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人生的轨迹

文：冯骥才

人生的轨迹只有回过头来才能看到。这条弯弯曲曲的轨迹上一定有一些拐点，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拐点改变你的人生。这些拐点有的是社会强加给你的，不可抗拒；有的是你自我改变的，由此你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愿望。拐点之后，或是方向变了，或是其中的内容与故事全然不同；你的人生一定变换了一片风景。

我人生两个重要的拐点都出现在1984年。它们全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出现的，一个在生活上，一个在文学创作中。

到了1983年，我在长沙路思治里阁楼上的生活已陷入困境，不单夏日里酷暑煎熬，无法写作；随着作品的影响愈来愈大，招来的各种人和事愈来愈多，每天从早到晚小屋里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很难安静下来。这期间，我已经在市文联和作协担任副主席，这种职务虽是虚职，不坐班，但碰到单位有事就跑到家中来找；再有就是新老朋友、各地的记者和约稿的编辑以及登门造访的读者。那时既没有电话联系，有事也没有先约定的习惯，想来就来，门外一招呼：“是我。”或者：“是冯骥才的家吗？”推门就进。最尴尬是吃饭的时候，既不能把人挡出门外，又不能停下来不吃，只好边吃边应酬，有时觉得像表演吃饭，很难受。

再有，我那时的书桌也是饭桌，吃饭时要先挪开桌上的书稿信件。客人来时，儿子就要躲到阳台上做作业。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只能一次次找单位和上级领导。在计划经济时代，衣食住行全靠政府，爹亲娘亲不如领导亲。幸好，当时已有“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一说。这时，市委已经有个说法，要为我和蒋子龙解决住房的困难，正好我住的思治里的房屋属于一个被抄户的“查抄产”，也要平反落实政策，那就得分给我们房子，我们搬走，好给人家落实房屋政策；再说我们也是十多年前被“扫地出门”的被抄户，也应落实政策，这样从理论上说我们手里就有了两处房子的资源，但相关的房管和落实政策部门的办事人故意刁难我，他们不是不想给我房子，而是想从我手里得到好处。

天津是个市井和商业的城市，从来不买文化人的账，办事讲实惠，凡事有油水就行。这一来，我就必须与房管站、房管局、落实查抄物资办公室、街委会，还有文联和宣传部多个部门同时打交道，解决住房的问题。落实政策的事很复杂，要应对很多环节和程序，在每个环节和程序上必须这些部门都同意，才算通过。于是，事情像蚂蚁那样一点点往前爬，往往一个小环节出点麻烦就停住了，这几个部门就推来推去，急得我骑着破自行车跑这跑那。你送书给他们，根本不看，也没兴趣，不如给一包香烟管用。在那个没有市场的年代，一切资源都被权力掌握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真比从“猴手里抠枣儿”还难。

后来，我找到市政府，据说只要一位姓毛的顾问说句话就顶用。可是要想见这位市政府领导极不容易，我听说毛顾问住在睦南道一座西式的花园洋房里。我找到毛顾问那座房子，高墙深院，花木掩映，宛如仙居。我不能冒失去敲他家门，便设法打听他每天的行踪，终于获知他天天中午都会回家吃饭和午睡，便赶在一个中午，提前骑车到睦南道，藏身在他家旁边一条胡同里，待他回来一下汽车，赶紧从胡同里跑出来迎上去自我介绍。没想到毛顾问人不错，头发花白，慈眉善目，待我很和气，将我让进他家。

他的客厅很大，陈设却很怪异。一边摆了三个沙发，中间一张小桌上放着几个杯子和一个白瓷烟缸，地上只有一个痰盂与一把印花的铁皮暖壶，再没别的东西。客厅的另一边中间孤零零放一个木制的单人床。这种房屋电灯的开关原本在进门左边的墙壁上，毛顾问的床摆在房屋中央，夜里睡在床上开关灯不便，就在屋顶的吊灯上装一个拉绳开关，垂下一根挺长的绳子，下端系在床架上，开灯关灯只要一拉绳子就行了。那时的领导的生活确实挺清廉。

我透过窗子看到外边是个挺大的花园，绿荫重重。我对他说：“顾问，你这院子真挺美。”

毛顾问弯目一笑说：“我不叫它闲着，都叫我用了。”

我再看，院子已改成了菜地，萝卜和小白菜种了一排排。

毛顾问很痛快，他说我的住房市里已有决定，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查抄房产一并解决，分给我一偏一独两个单元，就在胜利路新建的一幢高层建筑中。他随即说他会叫市房管局尽快给我解决，我直接去市房管局房产处办理手续就行了。

