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香港故事丨全国人大代表陈晓峰：我们应该清楚自己的根在哪里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陈晓峰就踏上了法律道路。在专注法律的同时，陈晓峰也将目光投向多元领域，比如低空经济、金融科技、创科创投、人工智能等领域。他现任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主任，曾参与创建亚太区争议解决机制，并担任多个公职，如自由党副主席，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近日，陈晓峰律师接受了著名媒体人朱顺忠先生的采访，两人以法律为基点，围绕着个人的成长经历、亚非法协的成立背景、香港与内地的法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陈晓峰（左）与朱顺忠（张玲梅/摄影）

保持对法律的热爱，享受学习法律的过程

采访伊始，陈晓峰回忆起自己与法律结缘的过程。

陈晓峰称，自己对法律的热爱，离不开父母的精心栽培。自小，他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要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的种子。“我希望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人们的生活过得更舒坦，如果想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把自己武装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和专业领域内都要努力奋斗”。

这时，陈晓峰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专业就是法律，因为法律是能够实际帮助人的。这也与他的亲身经历相关：小时候，陈晓峰有一个关系很好的邻居，他们经常一起骑车玩耍。后来，邻居家里出了事。因为家里人不懂法律知识，在签了合同之后被骗了。从那时起，他的心中就产生了学习法律的想法。

在陈晓峰看来，从事法律行业不仅仅能够帮助朋友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学习法律这个过程本身也很有意义——它能让我们认识世界的运作方式。因为很多事物都与法律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所以在年少时，陈晓峰内心便已滋生出对于法律的热爱。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学习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东西，其中有一样叫做奇门遁甲，它和紫微斗数差不多。其实，它们都有点像现在的大数据，通过大数据找到其中的逻辑，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人用起来更方便，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我想到小时候做的一个程序，你输入一些信息，它就会帮你分析应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运用这些技术手段是有助于我们完成任务的。”陈晓峰说。

大学时，陈晓峰曾选了法律和计算机两个专业，这两个学科都注重逻辑思维。“我一直对那些看似杂乱无章、却如宇宙运行般奥妙的事物充满好奇，想探究它们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从小我就对这类问题感兴趣，也愿意深入钻研。所以，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无论做生意还是帮助社会民众，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大学毕业时，陈晓峰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和理学士（计算机科学）两个学位。据他讲述，他曾经喜欢写文章和创作，写故事的时候到了某个节点：比如主角要面对人生抉择，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或者主角要支持某件事，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这时候，他就用电脑程序模拟主角的选择，比如选择不同的道路或者方向，最后结局真的会不一样。陈晓峰也会和同学们分享这些经历，能让同学们获得一些启发。所以在大学时，陈晓峰产生了读双学位的想法，在当时的年代，可能没有太多人做出这样的选择，但陈晓峰经过刻苦的学习，最终如愿获得了双学位。

“同时读法律和计算机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读计算机专业的话，在实验室的时间是非常多的，法律专业其实不用。我记得当时法律专业可能每周上12到13个小时的课，但计算机专业那边呢，特别是讲到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可能要上20多小时的课。这样一来，其他同学可能一周上12小时的课，我就得上30多小时。你能不能吃得消呢？”陈晓峰在回忆往事时，不禁有些感慨。

陈晓峰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认为，如今的时代与科技密切相关，目前国家正在向前发展，我们的体制也要与国际社会相衔接，科技能让社会更加进步。问题是该如何善用科技？比如，伦理与法律制度之间是否有合适的土壤，是科技在进步还是法律滞后于科技导致我们的进程变慢了，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同时，我们要知道社会结构是怎样的，立法背后的思维逻辑又是什么？比如有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制度是不同的，那么在这些制度中如何去优化、去推动社会进程呢，科技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另外还有人工智能这样的学科，尽管人们对这一学科看法不一，但它本质上属于逻辑性范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如果运用得当会事半功倍，运用不当则可能会产生大问题。”陈晓峰如是说。

重视规则，学会包容，积极参与大学选举

谈及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教育和影响时，陈晓峰笑着说：“首先我一直都很孝顺父母，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冲突。在很多方面，父母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妈妈比较传统，会在家里教我们东西，我爸爸要辛苦地工作，经常早出晚归，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教导。”

父母也会经常和陈晓峰讲述他小时候的故事，从陈晓峰幼时的一言一行中我们能够洞察到他对规则的重视。

据陈晓峰介绍，在他小时候，香港有个叫雍雅山房的茶座建筑，那是一个十分雅致的地方，大家会在那里喝茶、吃饭，外面有供孩子玩耍的滑梯和秋千。小时候，他曾有机会到那里去吃饭，当一群小孩都跑出去玩滑梯时，陈晓峰并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只顾自己玩，看到有人不遵守规则或者欺负小朋友的时候，他就会挺身而出制止这些行为，并维持秩序，让大家排好队。

