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陈伯达被判刑18年，出狱后提出唯一要求，组织：同意

前言：1980年，陈伯达被判刑18年，出狱后提出唯一要求，组织：同意。陈伯达是什么要求呢？

陈伯达是福建泉州惠安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已经没落的读书人家庭。他15岁那年考上了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这个学校后来发展成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在学校读了两年半后，17岁的陈伯达回到老家惠安当小学老师，一年后又到厦门的小学任教。

1924年，在福建老乡张觉觉的帮助下，陈伯达到上海谋生。他白天在小报社当记者，晚上到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这所大学是当时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陈伯达在这里第一次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在革命政变时入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遭到屠杀。赵世炎、陈延年这些年轻革命者都牺牲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就在这个危险时刻，陈伯达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共产党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入党后不久，陈伯达随王明、李立三等同志撤离上海前往武汉。在武汉，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后来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30年底学成归国后，他先在上海短暂停留，见到了老同学王明和校长米夫。虽然王明和他同龄，但此时已经是党内重要领导人，说话都带着领导的架势。

1931年春天，陈伯达被派往天津开展地下工作。4月8日刚到天津就出事了——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化名"王通"的陈伯达和省委书记许兰芝等15人一起被捕。由于省委书记叛变，整个案件被彻底泄露。当年9月，陈伯达被押解到北平受审，被判两年半徒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

1932年出狱后，陈伯达被派往张家口，在吉鸿昌将军的部队里做政治工作。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他受北方局指派到北平领导学生罢课，负责起草运动宣言。1936年刘少奇到天津重组北方局，提拔陈伯达担任宣传部长，这时候他32岁，开始在党内崭露头角。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二个月，陈伯达踏上了陕北这片红色的热土，来到了延安。

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在刚创办不久的陕北公学急需理论教员。这所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学校，是专门为前线培养抗日干部的“红色熔炉”，从全国各地涌来的进步青年在这里学习马列主义、抗日救亡道理。组织上觉得，陈伯达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宣传经验，正好能派上用场。

可谁也没想到，这位新来的教员刚走上讲台就遇到了大麻烦。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从小说的是地道的闽南方言。在延安的课堂上，他一张嘴，学员们就皱起了眉头。那些理论讲解，经他的闽南口音一“加工”，简直像在听天书。陈伯达急得额头冒汗，干脆放下课本，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学员们盯着黑板上歪歪扭扭的字迹，总算勉强能跟上思路。一堂课下来，他写满了几大黑板，粉笔灰落了一身，嗓子也哑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小半年。到了1938年5月5日，延安城里传来个大消息：马列学院正式成立了！这所学院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兼任院长，是专门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张闻天和陈伯达早年在苏联中山大学是同窗，他太了解这位陈伯达的本是了。别看陈伯达上课有语言障碍，可那理论功底扎实得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翻得比谁都熟。没过多久，张闻天就把陈伯达调到了马列学院当教员。

初得毛主席赏识

这年秋天，学院开了一次全体教职工会议，毛主席也来参加。散会时，张闻天特意拉着陈伯达走到毛泽东面前，想毛主席介绍陈伯达。毛泽东当时正忙着和学员们说话，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说了句：“陈伯达同志，欢迎你来延安。”陈伯达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普通的见面，会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38年夏天。马列学院的学员们正忙着准备期末考试，校园里的气氛既紧张又热烈。就在这时，学院突然通知：全体学员和教员参加一次“孙中山思想讨论会”，毛主席要亲自来听会。

讨论会的那天，窑洞里坐得满满当当。学员们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争论不休：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到底属于什么阶级？一部分学员认为，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显是站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立场上，应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学员则反驳说，孙中山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土地政策不够彻底，本质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就在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坐在后排的陈伯达沉吟片刻后缓缓起身。这个福建口音浓重的人开口时，语速非常慢，以保证大家都能听懂：

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正在后排的毛主席直起身子，认为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很深。于是，站起来称赞他，刚才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正是从这时起，毛主席开始注意陈伯达，并逐渐发现他身上的才华。1939年，陈伯达从原来的工作岗位调到了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担任副秘书长，成了毛主席的秘书。

