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聊斋】资本从何“论”起？看红色金融在“围剿”中杀出一条血路

文│尹伯

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经历了很多坎坷。从最初在不同区域设置的零星机构到统一战线改写全国的金融历史，红色金融逐步从小区块蔓延到了全国范围。

在“七一”这个铭刻着信念与道路的日子里，我们特意选取历史转折点上极具代表性的三家金融革命胜地，由三位昔日“当家人”，就红色金融事业的发展展开讨论，管窥全豹，看星星之火如何燎原。

诞生与统一

主持人：

我们都知道，红色金融的建立经历了非常困苦的时期。请三位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极具有代表性的井冈山、瑞金等地的红色金融机构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进而发展起来的？

肖邮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副县级调研员）：很高兴能就红色金融这一话题和同行们进行交流。

关于我们井冈山红色金融机构的兴起，要从朱德和毛泽东两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正式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说起，虽然部队不断壮大，但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施行频繁的军事“会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面临着严重的给养困难。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根据地军民请谢火龙、谢官龙等谢氏兄弟为师傅，在上井村借用农民邹甲贵的民房，创办了井冈山红军造币厂，并先后在上井村牛路坑、大井村铁坑、茨坪和红军洞等地设立了造币厂的粗坯车间和冲压车间。

邹亮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原馆长、研究员）：接着肖老师的话题，根据地创办银行的历史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但它们的金融组织规模不同，形式各异，造成苏区各地的货币五花八门，金融市场杂乱无章，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自然而然，统一货币、统一财政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在这种形势下，当然也需要制订出新的组织金融的方针。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有着“为实现统一币制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工农银行对于各农民、家庭工业者、手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等实行借贷，以发展苏维埃经济，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行并带征税收”的明确要求，因此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就委任毛泽民为行长筹建苏维埃国家银行，同时对中央造币厂进行扩建。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业务处长是曹菊如，会计由钱希钧担任，此外另有出纳和勤务员各一人兼管兑换、协助出纳。这个银行的启动资金只有20万大洋，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后来渐渐发展到有业务和总务两个处，业务处下还设营业科、会计科、出纳科，总务处下设管理科、文书科、券务科，之后，又增设了稽核处和发行处。

位于石家庄的人民银行总行旧址

魏占辰（河北钱币博物馆原馆长）：我们这里的红色金融机构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是为了统一财经政策才设立起来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后，随着战争的胜利推进，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但在那时，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和各自的货币，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给解放区的经济发展、贸易往来和支援前线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于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7年3月15日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南省武安县冶陶镇召开，议题之一就是商讨统一财经。当年4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了，由董必武担任华北财办的主任，主要工作就是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指导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开展。

1947年，董必武（前排右三）在武安县冶陶镇主持召开华北财经会议

设立华北财办的8项任务中有一项就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1947年10月2日，在给中央的致电中，董必武建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并提议将银行名称拟为“中国人民银行”。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947年冬，在河北省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挂出了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由南汉宸担任筹备处主任，他曾经担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的华北财办副主任，可说是负责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此外晋察冀边区银行的部分同志也参加了银行的筹备工作，还着手进行了人民银行新币的设计、印制等。

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合署办公，分别搬到了原石家庄市中华大街11号的“小灰楼”，7月两行合并，成立了华北银行，南汉宸为总经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也从平山县的夹略村搬到了“小灰楼”。南汉宸还请董必武书写了“中国人民银行” 几个大字。

稳定与发展

主持人：

看来，红色金融机构的建立是对当时不利经济状况的一众应对，但它们的运行逐渐给当地的金融状况带来了新气象，请与我们谈谈红色金融机构建立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善金融状况。

井冈山红军造币厂旧址

肖邮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副县级调研员）：红军将打土豪和战场上缴获的首饰及银器等，运用“谢氏花边厂”的铸造技术铸币，这是改善井冈山地区金融最主要的一项措施。我们这里还有一种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货币，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仿墨西哥版制作、正面用手工凿有“工”字的银元，标志着我们工农群众在红色区域内开始拥有自己的货币。

