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城故事 | 邓星明：我的初中往事

作者：邓星明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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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发于邓星明教授的美篇，经作者授权转发。编者对原文作了少量修订。

我的初中是在九江同文中学度过的，那时候同文还叫九江二中。

同文中学坐落在美丽的南门湖旁。学校历史悠久，环境优雅，设施齐全，人才辈出。它创建于1867年，是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批教会学校。抗战期间，同文中学曾辗转搬迁到重庆璧山，冯玉祥曾任该校名誉董事长，张治中曾向该校赠送《四库全书》。革命烈士方志敏、中共领导人饶漱石、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杨叔子、卫星通信专家杨千里、著名医学翻译家王贤才、北京亚运村总设计师熊明等，都是从同文中学走出去的。

1960年我考入同文时，校名叫九江大学附中，不久，九江大学撤销，恢复原九江二中校名。

上世纪80年代初，王贤才等一批老校友联名写信给二中领导，要求恢复同文中学校名及校训。后经市政府批准，恢复同文中学老校名。如今，在九江人口中，有人叫同文中学，有人叫九江二中，一校两名，随人意愿。

初中期间，印象深刻的老师有：我们初三（2）班班主任李道清老师，他接手我们班时，刚刚大学毕业，教代数课，工作认真，积极热情。李老师70岁时，我们一帮同学还曾给他过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生日。

语文老师屈茂西，当时单身，一个人住在二中“同文书院”黄色大楼顶楼。他痴迷文学，颇有亲和力，经常约我们到他房间聊天。在屈老师房间里，我第一次听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字及代表作《蔷薇花》，屈老师还深情地给我们朗诵其中的篇章，印象极深。

政治老师张正治，兰州大学毕业，教我们政治课，课程内容记不得了，讲课神态极富特色。他声音洪亮，精神饱满，善用一长串形容词，讲课中还不时用手肘夹提裤子。张老师与学生交往密切，后来成了大家的忘年交。

生物老师易善元，是位幽默有趣的老师。讲生理卫生课时，他常用粉笔在自己衣服上画，边画边讲：哪儿是肺，哪儿是心，哪儿是胃，哪儿是肝……一节课讲下来，浑身都是粉笔灰。下课后，掸掸灰，又接着去上课。

此外，还有音乐老师罗万中，美术老师张敦南，体育老师金之昌，那是课外活动时接触到的专业老师。还有一位气质高雅、满头银发、和蔼可亲的李校医，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几十年之后，回忆初中所学课程，或多或少都有受益，唯独政治课，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他们”“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即将走向消亡”“我们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现有13个国家，即苏联、中国、朝鲜……”等等。当年，我们深信不疑。每次考试，要花很多时间去背这些条文。等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回想当年的政治课，不禁哑然失笑。可惜呀！大好时光都浪费了。

初中年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这些运动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

我，一个12岁的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恰遇吃不饱饭的年代。早晨上学，父亲给我早点钱，仅能买两个糠粑，到了第三节课，肚子饿得不行，哪有心思听课，一心盼着赶快放学，回家吃饭。

中午到家，父母也刚下班。记得父亲拿一点米放进锅里，倒进大量盖菜叶，熬成盖菜稀饭。我们家六口人，每人一碗，吃饱吃不饱都是一碗，稀里哗啦地装进肚子，又匆匆去上学。

那些年，街上有许多乞丐，都是安徽逃荒过来的，九江人称“安徽佬”，充斥大街小巷。父母常叮嘱：“千万不要在街上吃东西！”因为很可能被人抢去。我家对面有个饮食店，经常能见“安徽佬”抢食的场面。我就见过好几回。有次，一位大爷在饮食店吃面，突然一个“安徽佬”从后面伸手抓起面条就往嘴里塞，那大爷转身便打，可那“安徽佬”依然死命往嘴里塞……

班上有个柯姓同学，家在农村。有天偷偷告诉我，他们村有人饿死了，我大惊失色。后来听说安徽饿死不少人，如其在家饿死，不如出外讨饭求生。我对这些“安徽佬”也生出怜悯。庆幸自己生活在城市，虽然吃不饱，毕竟没饿死。

