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而伟大”的汉武帝时代，为何各地出现“生子辄杀”的惨案？

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凭借着其祖父汉文帝及父亲汉景帝留下的雄厚“家底”，他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不仅在对外扩张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西南夷，使得汉朝的疆域大幅度扩展；在国内，他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诸侯的权力，废除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独尊儒术，同时实施了盐铁官营、币制改革等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汉武帝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

然而，因其在扩张疆域、沟通中西文化、创设制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许多人对汉武帝崇敬备至，认为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最具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时期。甚至有许多人感叹，自己如果能够生活在“虽远必诛”的那个时代，该是何等的荣耀与幸运。但从当时人民的角度来看，生活在汉武帝治下，不论贫富贵贱，都如同身陷困境，那个时代实在是令人痛苦不堪的。

这种历史的苦痛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有着确凿的史料依据。例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贡禹传》中就曾提到，汉武帝治下的“生子辄杀”事件频繁发生，即刚出生的婴儿便被父母以各种手段杀害，并且这一现象在各地极为普遍。那么，为什么在后人看来光辉灿烂的汉武帝时代，竟会频繁上演如此悲惨的“生子辄杀”悲剧呢？

据《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记载，贡禹（汉成帝时期的御史大夫）曾谈到，早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赋税和徭役的沉重压迫让百姓苦不堪言。具体来说，政府在对民众征收“口钱”和“算赋”时，把征税的起征年龄下调至3岁，并大幅度提高了税额，导致民众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为了应对日益沉重的税赋和徭役，许多家庭选择放弃新生儿，甚至直接将婴儿弃置或杀害，这让当时的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生育问题。

这种惨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汉武帝的横征暴敛政策。熟悉秦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汉朝建立初期，国家面临人口急剧减少、财政匮乏的困境。因此，文帝、景帝时期采取了节俭的政策，减轻了农业税负，使得国家财政逐渐恢复，社会生产也得以回升。这一时期，“三十税一”制度的实施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国家财政充盈，仓库满溢。

然而，随着汉武帝登基后，他并未谨慎使用祖先留下的财力，而是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军事扩张，几乎年年征战，不仅增强了国家的疆域和威望，却也迅速消耗了国家原有的财政盈余。由于封建王朝的根基在农业，频繁的战争和大兴土木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经过数年，庞大的财政盈余被挥霍一空，甚至还产生了巨额赤字。

为了弥补这一庞大的财政缺口，汉武帝不得不对民众进行更加严苛的征税。从税收标准上来看，“口赋”即人头税的征收范围扩大，未成年人的“口钱”起征年龄下调至3岁，每年每人征税23钱；而成年人的“算赋”税额也猛增至每人120钱，几乎是原来的三倍。这样的税收负担，对于以农民为主的广大民众而言，实在是沉重无比。

在汉武帝时期，田税虽然相对较低，但口赋和徭役却压得民众喘不过气，许多农民在征税压力下，生活在贫困和饥荒中，无法承受重税与徭役的双重压迫。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农民家庭生活困难，尤其是在灾年，百姓更是面临着无法维持生计的困境。而在战争和建筑上的人力需求日益增加时，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大量被征去参与战争或成为政府的劳工，使得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农田荒废，生计愈加艰难。

当农民无法满足征税要求，且无法通过反抗改善处境时，不少家庭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将新生儿遗弃或杀害。这样的惨剧愈演愈烈，甚至在汉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也痛心疾首地在奏疏中提出此问题，并请求朝廷减轻赋税负担，提高“口钱”和“算赋”的起征年龄，试图减轻百姓的困苦。

总的来说，汉武帝后期，由于追求个人享乐，穷兵黩武，以及严苛的横征暴敛政策，国家的财政已经陷入崩溃，农民在极端贫困中发动的暴动几乎摧毁了整个帝国的稳定。直到汉武帝意识到自己的政策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时，他才下令停止战争，减轻赋税，试图缓解民生困境。然而，这一切改变来得已经太晚，帝国的颓势难以挽回，汉朝再也未能恢复昔日的辉煌。

参考书目：

司马迁（西汉）：《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班固（东汉）：《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