其他的辅助手段还有让白区流通的银洋与铜板等作为根据地内的辅币，仍保持和白区通用。在不侵犯中小商人利益的前提下主币与辅币、辅币与辅币之间的换算因地而异。另外根据地内实行严格的薪饷制及经济管理制度，有力地控制了根据地初创时期金融异常波动的局面，稳定了边界物价，改善了军民生活，活跃了红色区域的商品经济，稳定了金融市场。

邹亮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原馆长、研究员）：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出台了许多政策，为稳定当地的金融保驾护航。比如，为了规范国家银行的业务和运行操作规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于1932年7月颁布。

该章程规定：苏维埃国家银行为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苏维埃经济发展之国营事业，直接隶属于财政人民委员部。其中还有“本行设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并得设立分支行于各地，或与其他银行订立代理合同或汇兑契约为本行之代理处”，“本行分支行之设立、废止及移设，均应经管理委员会之决议，呈请财政人民委员部核准”等条例。《章程》还规定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业务为：帮助发展生产，对国有工商业或合作社事业，得为有抵押或无抵押之值放款，但私人企业之借款须有抵押；商业确实票据之买卖贴现，或再贴现，但票据期限自贴现日起，至多不得逾6个月；依照法律之许可，为生金银及外国货币、证券或汇票之买卖；办理各种汇兑及发行期票；收受各种存款；代人保管贵重物品，但其期限不得逾五年。此外，苏维 埃国家银行由中央政府授权，担负印制和发行苏维埃货币、代理国库、代理发行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在信贷方面，国家银行的存款主要是机关和企业存款，私人存款也不少，但存款金额不多，至1932年12月31日，苏维埃国家银行总行吸收各项存款175448元，其中私人存款22787元，占存款总额的13%左 右。苏维埃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 的方针是为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对外贸易及合作社事业服务，主要发放农业、工业、粮食调剂、合作社、对外贸易等贷款，也适量给商人贷款，同时这些贷款均实现低利政策。

1932年底，随着苏维埃中央政府国家金库的建立，国家银行和分支行便开始代理国库实施国家所有现金收入、保管、支出等事宜。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还代理政府发行了三期360万经济建设公债和120万革命战争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进而满足了经济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并充裕了革命战争的经费，保障了革命战争的继续胜利与发展。

为使苏区的金融事业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苏维埃政府和国家银行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国家银行储蓄存款暂行章程》《定期放款暂行章程》《定期抵押放款暂行条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特别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往来透支暂行规则》《信用合作社标准章程》《国库暂行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了信贷等业务的管理，使中央苏区的财政金融管理趋于科学规范。

魏占辰（河北钱币博物馆原馆长）：我们当地的金融机构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也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当时各解放区银行的印钞厂进行了改组，而且人民币的设计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随着沈阳宣告解放，东北大军入关，原定1949年1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的决定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市召开了第三次政务会议，已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在会上临时增加了一项《关于发行统一钞票问题》的议题并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应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总经理”。之后，董必武即签发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训令。

北海银行清河分行的印钞机

1948年12月1日，董必武又签署了华北人民政府“金”字第四号布告，主要的决定就是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这三行发行的货币，以及它们对外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自此，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基础，办公地点仍在“小灰楼”。

货币与经济

主持人：

货币是金融战争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地的红色金融机构也陆续发行了各种货币维持经济运转。三位老师是否能告诉我们这些金融机构发行了哪些具有特色的货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

（银行博物馆藏）

邹亮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原馆长、研究员）：苏维埃国家银行具有特色的货币就是苏维埃国币。1932年7月7日，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半年内印制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5种纸币共65.61万元。到1933年初，国家银行先后发行苏维埃国币200万元。因苏区财政日益困难，至1934年长征前夕，发行总数约达800万元。

除纸币外，苏维埃国家银行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亦方便对外交易。1932年春到1933年7月之间，苏维埃国家银行一共铸造了两类硬币：一类是专门在中央苏区流通的银角币和铜分币；另一类是可在中央苏区内外使用的仿造银元。除此之外，为适应中央苏区对外贸易的发展，还改铸“鹰洋”，投入市场流通。

