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中篇小说《鸟》：飞跃胡同的鸟

《鸟》，作为宁肯《城与年》系列作品之一，延续了宁肯对北京城市记忆的考古式书写，通过“城—人—鸟”的三重隐喻，以一个工人家庭孩子的视角，以两只鸟为线索串起主人公永与姥姥、父母、哥哥姐姐、街坊邻居之间的往事，在怀旧与批判、诗意与残酷之间，重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农村生活的真切面相。

当城市化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向那时的北京，离乡、离家成了常态。然而，与成人的自觉流浪和漂泊相比，与个体情感记忆的不知何栖相比，孩子世界的无声异化更加残酷可悲。《鸟》中永的身体看似在场，灵魂却早已出走，他区分不清自己与外界，区分不清人与鸟，一度与鸟类共感，这种巨大的疯癫与无意识成为对那段历史最尖锐的讽刺。

永，是检修工邬大清、挡车工王莲的儿子。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用麻绳将永拴在床边，以确保永的安全，但这也将永探索世界的自由和欲望牢牢钉在床板之上，禁锢住了他对生命的感知。于是，永与“人”之间逐渐疏离，在所有人忽视的角落中野蛮生长。当永开始把情感投射于两只雏鸟，与鸟建立共情，他开始思考存在，宁肯在此处埋下了惊人的隐喻：鸟既是生命本真的象征，也是异化世界的见证者。当永目睹鸟儿死亡时，他决定带着死鸟穿越胡同送给好友小芹，父亲的反对、邻居的窃窃私语、姥姥的迷信诅咒都成了对永的另一种异化，他们试图用成年人的理性去规训孩童对死亡的浪漫化想象。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任何超出常规的行为都被视为对集体生存法则的挑战。

幸运的是，这条缝隙在母亲王莲的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的弥合与疗愈，她既没有粗暴制止永的“胡闹”，也没有放任他沉溺幻想，而是用成年人的智慧将荒诞引向救赎，她说服永将死鸟埋在树下，对永的童真予以温柔呵护，对死亡给予应有关怀，用母性的光辉照亮了孩童心灵的至暗时刻。可是，当永被麻绳禁锢在床榻，王莲何尝不是被生存的绳索牢牢捆缚？她工作间隙匆匆回家换尿布的脚步，清晨起身生火做饭的身影，面对小芹姥姥隐忍的眼泪，都在时代生存重压下呈现出依然倔强生长的生命力，这种刚柔并济的母性形象，呈现出在特殊历史语境中依然鲜活饱满的女性主体性。

宁肯用这些带着疼痛的个体经验，突破了老舍式京味文学对市井风情的美化，将北京市井生活的褶皱里藏匿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创伤暴露在阳光之下。而《鸟》中“永”和“邬晓永”的切换则似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自我切割，他用这样的方式将“存在的遗忘和悬而未决的未来”熔于一炉，当“永”可以随意被“邬晓永”取代，那么存在的独特性便在历史的长河中溺亡，所以《鸟》中的“永”不是“邬晓永”，“邬晓永”回忆的也是那段历史里的另一个人。

（宁肯中篇小说《鸟》，刊于《北京文学》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