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9旅主任刘亚生被俘，胡宗南叫来女部下：今晚拿下他

他被俘那天，胡宗南亲自下令：“别动他。” 一个普通政工干部，为何让敌方将领如此紧张？

“美人计”、酷刑、电击……他们费尽心机，却换来一句话：“我只走两条路。”

“你是刘亚生？”尹剑的一句话，彻底毁了他

1946年秋，黑山镇，山道狭窄，一辆驴车缓缓前行。

车上躺着一名面容憔悴的男子，腹部裹着厚布，手臂有隐约旧伤，他穿着村民短褂，表情冷漠。没人注意。

直到一支国民党便衣队靠近，突然停下了脚步。

队长盯着驴车，手指一点：“你，下来。”

刘亚生没动，他身旁的女人低声说：“我去应付。”她叫何薇，是他的妻子，也是同为中共地下党员。

她笑着迎上去，试图让对方通融通融，对方没理，反而叫来另一人。

是尹剑，359旅原参谋，他走近，看了一眼车上的人，顿了两秒。

然后吐出一句话：“你是刘亚生？”空气停住了,没人再说话。

尹剑没有犹豫。他是叛徒,这一句话，把刘亚生送进了西安集中营。

消息送到胡宗南案头时，他沉默良久。

“359旅的人？”

“是的，政治部副主任。”

“活捉的？”

“活的，在黑山镇附近截的。”

胡宗南盯着地图，359旅是老对手，他比谁都清楚，这支部队里不只有枪，还有一套“信念”，刘亚生，恰恰是负责灌输信念的人。

他不是军人出身，毕业于北平大学，写过宣传册，讲过党课，这样的人，杀了不值钱，活着有用。

“他不会怕死。”胡宗南看着窗外，“要从别的地方下手。”

于是，一份计划出台：以情动之，用色引之。

“她太假了，他一眼就看穿”

西安集中营最里侧，一间独立牢房，那天晚上，铁门开了。

进来的是个女人，二十多岁，衣着讲究，面容端丽，她没说话，只递了个热水袋，刘亚生坐在角落，眼睛不在，眯着眼看了她一眼。

“你是谁？”他问。

“我……是来照顾你的。”她坐下，语气温柔，“你病还没好，我来帮你擦背。”

她靠近，刘亚生突然伸手，扣住她手腕，声音冷得像刀：“表演拙劣，滚出去。”

她愣住了。

“告诉胡宗南，再来一个我就绝食。”他说完，松开她，门外的特务冲进来把人拉走。

第二天，胡宗南亲自来了。

“刘主任，何必这样？你现在投诚，将来延安变天，你我就是谈笑风生的朋友。”

“我有两条出路。”刘亚生缓缓说，眼神平静，“要么死在你手上。要么活着跟你斗到底。”

胡宗南笑不出来了，他盯着这个骨瘦如柴的男人，脑子里开始盘算：软的不行，那就上硬的。

酷刑从第三天开始。

老虎凳第一轮，刘亚生咬牙不吭声，特务说他装样子，把他的脚踝折了一个方向，再灌辣椒水，刘亚生吐血，把盆踹翻了。

他骂人，他骂他们手法拙劣。

“我上大学那会儿，就知道你们这一套。”他说，“不疼，是恶心。”

胡宗南传令，把他送去南京，换一拨人，换一套刑，电击、电棍、灌冰水、剥指甲。

他咬牙不叫唤，他说：“你们不是要口供吗？抄党纲就行了。”

直到狱医劝他说：“你再不说，他们真能让你没命。”

刘亚生笑了：“你们还没碰到真不要命的。”

被押回西安时，刘亚生已经不能走路，他们没再单独关他，把他丢进了集中营最大的一间囚室，这里关的，都是中共干部。

他拖着伤腿，坐在角落三天不说话，第四天，有人递来一口冷水，他抬头，看清是老部队的人。

“刘主任，我们听说你进来了。”对方轻声说。

他没说感谢，只问：“还活着多少人？”

“二十多个，有些精神快撑不住了。”

那天晚上，他召集了所有人，灯光昏暗，空气潮湿，他宣布：从现在起，成立狱中党支部。

“我们不能死得糊里糊涂。”他一句话，“就算出不去，也得把该说的话、该教的课留下。”

