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28日清晨,志愿军第375团战士李广福在朝鲜金谷里山坡上巡逻时,发现密密麻麻的苍蝇、跳蚤和蜘蛛,让他头皮发麻!
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这些虫子居然还能活着?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同一天,第42军报告发现一样的情况,战士们用刺刀挑起这些虫子时,发现它们体内竟流出黑色的黏液。
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听后立刻抓起电话。
“立刻封锁现场!把虫子全部烧掉!”
但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仅仅三天时间,朝鲜安州郡600人的村庄里,50人因为高烧、咳血死亡,尸体的皮肤上布满黑斑。
志愿军15军也有战士开始咳血、抽搐,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呼救就断了气。
战地医生翻开医学手册,颤抖着写下诊断:鼠疫、霍乱、伤寒……
这些烈性传染病,本该只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的恐怖记录中,怎么会在这里突然发现?
战后,据战俘营里美军飞行员约翰·奎恩交代:
“我们投下的不是普通炸弹,而是装满病菌的‘四格弹’。”
这种钢制容器在空中炸开后,会释放出数百万只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感染霍乱的苍蝇,甚至还有浸泡过天花病毒的蜘蛛。
为了让这些“生物武器”在严寒中存活,美军实验室用零下17℃的冷库对昆虫进行了特殊培育。
美军甚至将细菌弹伪装成“宣传弹”。当朝鲜百姓好奇地捡起色彩鲜艳的“传单弹”时,藏在其中的带菌昆虫便趁机四散。
不仅是在朝鲜战场,美军还将细菌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在辽宁、吉林等地投撒带菌昆虫和“四格细菌弹”,污染水源和居民区,试图引发大规模疫情
在安东市,有人发现自家院子里突然爬满毒虫……
在抚顺煤矿,矿工们挖煤时竟从煤层里翻出装满老鼠的铁罐,这些老鼠尾巴上缠着微型注射器,体内注满了炭疽病毒……
美军为了赢得战争胜利,已经不择手段不顾一切!
远在北京的毛主席接到消息后,马上做出指示:“请周总理密切注意此事,及时处理!”
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确定防疫计划。后勤部队在火车中颠簸了三天三夜,将340万支鼠疫疫苗和消毒剂等用具运往朝鲜前线。
与此同时,哈尔滨军事医学院的专家们火速用三天时间编写出《反细菌战防疫手册》,发往每个连队。
他们用煮沸的雪水配制消毒液,用棉布缝制简易防护服,甚至用炒热的沙子为伤员隔离病房。
当一名小战士哭着喊“打针疼”时,军医韩瑞森把注射器扎进自己胳膊:
“你看,我先打!咱们不死,敌人就得滚蛋!”
美军原以为这个“秘密武器”能吓垮中朝的军民,却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面对美军的狡辩,中朝邀请国际科学委员会和法学家团队调查。
他们在平壤郊外挖出了美军遗弃的“四格弹”残骸,弹壳里残留的跳蚤体内检测出鼠疫杆菌——这是铁证如山的战争罪。
并且被俘的25名美军飞行员也承认参与投弹任务,供词细节与现场物证完全吻合。
至今,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一罐从朝鲜战场带回的带菌跳蚤标本,仍在无声控诉美军的反人类、反科学的罪行。
美军的行为不仅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更暴露了为胜利不择手段的霸权逻辑。
正如日本作家青木富贵子所言,美国一边标榜“民主自由”,一边与731部队合作,实为双重标准的典型。
而且, 美军并非第一次在战场上使用细菌。历史上,美国曾在本土旧金山秘密释放病原体(如1950年“海洋飞沫”行动),在越南战争中喷洒橙剂,导致数十万人患癌……
种种行为都在警示我们,生物武器一旦失控,遗毒可能持续数十年,甚至引发跨代灾难。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很难想象,当年志愿军战士是如何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边躲避轰炸、一边扑杀毒虫。
也难以体会,当第一支疫苗打进胳膊时,前线将士们眼中闪烁的不是恐惧,而是向死而生的勇气。
科技进步如果用来杀戮,那文明将倒退到野蛮时期,只有坚守人道底线、维护多边正义,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这段历史不仅是中朝人民的共同记忆,更值得引起全球反思,尤其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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