那时候的毛主席既要指挥全国抗战，又要思考战后中国的建设道路，每天要看的文件堆起来能到胸口高，要写的文章从战略方针到理论文章，样样都得亲力亲为。他对陈伯达的要求很明确："你不能只当'传声筒'，得帮我把理论关。

"什么叫把理论关？比如写《新民主主义论》时，陈伯达要翻遍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找出理论依据；起草《改造我们的学习》时，他要结合党内实际，把"实事求是"四个字拆解成具体的工作方法；就连给抗大学员讲课的提纲，毛主席也要陈伯达帮忙梳理逻辑，确保"让文化低的同志也能听得明白"。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中，陈伯达不仅能很好的完成任务，自己的理论水平也在飞速提升。毛主席对他越来越重视，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毛主席的人生经历中，还曾有过一段被陈伯年救过的惊险往事。

事要从1948年说起。那时的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共产党的解放区却日益壮大。为了统筹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中共中央决定将核心指挥机构迁往更靠近前线的位置。

拼死救毛主席

1948年4月13日，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正式进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这座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小县城，一时间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谁也没想到，平静的日子只维持了一个多月。5月18日清晨，毛主席像往常一样工作到深夜，因为连日劳累，他服下安眠药后沉沉睡去。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警卫员们却不敢有丝毫松懈。

突然，一阵尖锐的防空警报划破了城南庄的宁静。这声音来自北面的山顶，像一把利刃刺穿了清晨的寂静。卫士李银桥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这不是普通的动静！他立刻冲出门，只见远处的天空有三个黑点正在快速靠近，是敌机！三架敌机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了几圈，投下几枚炸弹后，又朝着东边飞走了。

“这是侦察机！”李银桥立刻判断出对方的意图。敌机第一次来肯定是探路，接下来肯定会有更猛烈的轰炸。他一边往指挥室跑，一边大声招呼卫士组和警卫排的战士：“快准备！敌机马上要回来轰炸了！”

警卫排长阎长林更是早有准备。他一边让人迅速取来担架，一边对身边的战士们说：“等警报一响，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主席转移到防空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安全是重中之重，可谁也没想到，危险会来得这么快。

上午8点多，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再次拉响。这一次，警报声比之前更凄厉、更急促。阎长林一边跑向毛泽东的卧室，一边大喊：“照彭老总说的办！”这句话，其实是三年前撤离延安时，彭德怀给他的“应急指令”。当时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局势危急，彭德怀对阎长林说说：“万一主席不肯走，你们就把他架起来跑！到了安全地方再解释，主席会理解的。”

此时，毛主席的房间里却传来轻松的声音：“先给我拿支烟来。”原来，被警报声吵醒的毛主席，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还保持着抽烟的习惯。可陈伯年顾不上多说，转身冲进卧室，让人拿来担架把毛主席架到担架上，抬起毛主席就往外跑。

“主席，敌机要来了，咱们得赶紧走！”陈伯达的声音带着急切。就在他们刚走出房门没几步的时候，头顶突然传敌机的俯冲声！

“快卧倒！”战士们本能地扑向毛主席。但陈伯达和阎长林却死死架着毛泽东往防空洞的方向跑。幸运的是，他们距离防空洞已经不远了。可就在即将到达洞口的瞬间，几枚炸弹从天而降，重重砸在毛主席的院子里。爆炸声响彻山谷，掀起的泥土和碎石像雨点般落下，连防空洞口的石壁都被震得簌簌发抖。

等硝烟散去，众人赶紧冲回院子查看情况。只见毛主席的卧室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墙壁上布满了弹孔，屋顶的瓦片散落一地，甚至有一枚炸弹的碎片擦着毛主席的床铺飞过。聂荣臻司令员赶到现场时，看着地上的弹坑和还在冒烟的弹片，后背直冒冷汗。

这次遇险，让毛主席对身边的安保工作更加重视，也让陈伯达的名字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继续留在毛泽东身边，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等职，长期负责宣传工作。

职务越来越高

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进入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行列。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不断提升。1966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组长，成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同年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跻身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成为当时仅次于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陶铸的“第五号人物”。

陈伯达能在那个年代快速走上高位，原因其实不复杂。一方面，他确理论水平高，笔杆子功夫扎实，在宣传、政策研究这些领域出过不少成果，早年也为党和革命事业做过些实事。另一方面，他最擅长的，是能精准摸透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说过什么话、提过什么主张，甚至一个细微的动作、一个不经意的表情，他都能敏锐捕捉，然后迅速调整自己的言行去呼应。这种"会来事"的本事，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受信任。

