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红旗渠”的背后：原计划3个月修成，结果用了将近10年

据史料记载，从明朝正统元年（即1436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514个春秋里，河南林县（现林州市）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多次，先后5次发生"人相食"的人间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林县组织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但由于水源有限，仍不能解决大面积灌溉问题。1959年，林县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旱，秋、冬、春、夏四季大旱，滴雨未下；境内4条河流断流干涸，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已有的水库无水可蓄，山村群众吃水只能远道去取。

当时，正处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都被激发了出来，大家敢想敢干，勇于改天换地。经过多次讨论，大家得出一致意见：要解决水的问题，必须寻找可靠水源，修渠引水入林县。于是，林县县委就把寻水的目光移向了林县境外，想到了水源丰富的浊漳河。

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把浊漳河的水引到林县来；时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发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1960年2月，经过豫晋两省协商同意，林县人民开始修建“引漳入林”工程（红旗渠）。

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吃不饱肚皮，同属于河南省的信阳地区在1959年底还曾经发生过饿死人的情况，林县怎么会有修建这么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勇气和实力？

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县委书记杨贵（1928年5月28日—2018年4月10日）了。1958年7月，新乡地委召集县委书记汇报粮食产量。由于当时“浮夸风”盛行，各县的书记都不敢首先开口。杨贵被推举首先发言，他老老实实地汇报“亩产114斤”。不等他说完，专员就怒问他是否瞒产。其他县见势不妙，纷纷报亩产350斤、400斤；但杨贵不为所动，坚称林县亩产只有一百多斤。

正是他的实事求是、不虚报产量，不仅让林县避免了过高的征购任务，而且在仓库里储备下3000万斤粮食。要知道，林县是个山区贫苦县、59年又刚刚经历了大旱，就是手里的这三千万斤粮食，才让杨贵有信心开工修渠。

1958年11月，毛主席在专列上和新乡的同志座谈时，杨贵如实汇报炼钢大多数炼出来的是硫铁、铁渣，能用的灰生铁非常少。杨贵还主动提起壮劳力都炼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大好年成都白白荒废了。

毛主席听后做出指示：留少数人搞小高炉，多数人撤下来。座谈中，主席还指示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杨贵的汇报直接促成了主席在两次郑州会议上纠“左”，纠“浮夸风”、“共产风”。

曾几何时，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拿“浮夸风”“饿死人”来抹黑主席，而事实真相是，主席是坚决反对和纠正“浮夸”的。杨贵在这个时期带领林县人民开凿红旗渠，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1960年，毛主席多次指示杨贵“林县必须大兴水利”，帮助杨贵和林县人民下定开凿红旗渠的决心；但是由于林县决心修筑红旗渠时，国内正处在严酷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全国实行“百日修整”，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

当时正值河南普遍出现大饥荒，杨贵骄傲地宣称“林县没有因为修渠饿死过一个人”；1961年，他们甚至还从储备粮中，拿出1000万斤支援了受灾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旗渠因为储备粮充足、继续坚持建设。

谭震林副总理后来视察时，听说林县不顾禁令、继续大搞建设，同时还调粮给外县时，就准备纠“左”；但听到杨贵的解释并亲自调查后，高兴地赞扬了林县的成就。

但这是个史无前例的大项目；林县县委开始对引漳入林的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上7万人，每人1米，2月初动工，大干3个月，5月1日就能通水。"开工后不久才发现，已有近4万人摆在水渠的沿线上，却看不到有多少人。

领导、劳力、技术力量分散，各种问题频出：漫山放炮，有的挖错了渠线，有的炸坏了渠底；急需要抓紧干的关键部位、工程不能按时拿下来；工程质量、安全都没有保证，进度十分缓慢。特别是山西段，群众意见很大，纷纷反映"白天黑夜炮声不断，碎石满天飞，毁了树，砸了瓦，牲口吓跑了，房也震裂了"。

