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民国六年的平顺县“门牌”

说到门牌，很多人都会立刻想到家里大门门头蓝色的铁质号码标牌，上面写着“某某乡某某村某某号”，主要就是标明地址、户籍的一个牌子。可是你知道吗？在100多年前，门牌其实就是一张纸，而当时还兼有户口簿的功能。

最近，在长治市城隍庙旧书市场上发现了一张中华民国六年的平顺县“门牌”。这张门牌宽14cm，高26.5cm，为宣纸质地，采用木刻版印刷，毛笔填写，在门牌右部中间还盖有平顺县官方大印。

官印为骑缝盖，所以门牌上的官印只是一部分，可以清晰认出“之关”两个字，猜想完全官印，至少应有“平顺县之关防”六个字。每发放一张门牌，应留有存根一份，存根和住户“门牌”，可以合二为一。中缝的字以及骑缝盖的官印，便是必要时的防伪标识。

平顺县“门牌”的具体信息，从右往左，竖排：最右边一列留左边半个字，可识别为：平字第陆号；中间是一个框，上部有“门牌”两字，下部载明“平顺县第二区第十五甲第八牌第一户，户主任九贡，年四十七岁，亲属有两男两女，无其他同居和佣工人员；左边一列是时间，中华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户主名字以及部分数字为毛笔填写。

从此“门牌”反映出来的信息，可知：任九贡，当年47岁，他家是平顺县第二区第十五甲第八牌第一户，家里共5口人，三男两女，没有雇佣人员，看来是个普通家庭。

这张门牌只写了“平顺县第二区第十五甲第八牌第一户”，却无法知晓到底是对应现在平顺县的哪个村，这也是旧时候户籍管理和现代户籍管理不一样的地方。

为了便于对百姓的户籍管理，我国的门牌出现比较早。《宋史·兵表》之六《保甲》云：“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牌”即是我国门牌的雏形。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编制赋役黄册，户口编成里甲形式，发放户帖，上面书写姓名、年龄、居住地，户籍上报户部等，使保甲户籍制度规范化。

清朝非常重视户籍，将保甲制度当成防盗安民的重要手段，希望借此清除土匪，监督不法行为，强化对人们的管理。清朝政府令各州县编制户口牌，作为住户的居住凭证。“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康熙四十七年（1708），诏令“户给印信纸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令“每户发给户牌”，“户口迁移登耗，随时报明，门牌内改换填报”。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强化对人们的管理，仍然沿袭清代旧制。1915 年后，中国参照西方门牌形制进行改革，率先在上海实行，此后门牌仅显示居所地址及编号。但地处太行山腹地的平顺县，要落实这一做法还需很长时间。

平顺本来成县就较晚，设县后又经历了两次撤县和复县。明嘉靖八年（1529）设县，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为缺水被裁。中华民国元年（1912），恢复县治，三年之后又裁。经过县里乡绅大佬奔走呼号，民国六年（1917）复县终于成功。

民国六年（1917）这个时间，对于平顺县来说是比较特殊，因为此时平顺县才刚刚恢复县治。复县之后，旋即发放的“门牌”，可谓平顺县复县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这一张“门牌”是第六号，更是工作刚刚开始之际。当时发放门牌是从远离县城的地方开始呢，还是从距离平顺县城近便的地方开始呢，也不得而知。

民国早期，平顺复县后实行区村制，全县分为五个区，九十五个主村。第二区管辖范围较大，相当于平顺县整个东南部一大片，范围包括大约是现在的西沟乡、东寺头乡、虹梯关乡、玉峡关镇、龙溪镇等三乡两镇全部。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民国早期平顺县的保、甲、牌等区划的详细资料，因此无法将此门牌与实际上是哪一个村庄对应起来。

如果按户主姓氏来分析，也很困难。据民国版《平顺县志》载，时全县户数共17146户，合83084口人。任姓占全县人口3%左右，时约有近2500人，即便刨去其他几个区的任姓，到偌大个平顺县东南山区去一一对应任姓居住村庄，也不现实。

不过很庆幸，有这样一张“门牌”流传到了今天。根据相关的资料得知，门牌应悬于门首以便随时清查。由于纸质门牌保存不易，随着岁月的流逝，又经过风吹雨淋日晒，遗存至今就比较少了。

能将一张小纸片保存100多年之久，也证明了朴实的平顺人民刻在基因里的对文化的敬重。平顺县地处偏僻的太行山区，百姓获得知识的难度较大，因此生出了一种对文化的敬仰，看到有写着字的纸片就倍感珍惜。

一张流传至今的小纸片”门牌“，不仅可以为研究平顺县民国时期户籍管理、乡村治理、丁税制度等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也具有一定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文字承载着知识与文化，惜纸便是对文化的尊重。“敬字惜纸”成了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传统习俗。

这张泛黄的纸质门牌，不仅是历史的切片，更是文化的基因链 —— 它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即便在大山深处，对知识与文明的向往，也能让一张纸片穿越百年风雨，成为照亮历史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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