但命运的转折来得很突然。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成了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在这场本应聚焦国家大事的会议上，陈伯达做了件让毛主席极为不满的事。他过于急切地想表现自己，甚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急于表功、抢话，完全没顾上当时的毛主席的态度。其实毛主席早就看不惯这种爱出风头、总想着"露一手"的做派，再加上晚年的陈伯达为人处世越来越圆滑，说话做事总带着算计，渐渐让毛主席彻底寒了心。

被拘押、判刑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的消息传来时，陈伯达正被关在某个地方。当听说林彪身亡的消息后，他当天晚上就被押进了秦城监狱。刚进监狱那会儿，他情绪彻底崩溃。整个人瘫在囚室门口，死死抓着门框不肯进去，一边挣扎一边大喊："我救过毛主席！"看守和管教干部听了都愣住了，赶紧去查证。

管教干部上报后，经查证无误后，上级特批给他换了条件好点的囚室，伙食也从最普通的犯人餐提升了一档，平时还能在走廊里稍微活动活动。这种相对宽松的待遇，一直持续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

时间来到1980年，当法警把起诉书递到陈伯达手里时，这个曾经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哭出了声。他说："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可这时候哭为时已晚。

在审判“两案”时，陈伯达作为被告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法院最终在1981年7月25日作出判决：陈伯达犯有反革命罪行，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不过，从1970年被拘押，到1976年正式拘捕，1980年被公审，此时距离他的18年刑期实际仅剩八年时间了。

宣判没过多久，他就被查出患了重病。组织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和过往贡献，没把他送进普通监狱，而是安排进了公安部直属的北京复兴医院，专门腾出了一间犯人病房。这病房条件比普通监舍强不少，有独立的病床、简单的医疗设备，护士也是专门调配的，但毕竟是“犯人病房”，门口总少不了看守的身影，窗户也装着铁栅栏。

就在陈伯达住院期间，发生了一件让他意外的事。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突然托人给中央写了封信。王力当年也是风云人物，和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有过不少交集，后来虽各有沉浮，但毕竟共过事。信里的意思很明确：陈伯达现在病得厉害，年纪也大了，能不能考虑假释？中央收到信后，专门开会研究了这事，经过反复讨论，中央最终同意了王力的建议。

1981年7月中旬，陈伯达从复兴医院转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友谊医院在当时是北京有名的“大医院”，干部病房里房间宽敞，有独立卫生间，床头还挂着呼叫铃，护士随叫随到。8月5日，陈伯达正式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

出狱后的晚年生活

出狱后，陈伯达被安置在北京城里一个安静的小院里，由儿子全职照顾。组织上考虑到他当年为革命做过贡献，特意交代相关部门要保障他的基本生活和医疗。从那时候起，陈伯达每月能领到一笔200块的生活费。在80年代初的中国，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块，200块算得上“高收入”了。可陈伯达这人有个“毛病”，打年轻时就爱买书，老了更甚，导致他生活费大部分都花在了买书上。

中央对陈伯达出狱后的生活始终保持着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不是挂在嘴边的客套，而是落在实处的细致安排。从他1981年正式保外就医开始，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就没少上门或者托人带话，问他有没有什么需求。一开始，陈伯达总是摆摆手说"没啥要求"，在多次慰问后，他终于松了口，说出了他唯一要求。

说起来这愿望实在不算大——陈伯达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得吃点水果。可问题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花在买书上了，水果就没钱买了。

中央的同志把这些情况都摸清楚了。考虑到陈伯达确实有这个生活习惯，而且水果对身体恢复也有好处，很快就批了条子：在原有200元生活费之外，每月额外再拨200元作为"水果专项经费"。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陈伯达的生活渐渐有了规律。中央没忘记他的长处，毕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研究都有很深的造诣。相关部门就找到他，希望他能发挥余热，参与一些理论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为改革开放出点主意。

1988年，陈伯达的刑期终于满了。按照规定，他的档案关系从北京市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文史馆是专门安置有特殊专长人士的地方，这里的人不用坐班，主要任务就是发挥余热、著书立说。

谁也没想到，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突发心脏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