林县一班人原想着几个月就可以完成，到了这时才清醒地意识到：这么浩大的一个水利工程，必须要打持久战。要打持久战，就要做持久战的准备；修渠民工自己动手，想尽各种办法解决住的问题。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睡在山崖下、石缝中，有的垒石庵，有的挖窑洞；还有的露天打铺，睡在没有房顶、没有床、更没有火的石板上。薅把茅草当铺草，真是铺地盖天；几块布撑起来，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部。

10年修渠的过程中，住地再难再苦，工地上没有任何人用修渠的钱盖过一间房子。还有工具，大家都是带着自己家里的铁镢、铁锹、小推车上的工地，用这些原始的劳动工具，来修建红旗渠这样大的工程。

修建红旗渠石灰用量非常大，石灰供应不上成了修渠的主要障碍。指挥部发动群众，在全县招收烧制石灰的能手。东姚公社的"烧灰王"原树泉，自告奋勇献计烧石灰。河顺公社在学习原树泉烧灰法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明窑堆石烧灰法，一窑可以烧400公斤石灰，彻底解决了工地用石灰难的问题。

石灰难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炸药难的问题。县委、县政府从全县58万人口中招聘制造炸药的人才。经过考核选拔，确定了人员，办起了工厂，解决了炸药难的问题。

还有水泥的问题。要用水泥，就要有水泥厂。要办水泥厂，首先得有技术人才。听说合涧公社雪山大队有个老人，曾在太原水泥厂当过工程师，现在退休在家。指挥部工作人员不辞辛苦，翻山越岭徒步90多里登门邀请。老人凭着对家乡人民的无限崇敬，不顾自己年迈，下山筹办水泥厂，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保证了建渠的顺利进行。

红旗渠工程总投工5611万个，总投资1250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625万元，占37%，社队投资7878万元，占63%；参与群众7万人。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

红旗渠总干渠全长70.6公里（山西石城镇-河南任村镇），干渠支渠分布全市乡镇、全长1500公里。据计算，如把工程中用的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绕行北京、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在红旗渠修建的10年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先后有81位干部和群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年龄最大的63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

红旗渠总设计师吴祖太，在接到设计红旗渠的任务后，不畏艰险，翻山越岭，进行实地勘测。期间，他遭遇了母亲病故和妻子救人牺牲的巨大变故，仍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坚持奋斗在红旗渠建设的第一线。1960年3月28日下午，吴祖太听说王家庄隧洞洞顶裂缝掉土严重，深入洞内察看险情，却不幸被洞顶坍塌掉下的巨石砸中，夺去了年仅27岁的生命。

鹆鹉崖地处林县与山西交界的山西一侧，壁立千仞，奇险难测，与谷堆寺、鸡冠山构成了一道天险。当地人说，除了鹆鹉之外，其他鸟类都飞不上去，因此称作“鹆鹉崖”。承担鹆鹉崖渠段施工的城关公社民工在山顶上打下一组组由三根钢钎组成的绳桩，腰系绳索从崖顶下到渠线位置，倚着绝壁分层打出39个20米深的炮眼，把200米长、250米高的鹆鹉崖从上直劈而下。

1960年6月12日那天，崖头上一块巨石突然坍塌，当场牺牲9人，重伤3人。事故过后，在工地上、人们经常看到一个担着小桶往返运浆的孩子，他叫张买江。13岁，就是施工中牺牲的其中一个民工的儿子。这个民工的妻子将丈夫下葬后，擦干眼泪、把孩子送到了工地。

起初，指挥长王才书说什么也不答应，父亲去世、怎么能让家里的独苗再上工地？更何况买江还是孩子。但买江的母亲恳求说：“让孩子留下来接着干吧，俺知道，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也合不上眼。”

1965年4月5日，河南林县红旗渠总干渠建成通水。1969年7月8日，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

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粮食亩产由红旗渠未修建初期的100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476.3公斤。

红旗渠被林县人民称为"生命渠"、"幸福渠"。红旗渠是毛主席时代林州（原林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创造的一大奇迹，结束了林州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

今天的红旗渠已不是单纯的一项水利工程，红旗渠修建孕育了一座丰碑，那就是伟大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

2016年10月，红旗渠获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7年1月，红旗渠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