他讲党纲，讲战术，讲如何坚持心理斗争，最重要的是，他讲信仰。

“你们怕什么？”他说，“我连自己名字都不要了，我现在是刘瞎子，你们要活着出狱，就记住一句话：三个月不死，就能活。”

这句话成了牢里每个人的口号。

“连牙都没打掉，你们是怕他吗？”

冬天，集中营的水管冻裂，饭是冷的，身子也是冷的，只有刘亚生的嗓子没冷下来。

他天天讲课，照旧讲《共产党宣言》。

有时讲着讲着，突然咳血，别人说休息吧，他说：“休息个屁，他们比我们还怕我们活着。”

他不是铁人，他有胃病，有旧伤，冬天骨头疼得厉害，可他从来不喊。

他带头吃霉米饭，半夜里组织人轮流锻炼身体，说要挺过刑讯。

关押他的宪兵跟牢头说：“他是毒种。”

牢头回：“你们这毒，不敢下狠手。”

“怕他死在里面，怕他一死，就传出去，说我们怕他。”

一天深夜，两个军官带人进来，拉他出去，说是“谈条件”。

进房间后，灯一开，墙上挂的是南京国防部标语：“反共救国，事在人为。”

桌子上摆着一份文书，一碗米饭，一碟腊肉。

“刘主任，”那人劝他，“你也不年轻了，这种事，换个人干吧。”

刘亚生用筷子挑了挑腊肉，闻了闻，放下筷子。

“你们这是准备了最后一顿饭？我不吃。”

“你可以选，”对方脸色一沉，“招了，就当政治教官，你写三句话就行。”

刘亚生站起来，脚一瘸一拐。他盯着对方的眼睛说：“你们真怕我写字？我现在就写。”

他提笔，写下三行字：“信仰不可辱”；“人格不可换”；“肚子里空，心不能空”

写完，把笔摔在地上，特务冲上来打他，他躲也没躲，一拳下去牙掉了一颗，他咳着血笑了：

“这下好了，连牙都打掉了，我也省了饭。”

“我不交代，你也别跪”

1948年底，风声变了，西安风雪大，集中营变得沉寂，一个个共产党人被秘密带走，没人知道去哪。

刘亚生明白，这是最后一轮了，该杀的，不会留下，一个晚上，何薇出现了。

她面色苍白，被单独带进来，两人见面，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

她点头，没哭，她说：“我讲了一点不该讲的，他们说只要再写个保证，就让我回延安。”

刘亚生没有骂她，只递给她一张纸。

纸上已经写好了：“婚姻终止”；“今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如果还相信党，就别再骗自己”

他没说重话，他知道在这种环境下，人的崩溃只是一瞬间的事。

她离开前，说了一句：“对不起。”他没回应。

第二天早上，牢门开了，“刘亚生，出去。”他知道，这一去，回不来了。

他整理了一下头发，从破棉衣里摸出一截香烟，放进嘴里，点不起火。

身后一个老兵递给他一根火柴，手抖得厉害，他点着火，抽了一口，说：

“我没给共产党丢脸，也没给三五九旅丢脸。”

牢房一片寂静。有人哭了，有人握拳，他转身大喊一句：“不交代的人，也别跪！”

门“哐”的一声关上，彻底没再开过。

“他走了，我们还得讲课”

第二天下午，西安街头有人目击：一个男人被捆着，双脚缠石，装进木箱，车开往渭河。

那时执行沉江刑，特务交头接耳，生怕节外生枝，几天后，集中营传来消息：刘亚生“已处理”。

难友没说话，那天晚上，有人把他写的三句话刻在了牢房墙上：信仰不可辱；人格不可换；肚子里空，心不能空。

没人喊口号，没人唱歌，大家只是坐着，照着他留下的笔记，继续讲课。

有人说他死得冤，有人说他死得值。

还有人说：“他不该写那封离婚信，他老婆可能是被迫的。”

可没人再多说什么，再后来，359旅的人重新攻进西安，有人找到那面墙，还在。

字迹模糊了，但能看清最上面那句：“我不投降，也别跪。”

那是他走之前，最后一个夜晚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