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寇撕裂成两段，40年后才知道，她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阿庆嫂

她被两艘汽艇撕成两半，血染昆承湖。

这个女人，不是传说，也不是戏台上的角色，40年后，人们才知道，她是《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原型。

她是谁？她为什么至死都没开口？

生于宁波，死在常熟，活在伪装里

她小时候，和敌人打交道打得太早了。

1919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父亲是商人，家境殷实，住的是三层小楼，学的是英文和钢琴，她本来该是上海滩一个体面小姐。

结果到了1932年，她十三岁，上海炸了，“一·二八事变”，日本飞机轰炸闸北，她第一次看到断臂的尸体掉在自己校门口。

她回到家，不吃饭，三天没说一句话，第四天，把头发剪了，去了黄渡路一个叫“雪影社”的学生组织，贴标语、送传单、跟着大人跑码头拉人。

这个组织说白了，就是一群孩子搞的地下宣传，晚上偷偷贴“打倒日寇”，白天装作无事人。

她十三岁，第一次学会了不让人从脸上看出情绪。

同年秋天，她不再用原名，改名“朱凡”，她说：“我不想人记得我是谁，我是革命队伍里最平凡的那一个。”

做地下党，她太冷静，也太聪明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整个上海像被火烧了三个月，连小偷都不偷东西了。

朱凡没跑，别人跑她留下来，组织她办一个难民站，没电没水，她挨家挨户去找面粉厂要粮，找戏班子借舞台，让伤兵藏进化妆间里。

她不哭，也不喊口号，她只做一件事，找人，找人，再找人，拉上一个算一个，送去抗日前线。

1939年，她入党，很安静，也很简单，她只说了一句：“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能干事。”

组织派她去苏南，做交通联络员，名义上是“打工”，实则是送情报、转文件、掩护干部转移。

她有一张不显眼的脸，说话轻，走路快，没人怀疑她。

她从来不戴枪，组织要配，她拒绝，她说：“枪留给前线，后方只要脑子。”有人说她太大胆，她笑着回：“要死也得死得有用。”

她就是这样的人，胆子比天大，神情却比谁都稳。

沙家浜不是戏，是一场真的博弈

沙家浜，是她亲手布下的局。

1940年，她接到调令，前往沙家浜，任区委书记，那时，日军推进太湖、昆承湖一线，周围全是日伪据点。

她的任务，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做工作。

她带了两样东西：一把旧柴刀，一个用纸包着的假户口本。

茶馆，是她自己挑的地方，店不大，三张桌子，靠水而建，她扮作老板娘。每天卖茶、听曲，白天看人来人往，晚上做密会中转点。

她不抽烟，也不嗜酒，但茶馆里烟火味十足，她用这一点，稳住伪军头目胡肇汉的心。

胡每次来都说：“朱老板娘最识大体。”她笑笑，递上茶，一句废话没有。

没人知道她记得每一个来店人的脚步声，她能听出谁带刀、谁穿皮靴、谁走路习惯先迈左脚。

暴风雨来前的几天

她出事那天，谁也没料到。

1941年7月10日，她在常熟木杓湾尼姑庵开会，时间定得早，天刚亮，四人出席，三男一女。

凌晨四点，湖面上响了几声鸟叫，不对劲。

她推开窗，看见水面上有小波纹，不是风，是桨，很轻，但她听见了。

她一句话没说，回头拉住身边人说：“走。”会议散得快，但太晚了。她刚出庵门，就看见穿皮靴的日本宪兵。

他们等很久了，带队的军官身上有股鱼腥味，他不废话，直接命人搜身，有人反抗，被一枪打倒。

朱凡没说话，被拖上船时，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口尼姑庵的井，那个井，她曾藏过三个伤员，三个都救了出去，现在，她自己进不去了。

酷刑，裂体，她咬紧牙关没吭一声

接下来的几天，是地狱。

日军把她带到一个渔民废弃屋里，连夜审讯，第一天，不吃饭不喝水；第二天，用皮带抽，打头不打身，她昏了三次，每次醒来都冷笑。

他们找她要名单，她不说，再打，不说，又打。

第三天，军官拿来一张名单，上面有几个名字是真的，是叛徒袁海根交的，他在附近一带混了两年，知道一些事。

朱凡扫了一眼，突然说：“这些人我不认识。”

军官笑了，说：“你不认识？那你也没用了。”

他们把她拖上码头，绑住双腿，各拴在两艘小汽艇尾部，发动机轰响的时候，她的眼睛还盯着那位带刀的宪兵。

她知道，这次是真的没机会了，但她没求饶，也没喊。

艇开动了，速度慢，后来加速，湖水被搅开，她的身体撕裂，血像扔进染缸一样炸开，现场没人说话，只有马达声。

朱凡死的时候，才22岁。

五天，不屈

她不是被当场杀的，敌人要她说出名单。

押往常熟城外的破盐仓，门是铁皮的，锈迹斑斑，像一口死棺，她被扔进去时，鞋子已经没了，地上是凉的，潮的，角落里趴着一只死老鼠。

第一天，他们用辣水灌她，头按住，嘴撬开，一碗接一碗，灌到她咳血，胃抽搐，脸色发青，浑身冰凉，她晕过去三次，醒来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杀了我，我都不会说一个字。”

第二天，拔指甲，竹片一点点挑进去，像挑鱼刺，十个指甲，拔完时她只剩喘气，毛巾塞嘴里咬破，她不肯叫。

日军小队长气疯了，叫人脱她的鞋袜，把脚丫一根根折断。

第三天开始电击，通电前用盐水擦伤口，电流从脚心窜到后背，她的脖子被电得发黑，左眼出血。

她不说话，嘴角在抖，但一直在笑。

第四天，叛徒出现了。

袁海根，以前在她茶社里打杂，穿着皮鞋走进来，头低着，不敢看她，她抬头看他一眼，吐血，冷笑了一句：

“你姓袁？你娘的命我保过三次。”

“你今天出卖我，别回村，你全家都活不成。”

袁一句话没说，跑了，后来这个人也没好死，三个月后在家门口被人钉死在榆树上，肚子破开，塞满了烂红薯。

第五天凌晨，天还没亮，命令下来了：撕裂处死。

没有尸体的英魂

他们不是想杀她，他们要“杀鸡儆猴”。

清晨六点，昆承湖边，两艘汽艇停在浅水区，她已经是半昏迷状态，被冷水泼醒，腿被分别绑在两艘船尾，胳膊吊在木桩上。

她没有哭，她眼睛睁着，湖面上飘着雾。

人群被强制围观，乡亲站在芦苇边，有的戴草帽，有的捧饭碗，没人敢动，谁动，就是共匪。

她抬头看天，突然喊了一句：“中国不会亡！”

引擎启动，汽艇拉开。

五秒，双腿被撕裂；十秒，腰断了；二十秒，全身碎在湖里。

湖面翻起大浪，血顺着艇迹飘了三十多米，渔夫说，湖像被倒了染料，一整天都是红的。

有人想捞她，几十艘渔船，打捞三天，只找到一根手帕和半只绣花鞋，她的尸体，再没出现过。

日军下令封湖三天，告示贴满村口，禁止捕鱼，禁止打捞。

“共匪女首领伏法，任何干扰者，同罪。”

后来，春来茶社被砸，门口挂了铁链，没人敢提她名字，人们只说：“湖里那个女人，回来喝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