初中年代，也有欢乐时刻。我班班长郑光华，在九江体校参加航模爱好者兴趣小组，周末我和梅俊道跟着郑光华一起去玩。

记得有位瘦小个子的柳邦镇，是我们指导老师。所谓航模，就是用松木条做成模型飞机，用橡皮筋把模型飞机弹上天，飞机上天后，又慢慢地盘旋滑翔落地，滑翔时间越长，说明航模做得越好。

有段时间，我们都迷上了航模活动，一到周末，就凑在一起去玩航模。一个星期天，我们到大校场放飞航模。那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大家轮流地把航模飞机弹上天，又饶有兴趣地看着它盘旋落地……最后一次，记不得是谁把飞机弹上去，这次怪了，飞机没有盘旋下落，而是往高处飞去……只见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我们大声追着喊着，跟着飞机跑了一阵，飞机越飞越小，慢慢变成一个点，后来竟然看不见了……

回来路上，我们几个人既兴奋又失望。说兴奋，航模飞机飞跑了，在航模活动中算是一个奇迹；说失望，我们丢失了一架优异的航模飞机。

当时二中校园里有许多高大的核桃树，分中国核桃和外国核桃两种。中国核桃是圆形的，外国核桃是橄榄形的。学校没有明文规定这些核桃不能采摘，因为树太高，攀援不可能，搭楼梯也困难。用弹弓打，成了唯一的选择。空闲时，学生们聚在树下，用弹弓打核桃，谁打下归谁。我技不如人，打得不多，但仔细在地下找，也能捡到核桃。

二中的核桃味道真好，香香的，甜甜的。当时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核桃。那时口袋里装着几颗核桃，总舍不得吃，从没有吃得尽兴的时候。我退休后到东莞，有一次在超市看到橄榄形核桃，买了3斤，想吃个够，弥补儿时的遗憾。可是吃了半天，还是吃不出当年二中核桃的味道。

那时读初中，完全不是现在孩子读书的状态。如今初中生实在太辛苦！听说每天晚上做作业要到十一、二点，还要家长检查签字才能睡觉。我们那时的作业，一般在学校就完成了，做不完，晚上最多再用半个小时足矣。家长基本不问孩子读书的事。

初中有大量时间看课外书，我床头一直放着几本大部头小说。记得初中阶段，看过的长篇小说有《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水浒》《西游记》《百炼成钢》《暴风骤雨》《保卫延安》《三家巷》《苦斗》《苦菜花》《迎春花》《红岩》《上海的早晨》《红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卓娅与舒拉》《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山乡巨变》《烈火金刚》《海底两万里》等。一句话，只要能找到的小说，每本都看。晚上躺在床上，睡前就是我看小说时间，看到疲倦了，书一丢就睡着。有时来不及关灯，第二天起床才发现灯还亮着。有时看到精彩情节，越看越精神，看到深更半夜也常有。

当年看小说，十分仰慕作家，也常做作家梦。为了打好写作基础，我专门买个小本子，抄一些精彩词语。记得抄得最多的是秦牧散文集《艺海拾贝》。如果说现在还能写点东西，得益于那时的文学积累。

初中是一个人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没有高考压力，可以按照自己兴趣，广泛接触各个领域的知识。我一直认为，学生不要以为完成学校功课就万事大吉。世界如此之大，社会如此之广，要尽可能去接触，去感受，去探索。

除看书外，我还喜欢看电影。初中年代，有三部电影对我印象最深。一部是1937年拍摄的《夜半歌声》，讲一个风流倜傥的小伙子与一个富家小姐相爱，遭到小姐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们买通黑社会用硫酸将小伙子毁容。小伙子毁容后惨不忍睹，不敢见人，只能每晚以歌声表达心中的爱与恨。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演员表演十分精彩。

这是一部恐怖片，片中有许多黑夜里的惊悚画面。看完这部电影，有几年时间我一个人晚上不敢走夜路。一走夜路，那些恐怖镜头就在脑海中显现……至今，我都反对青少年看恐怖片。