为保护苏区货币的流通，苏维埃政府规定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根据地唯一合法的货币，禁止其它杂币和伪币在苏区内流通。并通过《现金出口登记条例》，防止和控制现洋外流，稳定苏区货币市场。至此货币和财政亦渐趋统一。

第一套人民币中的伍拾圆券（水车、矿车图）

魏占辰（河北钱币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当天就在石家庄市和平山县发行了面额为10元、20元、50元的人民银行新币。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第一套人民币。这套人民币的票版图景是由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经验丰富的设计师王益久和沈乃镛设计的。他们设计的首批人民币样稿完成后，经中央圈阅批准，被立即发往各印制局制版印刷。首批人民币印出后，被立即送往西柏坡，由董必武面交毛主席审阅。

关于新币的印制，其中还有一段趣事：当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票版报请中央审查时，被毛主席婉言谢绝。董必武又组织人员重新设计，提出了把人民币主图主景改为“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情景”的要求。

肖邮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副县级调研员）：我们这里的“工”字银元是最为人熟知的，红军造币厂沿用“墨西哥”银元铸造了第一批银元，并在每块银元上凿上标志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自己发行流通的“工”字印记。它成为根据地内货币流通的主币，具有强大的经济生命力。

主持人：

这些红色货币对当地的经济、金融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

魏占辰（河北钱币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在中国金融史乃至货币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及其货币，由分散到统一的过程。标志着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混乱的金融、货币制度的灭亡和新中国统一的、独立自主的、基本稳定的社会主义货币信用体系的确立。它清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外币、金银币在市场流通买卖的历史，宣告了中国统一的人民币市场的开始。它统一了各解放区货币，促进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有力地支援了人民战争，促进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同时，为建国初期稳定物价，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人观看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票样

肖邮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副县级调研员）：我们可以如此断言，“工”字银元的出现安抚了边界民心，提高了红色政权在民众间的向心力及凝聚力。

无庸讳言，当年毛主席等人并非有意识地要在井冈山发展经济建设，但是客观形势使然，他们不得不在主观上重视经济建设，否则就不可能在井冈山站稳脚跟。根据《井冈山的斗争》所述“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于是在共产党人的头脑中，发展经济被首次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地提倡发展对外贸易，鼓励小商小贩做生意，甚至还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列入明文规定之中，从而催生了深受广大民众称颂的红色经济政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

邹亮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原馆长、研究员）：苏维埃国家银行对我们这里的金融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使经济的发展走上了正轨。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苏维埃国家银行忠实执行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金融货币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发行苏区货币、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调节货币流通、办理汇兑、扶助信用合作社、代理发行国家公债等一系列工作，基本上统一了中央苏区的货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为稳定苏区金融、发展苏区经济、改善苏区群众的生活，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守护与传承

主持人：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红色金融机构，对中国的金融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时间流逝，现在往往只留下遗址供人参观。我们应当如何保护、利用这些金融遗迹？

肖邮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副县级调研员）：建国后，有着丰富人文景观的井冈山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们前来参观、访问。自1950年开始，井冈山就开始着手保护和管理革命先辈留下的珍贵历史文物。尤其是自1987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井冈山风景名胜总体规划》 后，井冈山文物管理部门按照“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的发展定位，坚持贯彻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对众多宝贵的革命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全面修复，上井红军造币厂就是于1998年12月按原貌进行修葺的，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最早的货币发展史较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邹亮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原馆长、研究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既有珍贵的文物保护价值，又富有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意义。中国人民银行曾多次拨出专款对旧址进行修复，并在瑞金沙洲坝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金融史陈列馆。目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已列为全国金融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我们将不断努力，不遗余力地保护和利用好旧址。

魏占辰（河北钱币博物馆原馆长）：建国以后，“小灰楼”曾交地方驻军使用。改革开放后曾被出租，并被改建为洗浴、饭店等。2005年被人民银行收回，并被当地政府确定为省、市两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将其修复，建成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2009年12月1日正式免费向社会开放。

如今，“小灰楼”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普及钱币知识和传承货币文化的课堂；央行和金融机构对外宣传、接待的窗口；人们休闲、娱乐、学习的又一去处。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