“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不会去占便宜，我喜欢和大家一起合作，培养团队的合作精神。据我父母讲，那次有个大孩子想推开女孩子强行插队，我很勇敢地和他对峙，说‘你凭什么欺负人’，还背过身去跟大家讲道理，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而且我父母也会跟我分析，有时候逞强是不对的，做事不要冲动。但是他们会支持我的想法，提醒我要量力而行，多交些朋友，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学会团队合作。”陈晓峰如是说。

在谈及小时候的性格时，陈晓峰回忆说他是一个偏向活泼的孩子，他希望能给身边的人带来欢乐，当然偶尔也会有小矛盾，但父母从来不会责骂他，而是用很温和的方式让他接受。他们会以平等的态度进行沟通，不把他当小孩看待，这让陈晓峰很早就懂得与人沟通时要考虑对方的感受，比如别人会不会不开心、能不能听懂。“所以从老师的角度看，可能觉得我上课时能安静写字，偶尔说一两句笑话，但不会太过分。我小时候喜欢参加课外活动，比如下棋、踢足球、打排球，和同学们相处的很愉快。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那些老朋友依然能够互相支持。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学会了如何交朋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包容，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想法不同，需要尊重每个人的意愿。”陈晓峰颇有感触地说道。

到了大学时，老师对陈晓峰的评价又有所不同了，他们觉得陈晓峰十分勤奋。他当时学习了两个专业，基本上一有空就去图书馆，还会出去打工赚零花钱。而且他本身英语不错，所以会在空余时间帮助留学生——当时有些新来的或者身体比较瘦小的留学生可能会遭到排挤。

陈晓峰自言，他在国外读书时，也曾遇到过不友好的外国人，他们毫无理由地对华人说不礼貌的话。

“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才发现，当你英语水平和他们一样甚至更好，或者你见识比他们广、运动能力强、经常参与活动，他们就会把你当作‘自己人’了。但是，他们不是针对种族和肤色排斥他人，我就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心态啊？’在跟他们加强沟通后，我发现他们可能没想通，或者觉得这样‘好玩’。实际上，这些是不应该的。如果你真的当我是朋友，就不要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参与了大学的选举，这一过程也影响到了我自身的发展。当时我想竞选中国香港的学生会主席，确定这个目标后，我每天和50个人一起到处去拉票、发传单，介绍自己的情况。最后我成功进入了学生会还被选上当大学校董会委员，为平衡海外学生和本地学生之间的关系和利益而不断努力。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在这一过程中，我更加了解所谓的民主和香港的选举制度是怎样的，以及如何维系大家的关系、倾听大家的意见。所以这些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明白了做人要勇于尝试，不要害怕吃亏。”

后来，陈晓峰回到香港工作。当时他已在国外生活多年，没想到回到香港后发现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拥有十分开放包容的环境，他在这里见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之后陈晓峰还参与了不同的组织，比如律师会理事会，那里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同事之间互相照顾、学习，使陈晓峰受益匪浅。同时陈晓峰也跟随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参加了多场国际论坛。香港机遇良多，让陈晓峰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因为以上种种经历，陈晓峰坦言希望自己能够投身社会，为社会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陈晓峰

清楚自己的根在哪里，在香港回归之际回到祖国

在交流过程中，朱顺忠回忆起此前在采访香港立法会议员蔡素玉女士时的一个故事：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前后，蔡素玉拿着许多毛绒玩具来到维多利亚公园，与公园里的小朋友们互动。当时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首都是哪里？”如果谁回答对了，就可以获得一个玩具熊。令她深感意外的是在几个小时内，她手中的小玩具一个也没送出去。

听完朱顺忠的讲述，陈晓峰表示自己有非常深刻的感触。陈晓峰正是在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夕回到香港的。当时他在国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他觉得必须亲自见证这个历史时刻，而且不仅是见证，更想参与其中。所以他选择回到香港。

当时，有很多人在国外读书，比如陈晓峰本人初中是在香港传统学校就读的，高中一部分时间则是在国外。他从香港的教育中收获了很多，但也清楚地明白有些东西是不正确的。所以再次回到香港的陈晓峰有着充足的学习动力，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哪怕是再细小的知识也想学好。

“我们小时候还处于半殖民地年代，坦白说，当时学到的很多东西，有些是有问题的。比如我在香港读初中时的历史书，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内容，让我们对某些所谓的‘民主’产生了误解。就像大家看到的发生在 2019 年的‘占中’事件，其实恰恰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的迷失。还有人说香港实行的是‘三权分立’，是与世界接轨的。但如果你问我那一代人或者和我一起读书的同学，有些人对这些概念并不理解。当然他们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爱港的，这是因为他们在读书时被灌输了一些错误的信息。那么我们反观英国有没有实现三权分立呢？其实英国也没有，英国的首相也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陈晓峰感慨道。

