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游中国】在北京帽儿胡同蝉鸣中寻找大清王朝末代皇后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进入6月下旬的北京，暑气已经在胡同的青砖灰瓦间流淌。我沿着南锣鼓巷的树影往北走，蝉鸣声里忽然闯进一段斑驳的砖雕门楼——帽儿胡同到了。手机导航显示婉容故居就在37号，可眼前除了朱漆剥落的广亮大门，只有晾晒的被单在风里摇晃，像极了历史褶皱里未及抚平的叹息。

站在胡同东口望去，37号院门楼的气派仍依稀可辨。三路垂花门上的彩绘早已褪成水墨色，门墩石鼓被时光打磨得温润如玉。隔壁院子的老大爷摇着蒲扇说：“这宅子原是婉容她爹荣源的，后来成了民国总统府，现在住着七八户人家。”说话间，晾衣绳上的白衬衫滴着水，在门楣投下细碎的光斑，恍惚间竟与记忆里婉容穿洋装的老照片重叠。

1906年深秋，正是在这座宅院里，内务府大臣荣源为新生女儿取名“婉容”，取自《诗经》“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那时荣宅的四合院，怕是满院飘着茉莉香，穿旗袍的丫鬟捧着景泰蓝食盒穿梭回廊，谁又能料到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格格，会成为末代皇朝最孤寂的囚徒？

沿着胡同西行百步，文昌庙的飞檐刺破6月的云絮。1922年冬，16岁的婉容就是从这里出发，坐着金顶凤舆穿过午门。她或许在轿帘缝隙间瞥见过皇宫——紫禁城角楼的剪影，却不知自己正走向一座比胡同更幽深的牢笼。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选后时本看中了文绣，是端康太妃坚持要立婉容为后——这桩政治婚姻从开始就埋着悲剧的种子。

紫禁城储秀宫的雕花镜前，婉容曾多少次对镜梳妆？她教溥仪吃西餐、打网球，在养心殿装电话，用英文给洋师傅写信。可当1924年冯玉祥的炮火惊破紫禁城的黄昏，这位末代皇后抱着溥仪的玉玺逃出神武门时，怀中还揣着本《楚辞》。在天津静园的岁月，她抽起骆驼牌香烟，在舞会上跳查尔斯顿，试图用摩登生活填补灵魂的空洞，却不知命运正将她推向更深的渊薮。

站在婉容故居门前的石阶上，我忽然听见历史深处传来火车汽笛声。1931年深秋，婉容就是坐着这样的列车，在溥仪的注视下被日本特务带往旅顺。伪满洲国的“新京”皇宫里，她成了真正的金丝雀。侍卫李国雄晚年回忆，无法忍耐寂寞的婉容皇后常在夜里赤脚在廊下徘徊，把珍珠项链拆成珠子往窗外撒，说“这样就能听见响动”。

长春的雪落在缉熙楼雕花窗棂上，也落进婉容空洞的眼眸。当她与侍卫私通生下女婴的丑闻爆发，婴儿被焚毁的焦味或许永远萦绕在她的鼻腔。从那以后，她彻底陷入鸦片烟的氤氲里，在镜中看见的再不是北京帽儿胡同里那个明眸皓齿的格格，而是具会呼吸的骷髅。

正午的阳光晒得门墩发烫，隔壁院飘来鸡蛋炒西红柿的香气。穿跨栏背心的老爷子在葡萄架下择豆角，见我看得入神，递来半块西瓜：“您看啊，这宅子邪性着呢！前些年有人想改建成纪念馆，住户们死活不同意——谁愿意让外人成天戳着脊梁骨看自家灶台？”西瓜汁顺着指尖滴在青砖上，倒像极了婉容在天津时打翻的胭脂盒。

转身离开时，瞥见门楼西侧墙根长着株野蔷薇，粉白花瓣在风里簌簌地落。我忽然又想起婉容在天津时，常把凋谢的玫瑰夹在《新青年》里。那些沾着露水的花瓣，可曾预见到自己会成为新旧时代碰撞的注脚？

走出胡同口，心中感慨万千。1946年的夏天，40岁的婉容在延吉监狱咽下最后一口气，身边连件换洗衣裳都没有。狱卒用草席裹了她的遗体，草草埋在南山岗。直到2006年，溥仪的骨灰迁入清西陵，婉容才以招魂葬的方式，在谥号“孝恪愍皇后”的虚名里，与那个早逝的王朝合葬。

几经寻找到的帽儿胡同37号院，为了不打扰居民，我没有入内。我伫立在院门前，感到历史的风呼啸而过，卷走了末代皇后的悲欢，却把叹息留在了斑驳的门楣间。我伸手抚过被岁月磨圆的门当，忽然明白：有些故事注定要留在时光深处，如同北京胡同深处那株无人问津的野蔷薇，年复一年，自开自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