岁时，由于丧父，中途辍学、正式以说相声为业。十二岁那年，拜了“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为师。

“相声八德”，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活跃于京津一带著名的八位相声大师。具体是：

• 马德禄，马三立的父亲，高寿亭、郭荣起的师父，师从春长龙；
  周德山又名瑞山，马三立的师父，艺名周蛤蟆，师从范有缘；
  裕德隆，德字辈大师兄，艺名“瞪眼玉子”，师从富有根；
  焦德海，张寿臣、朱阔泉、常连安的师父，师从徐有禄、魏昆志；
  刘德智，郭启儒的师父，师从徐有禄；
  李德钖，艺名“万人迷”，马桂元的师父，师从恩绪；
  李德祥，马寿岩的师父，师从恩绪；
  张德全，艺名“张麻子”，师承恩绪。

这里，如去简要介绍一下相声的传承：老祖张三禄，门下徒弟朱绍文、沈春和、阿颜涛；朱绍文弟子，有富有根、徐有禄、范有缘、贫有本等；阿颜涛弟子有春长龙、恩绪等，沈春和弟子有魏昆治。

相声八德是相声的第四代传人，八个人当中最有名的是焦德海，裕德隆和李德钖。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师傅朱阔泉是拜焦德海为师的，也就是说张寿臣是侯宝林的师叔。

学艺期间，张寿臣学会了大量节目，出演即红，时人谓之“娃娃红”。十五岁满艺出师，演出于西安市场、护国寺等明地。十七岁时，他第一次离开北京，与师弟聂小锁（即聂文治，其师傅范瑞亭的师傅沈竹善，是朱绍文的弟子），步行经通州、三河县、玉田县至唐山，沿途演出。

这也是相声第一次来到唐山、三河县和玉田县。归途中，曾到天津北开市场、三不管等地演出，与李瑞峰等短期合作。这是张寿臣首次来津演出。经过几年的闯练和积累，他不仅掌握了传统的相声段子、表演日渐成熟，还开创了年轻演员单口相声的先例。

一九三一年，张寿臣收常宝堃(小蘑菇)为徒。“七七事变”、京津沦陷后，张寿臣多次拒绝日本人让其到东京(实际是釜山)录制唱片的要求；因而遭到日本人的纠缠。

为了躲避日本人，他就和侯一尘到南京、镇江等地演出。侯一尘师从郭瑞林，郭瑞林师从朱绍文之徒范长利。而后，张寿臣多年与周德山搭伴演出于天津，并与京韵大鼓艺人白云鹏同台表演滑稽小戏。在那个时期，一度因为前途渺茫、而有心退出舞台；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继续演出。

后来由于电台的出现，曲艺艺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那时，被称为“相声大王”的张寿臣与吉鸿昌的私交甚好，见到张学良时也直呼“汉卿”。但这种情况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到10年，张寿臣由于播音位置被他人代替，便重回天桥撂地。

1947年，他在天津小梨园说相声《山西家信》时，得罪了台下的山西伤兵，被打得头破血流；在那一年，他被迫改行、拜师张诚润、用张豫华的艺名说起了评书。

解放后的1953年，他参加了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专事单口相声的演出。1956年，为继承北方评书传统节目，市文化局安排他在南市通海茶社，演出了评书《水浒》。到年底，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并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张寿臣重新演起了单口相声。

195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寿臣单口相声选》，共收集代表性单口相声15段。同年，他开始在天津戏校少年训练队任教，并为全市专业相声演员辅导。1960年，去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文代会，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

张寿臣在我国相声历史上第五代演员的掌门，是新中国建立后名望最高、资历最深、辈分最长、年龄最大的相声演员，是“万人迷”李德钖之后最耀眼的相声明星。

1960年之后，在党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张寿臣承担了挖掘、整理传统剧目、曲目的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光荣使命。考虑到他的年龄大了，上级领导曾多次关切地问他：“张老，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提出来。”

张寿臣总是笑着摇头说：“没有，没有，国家重视相声，拿我当宝贝，只要把东西留下来别带走了，我心里就高兴。”

1962年的一天，张寿臣下班回来，兴奋地对妻子说：“组织上决定，有我、有他瞎叔(王殿玉)、曾大爷(曾振庭)、王佩臣我们4个人永远不退休。”

由于形势变化，1964年、他还是退休了。退休那天，张寿臣手持退休证，胸戴大红花，告别组织回到家中时说：“退休了，没用了。没用了，国家还养活着，无功受禄，心中有愧呀。不是新社会，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旧社会谁还管哪。”

张寿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在旧社会遇到过一件事；这事儿他50年代时曾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起过：“大家还记得已故的京剧老艺人程永龙么？程永龙年轻时红极一时，后来年老体衰，不能登台演出，生活无法维持，在敌伪时期竟活活地饿死了。那时一般人听了说：‘谁叫他老了，唱不了了呢。’我听了，脑子里立即印上了一个黑影，这种恐怖忧惧的观念过去一二十年一直盘旋在我脑子里。”

其实，退休的张寿臣并没闲着，仍然担任着天津政协委员、天津曲协副主席的职务，仍然热心地为求教者讲艺，并没有享受到退休后的清闲。在天津，他常去各区的相声场子串门；有机会去北京时，他也要去相声场子看看大家。