在陈晓峰看来，我们应该主动去了解世界各国的制度，并借鉴参考。每个人都要多关注大局、多了解新闻，同时也要深入思考，多请教、多学习。同时，在国外读书和生活过后，才更能感知到家乡和国家的温度。在国外，华人会遇到“玻璃天花板”甚至“竹子天花板”（即职业发展的限制），非白种人在职业发展上会有明显的上限。而在香港，陈晓峰有机会担任委员等职位，这是完全不同的境况。所以他说：“我们应该清楚自己的根在哪里。”

“爱国者治港”，治理者要热爱自己的国家

在接受采访时，陈晓峰自然地将话题延伸到了“港人治港”与“爱国者治港”这两个概念上来。他认为《基本法》里的“港人治港”是一个明确且清晰的表述。《基本法》是我们国家的宪制性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部分。同时民众要理解“高度自治”这个概念，它不等同于“全面自治”，这个区别很重要。社会大众在阅读宪法、法律和政府工作报告时要认真仔细，不要被西方媒体误导。

陈晓峰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享有的权力是由中央授予的，“一国两制”一定会行稳致远，但有些人对“两制”存在误解，认为是指大陆法制和香港普通法，但实际上“两制”是指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沿用普通法体系，同时也会参考世界各地的法律进行优化。

而回到“爱国者治港”这一话题，陈晓峰解释道：“我认为‘港人治港’和‘爱国者治港’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香港是一个地区而非国家，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治理者都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或地区，所以怎么可能让一个‘爱港不爱国’的人来治理香港呢？这绝对不可能。反过来想，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持有外国护照、宣誓效忠外国的人来担任本国人大代表或立法会议员。选民在投票时，也会通过候选人的言行举止判断其是否言行一致，是否真正爱国爱港。”

“‘爱国者治港’并不意味着盲目赞同政府的一切决定，我们要在宪制秩序下协助政府施政。我们的特首具有双重责任——既要对中央负责，也要对香港市民负责。在这个框架下，不存在所谓的‘三权分立’。实则，‘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是在一个国家框架下的安排。过去有些人可能因为教育问题，过度强调‘两制’而忽略了‘一国’，但实际上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没有国家安全，香港也难以安全，更不会实现经济的发展。”

“过去的一些事件已经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要有坚实的法律保障，确保香港的稳定。现在有了更完善的法律体系，人们可以依法营商，维护社会稳定。”

陈晓峰对西方国家的真实目的认识很透彻：其他国家或政府当然会优先考虑本国利益，不可能真正为香港着想。比如美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它的总统也不是真正的一人一票直选出来的（指选举人团制度）。所以，对此感到困惑的人，应该多了解并观察国际政治现实。

▲陈晓峰

以法律为纽带，促进低空经济平稳发展

陈晓峰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金融科技、创科创投、调解、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

陈晓峰表示，他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服务意愿，真心想为社会做贡献。他担任的很多公职其实都是义务性质，虽然要投入很多时间，但他甘之如饴。他自言曾受到很多优秀前辈的影响，并劝告年轻人如果遇到机会，不要怕吃亏。

目前，陈晓峰在大学担任校董，参与教学工作，还在香港港协暨奥委会服务。从宏观来看，陈晓峰建议年轻人无论是正在读书还是已经工作，都可以多学习法律知识，哪怕是不完整的学位课程也没关系，因为法律与生活、科技息息相关。

“中央政府近年来推出的一些政策，对香港参与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除了依靠政府，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智慧。我们需要与商界、学术界、政府官员，甚至国际伙伴交流合作。我特别认同国家的发展方向，‘十四五’规划即将进入收官阶段，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推动经济进程。”陈晓峰本人对绿色金融、绿色经济很感兴趣，他以“低空经济”为例详细论述了他对于新兴产业的看法和期待。

“低空经济是指1000米以下空域的经济活动，包括直升机、无人机等，未来可能形成万亿级市场。但发展低空经济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做支撑，否则发展会遇到瓶颈。香港有700多万人口，大湾区有8700万人口，如何使两地协同发展？比如无人机从内地飞到香港，是否需要落地后再运输？不同地区的空域管理部门（如军方、民航局）如何协调？还有飞行器的重量限制、夜间飞行限制等问题都需要考虑。香港现行法律规定：无人机超过25公斤不得飞行，且必须在视线范围内操作（夜间禁飞），这限制了重型医疗物资运输等应用。而且飞行器的发牌问题、数据如何传输、飞行器是否需要登记等都需要考虑。”