我千恩万谢后走了出来，回家就把妻子儿子抱起来，说咱家要搬进皇宫了。可是依我的人生经验，好事决不会一帆风顺和轻而易举地到来。此后我每次到房管局询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没听说有这事”。我托人向市政府毛顾问那里问，消息却是反过来的，都是“已经告诉他们好几次了”。房管局这位科长姓杨，细皮精瘦，肉少骨多，目光亮闪闪，精明外露。他是不是想要些好处？想到这里，我心里憋着气，心想反正市里已经批准了，我偏不给你好处，看你怎么办。我一犯犟，事情又拖了半个多月。

后来，我想出一个高招，先打听到毛顾问办公室的电话，然后去找房管局的杨科长，又问我住房的事，他还是说不知道，我便抓起他桌上的电话打给毛顾问，这一打通了，我就对毛顾问说我就在房管局，他们说不知道，跟着我就说：“杨科长要向您汇报情况。”突然把电话塞给杨科长。

杨科长措手不及，又不敢不接领导的电话，在电话里他肯定遭到毛顾问的训斥，低声下气地对着话筒连连说：“我们马上办，马上办，您放心。”就这样，我知道——我胜利了。

紧接着我赶去北京开两会。一天中午饭后，黄苗子和丁聪二老约我到他们房间里画画，吴祖光先生也在一起。那纯粹是会议期间忙里偷闲的“文人雅聚”，我们正在写写画画、说说笑笑间，忽然张贤亮穿着拖鞋跑来，说我妻子来电话了，叫我快去接。我跑回房间拿起话筒，就听妻子同昭兴奋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她说咱们的房子分下来了，一大一小两个单元，她已经从房管局拿到钥匙了。我高兴得真想窜起来翻个跟斗，马上跑到黄苗子房间，把这惊天的喜讯告诉三老，话一说竟然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当即，丁聪为我画了一幅漫画像，这张像真有当时喜极而泣的模样。吴祖光随即题了“苦尽甘来”四个字，只有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深知“苦尽甘来”是什么滋味。苗子先生笑嘻嘻在画上写了四句打油诗：

人生何处不相逢，

大会年年见大冯，

恰巧钥匙拿到手，

从今不住鸽子笼。

如今三老都已辞世。他们可爱又真诚以及当时欢快的气息都留在这幅画中，也清晰地记在我的心里。

政协闭幕的第二天，我和妻子同昭就拿着钥匙兴冲冲去到了新居——云峰楼高层。这是开放以来我的城市最早盖起来的一座高层楼房，毗邻市中心最主要的大街——胜利路上，高达十五层，这已经是当时顶级的高层了。楼内有两部电梯，外墙装饰着精致的黄色马赛克瓷砖，单元的格局很新颖，据说图纸来自捷克。这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一座梦之楼。

我的住房是对门的两个单元，中间隔着一条走廊，每个单元都有单独的卫生间和一个小小的浅绿色塑料澡盆。由于我们位居第八层，周围没有更高的楼，视野广阔，阳光无碍，站在屋里，外面的街道、车辆、行人——连整个城市好像都在脚下，屋里一片通明。听说这座楼采用了先进的船形地基，轻体墙壁，八级地震也奈何不得，再也不会遇到一九七六年那样的灾难了。我当时便有一种异常奇妙的感觉——从此我们的生活要转弯了，前头的风景一定美好。

转天我们就带着清扫工具到新居打扫房屋，扫净水泥地，擦亮玻璃窗，用清水冲洗过的水泥地面的气味，混同着我们欣喜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能感到。当时没有做任何装修，甚至墙壁都没粉刷就搬进去了。好像怕迟了房子又被收回去似的，那种心理只有经过这些事的人才会有。

然而，我从旧居搬到新居时，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当年我们是在抄家后一无所有时结婚的，一九七六年又经过一次倾家荡产的大地震，家中很难再有完整的家具。我在《无路可逃》中说过，我的家经过两次从零开始，一切物品全是两次“出土”。所以在我搬进新居时，开电梯的姑娘小张说：“冯老师往楼上搬了七电梯东西了，怎么除去乱七八糟破桌子破椅子，锅碗瓢盆，其余全都是书？”

在最后离开思治里时，我把在这个生活了长达十六年、大地震时几乎要了我命的住所里里外外仔细地看了一遍，为了更好地记住，然后关门下楼。待下到了二楼，我忽然想到什么，又返回三楼，站在楼梯上敲了敲侧面的墙壁。我知道那里边还有一些我秘密写作时藏匿的手稿，我已经无法而且永远无法把它们取出来了，时间太久了，我甚至忘了这些手稿上边写了些什么。我暗暗隔着墙壁对着里边的残稿说：

“你永远留在这里吧。你是我的历史。”

于是，我生命历史的一个长长的阶段才算画上句号。

此时此地是我的一个拐点，我从这里拐向另一样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