北京市曲艺团相声演员中，有和他一起长大的师兄弟汤金城、谭伯如；有曾一起同过台的王长友、罗荣寿；有他喜爱的青年演员赵振铎、赵世忠，还有他的盟侄陈涌泉、义子高凤山……

有一次他到北京开会，住在前门饭店；他就趁一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去了北京曲艺团。当时的北京曲艺团在迎秋剧场。张寿臣到剧场时，演员都在后台开会，看门大爷正在椅子上打盹。张寿臣往后台走时，看门大爷被惊醒，拦住他说：“想听相声，晚上来。”

张寿臣心想“我什么相声没听过啊”，但口中却说：“我不听相声，我找人。”

看门大爷问：“您找谁呀？”

张寿臣随口答道：“我找说相声的。”

这句本来是句实话，他不是来找具体某个人的，而是来看大家伙儿的。没想到，看门大爷却误会了，以为来人和他耍贫嘴；于是，就把脸一沉，反唇相讥道：“您说的对，我们这儿没外卖，后台全是说相声的。对不起您哪，后台正开会哪，开会时间一律不会客。”

张寿臣只好请求说：“我从天津来，您受点累，给通报一下。”

见他这么说，看门大爷的口气也缓和了：“您说您大老远的从天津来，240里地，天又这么热，我不给您找吧，显得我这么大的岁数不懂嘛。您别和我开玩笑啊，您找谁？”

张寿臣见看门大爷答应找人，忙说：“谢谢您了，给您添麻烦，找谁都成。”

这句话本是善意，那些说相声的、张寿臣都认识啊，所以“找谁都成”。但看门大爷又误会了，生了气：“您越说越不像话，找谁都成？没法儿给您找去！”

张寿臣无奈，只好说：“那就找高凤山吧。”看门大爷点点头：“嗯，这还像句话。”

随后就起身向后台走去。可走到剧场门口，又转身问了一句：“高凤山是您什么人？”

张寿臣有些不耐烦了：“是我儿子！”

看门大爷听了此话，又走了回来，重新坐到椅子上：“您哪，纯粹拿我开涮！‘找说相声的’，‘找谁都成’，这不全是废话嘛！高凤山又是您的儿子了，高凤山家里的事儿我都清楚，他怎么成了您的儿子了！您赶快走，别在我这儿开搅了。”

当时正值酷暑、天气闷热，张寿臣本想要快些见到个熟人，喝口茶凉快凉快，没料到竟和看门的大爷纠缠上了。

于是，他的火气也就想要往上窜：“我哪句话把您得罪了？我哪句话和您开搅了？凡是说相声的，给我找哪个都成，让他们停止开会，让我进去！高凤山是我儿子、您又不信，后台还有我好几个儿子哪！这大热的天儿，您不是存心找别扭嘛！”

后台开会的人听见前面吵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走出来看究竟。走在前面的高凤山见是张寿臣，又惊又喜、忙趋步上前：“哎哟，我的亲爹！这大热的天，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们正准备抽空儿瞧您去哪！快，快快，您快后台歇会儿吧。”

张寿臣没有回答高凤山及几位相声演员的问候，而是反问高凤山：“你是我儿子不是？”

高凤山被问愣了，忙回答：“是啊，是啊，这还有错嘛！”张寿臣微微一笑，斜瞟了看门大爷一眼；而看门大爷站在一旁，看愣了。

张寿臣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冲击，且有每月的退休金，可谓经济稳定，生活无虞。其间，也曾有人提出要“打倒反动的艺术权威、相声的祖师爷张寿臣”。

张寿臣听说后，表现很淡定：“说我是‘艺术权威’，这我承认，凡是相声里的事儿，我说了算；说我是‘祖师爷’，我也承认，如今说相声的，没有比我辈分大的；说我‘反动’，我不承认，旧社会，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新社会，我没做过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事情。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不怕，我不怕。”

1970年春节过后，张寿臣病倒了，只要有亲朋在身旁，他就会不间歇地说话；谈的最多的是以亲身经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他对家人说：“我经历了清朝专制、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民党和新中国，新旧社会两重天哪。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的大救星，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这样做，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

一直到去世，张寿臣都保留着一个习惯：每年国庆节都早早起床，穿戴整齐，和电台一起唱国歌。他还非常期盼祖国的统一，对子女们说：“你们别忘了，台湾解放时、到我的坟前大喊三声，告诉我台湾解放了！”

1970年7月9日早晨，张寿臣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出了一身凉汗。在孩子的帮助下，他身倚枕头靠在床上，用嘶哑、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你们看，我头上流的不是汗、是油。你们要是不信就拿张白纸试试，纸黯了、是汗，纸不黯、是油。
“‘汗如油、喘如牛’啊，绝象。完了，一切都结束了，人活七十古来稀呀，我今年73(岁)，不算短寿了，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不是解放，我早就完了，旧社会说相声的，很少活这么大岁数的，我欺祖了，我知足啊……
“记住今天这个日子，7月9日，告诉你(在)新疆的兄弟，明年的今天是我的祭日……哭吧，呆会儿再哭我就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