“其实现在香港市面上有很多自己组装的机器，因为它们有特定的需求和用途。那么这些组装的机器会不会飞到一些不该去的地方呢？比如飞机场上空等危险区域。有没有一些反制措施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呢？因为这里面牵涉到版权法、隐私法、航空条例、电子设备安全法规等等。而且这不仅仅是香港本地的问题，跨境时还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法律差异。”陈晓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和考虑，这些问题需要前瞻性地去思考。

“我们的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也强调，我们要懂得应变、求变，不能只盯着1万亿的经济目标，而是要积极参与、共同建设。这方面我们希望政府、产业和学术界能合作——政策要跟上，政府要提供良好的法律土壤，就算不帮忙，至少不要阻碍发展。内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香港在过去的半殖民地时代，总是强调‘小政府’，很多事情都让民间自己解决，说‘只要不违法就自己看着办’。但有时候，缺乏政策支持或法规混乱，反而会限制民间力量的发展，所以现在需要真正行动起来。”陈晓峰还举了一个小例子：如果大家平时用苹果手机或其他品牌的手机，充电接口都不一样，这样其实会造成很多浪费，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所以各方需要共同推动行业的标准化。

作为高校的校董，陈晓峰对香港的人才培养充满自信：“在学术方面，我们香港有很多优秀的大学——全球百强大学香港占了5所，可以说香港是人才基地，很多内地学生也来香港读书，我们要抓住这些资源。政府每年投入几百亿资金给大学做教育，高校要在保持学术自由的同时，要确保这些资金真正用到对人民有益的地方。”

陈晓峰也提醒到，在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比如产业界的领导或机构可以参与制定相关标准和规则，政府也可以提供资金支持等帮助。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等问题。低空经济只是讨论的一个引子。其实任何经济领域的发展都需要法律和科技人员的支持。如果我们想推动新赛道的发展，需要新质生产力的支持。

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不仅有“一国两制”的体制支撑，还拥有独立的关税区和资金、数据流通的优势，更是一个超级金融中心和法律服务中心。如果香港做得好，会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支持。很多内地或外国的企业特意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因为香港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香港可以衔接世界各地和内地14亿人口的市场，比如“一带一路”、RCEP、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或东盟等地区。

关注法律伦理，以法律为支撑带动科技发展

陈晓峰还借自动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讨论了法律伦理问题，他以几个例子进行了生动的阐述。

第一个例子是自动驾驶汽车：如果车辆发生事故（比如美国某些品牌曾起火或造成伤亡），我们需要对风险分级，不能让AI随意做决定，尤其是涉及生命的情况，必须保留人类参与高危决策的机会。比如自动驾驶车在路上遇到突发情况（有人突然跳出），车联网和智慧城市尚未完善时，车辆该如何选择？是保护行人而牺牲乘客，还是其他方案？这些伦理问题需要法律框架来解决。如果开发车辆的公司为避免被告，在最后一秒将控制权交还给人，但人可能来不及反应，责任归谁？这不是个人对错的问题，而是需要法律土壤来支撑科技和经济发展。

第二个例子是人工智能的开发。如今市场上有很多AI模型（比如ChatGPT、OpenAI等），但哪里最适合开发城市级人工智能呢？首要条件是要有大规模的应用场景，最关键的是要有数据支持，同时还需要合理的算法设计。这三者（数据、算法、场景）必须严格区分，否则最终开发出来的系统可能会带有偏差。

陈晓峰认为香港是开发这类AI的绝佳地点，因为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下，香港可以接触到内地一些原本不对外出口的数据（经批准后可流通至香港），同时也能获取国际数据。在这样的数据支持下，深度学习训练出来的模型一定会更精准、更符合实际需求。相比之下，如果某些国外AI系统仅依赖特定文献或带有偏见的数据（比如某些国家刻意贬低其他国家），那么训练出来的AI的世界观可能是错误的或者不全面的。所以在香港做AI开发，数据来源会更全面、更可靠。

但光有数据还不够，国家法律必须支持。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陈晓峰表示自己责无旁贷，应该提出相关建议。同时在推动AI发展时，必须确保国家安全，因此我们需要既懂法律又懂科技的人才，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法规。

“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实际上我们也在帮助各行各业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升级转型。为此，我们专门拨出几十亿资金，让大家可以租用超级计算资源（超级电脑），最终目的是为了优化AI运算模型。我们欢迎全球（包括内地）的企业、学者和法律专家来香港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科技（如稳定币、数字货币、绿色金融、区块链等）方面有独特优势。除了金融领域，还有航运、贸易和创新科技等优势产业。但支撑这些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有些国家和地区因为缺乏健全的法律环境，导致相关机构无所适从。相比之下，香港拥有良好的法治基础，所以香港非常欢迎国际企业来港发展，这也体现了香港经济的开放程度。

采访：朱顺忠

编辑：候雪柔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