第二部是《刘三姐》。这是一部赏心悦目的音乐片，影片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善良，讥讽纨绔子弟的迂腐与丑恶。影片景色美，故事美，人物美，音乐美。这部电影把我给迷住了。那时零花钱不多，不能每部电影都看，但《刘三姐》我却看了两遍，这是唯一的一次。

上世纪80年代初，九江市文联组织我们参加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庐山召开的第七届年会，有幸见到《刘三姐》导演苏里，我还和他谈起当年看《刘三姐》的感受。

还有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是1946年由著名导演蔡楚生、郑君里拍摄的。讲述八年抗战时期一个离散家庭的故事，反映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抨击喜新厌旧的负心郎。记得是和同班同学万水一道在柴桑小学露天影院看的。我们被这部电影深深感动。三个小时的电影，约有一个小时我是边看边哭……我发觉万水也在哭。电影散场时，我们俩眼眶都哭得红红的，彼此都不好意思对视。回家的路上，没怎么说话，依然沉浸在影片的悲痛之中。

这部电影颇具震撼力，让我切身体会到一部经典电影对一个少年心灵产生的巨大影响。30年后，1990年，我在北师大访学时，黄惠林老师组织我们编写教材《中外经典电影读解》，自报作品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除了看书、看电影，我还喜欢打乒乓球。二中校园里有一些石头面的简易球桌，总是围满人，我们少有机会上台打。

我的发小梅俊道家附近有一间会议室，有一张乒乓球桌。每逢星期天，俊道邀几个同学打乒乓球，一打就是一个半天，虽然打得一身臭汗，但非常开心。大家边打边切磋球技，进步很大。现在退休了，偶尔也打打乒乓球，球技还停留在初中水平。

初中阶段，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如梅俊道、周沈生、陈德仁、章南华等，除了在一起读书、做作业，还经常相邀集邮、听评书、学游泳、学骑车、逛公园、泡澡堂。

那时，九江市唯一的文化活动场所就是文化宫。有个评书艺人穆宝华，天天讲《三侠五义》，门票一角钱。有一次我和周沈生、梅俊道几个人好奇，进去听了一次，《三侠五义》离奇的情节和穆宝华绘声绘色的讲述，把我们深深吸引住了。每到精彩之处，他便嘎然止住，来一句“欲知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弄得我们心里痒痒的，忍不住第二天晚上又去，第三天又去……后来，零花钱用完了，心里还惦记着书中人物的命运。有几次，我们就蹲在窗子底下听免费评书……

文化宫还有一个乒乓球室，打球的都是兵坛高手。我们常去观摩。记得有位纺织厂工人，曾在全市乒乓球比赛中拿过冠军。球打得真好！他有个特点，每当失误时就不由自主地喊一声：“哎呀——”我们不知他姓名，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哎呀”。后来知道他叫韩宝善，但我们还是以“哎呀”称呼。

十年后，我调到文化宫工作，主办过一次全市乒乓球比赛，韩宝善也报名参加。见面时我习惯地脱口而出：“哎呀——”韩宝善一头雾水，我赶紧改口：“你是大名鼎鼎的韩宝善，欢迎您！”

少年时代，一晃就过。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一天到晚，精力充沛，朝气勃勃，有使不完的劲。一方面认真读书，吸纳知识；另一方面尽情玩耍，尽情寻乐。

啊，我的初中，黄金般的少年时代，令人留念，令人向往……

作者像

【作者简介】

邓星明，1948年生于江西九江，九江学院中文教授，东莞城市学院文学与传媒系教授，曾任艺术系及文传系主任，北师大电影学访问学者。著有《中外经典电影鉴赏》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编后记】

日前，邓老师寄来了他的自传散文集《苍生点滴》，书中讲述了他的成长、工作和生活的故事。邓老师从小学至到大学，一直在九江读书，他的求学经历也恰是许多老九江人的共同记忆。其中不少回忆颇具年代气息，读来令人倍感亲切，也想必会唤起许多人的共鸣。为此，编者特从中摘录几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