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兵38年失踪后获烈士认定，返乡惊家人：我没死

唐志平，1930年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王庄村。那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村，家家户户靠种地过活。唐家也不例外，父亲唐宝泉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操持家务，家里有四兄弟，他排行老三。

大哥早早外出谋生，二哥在家帮父亲干农活，弟弟唐志凯比他小好几岁。日子过得紧巴巴，冬天常缺衣少食，但兄弟几个感情好，挤在一张炕上睡觉，夏天还一起下河摸鱼。

1943年，日本侵华战争打得正凶，山东农村也逃不过战火。村里常有日本兵来抢粮食，乡亲们只能躲进山里。那年春天，唐志平13岁，二哥被日本兵抓走，从此没了消息。家里乱成一团，母亲整天抹泪，父亲沉默不语。

村里来了征兵的队伍，敲锣打鼓，说要招人抗日。唐志平听着宣传，心里痒痒的，想着为国出力，也能减轻家里负担。他回家跟父母一提，母亲舍不得，怕他年纪小吃不了苦，但父亲点了头，认为男儿该为家国出力。弟弟唐志凯才六岁，拉着他的手不放，他安慰弟弟说打完仗就回来。

他背上布包，里面装了几件旧衣和干粮，跟着村里几个年轻人去了县城。体检时，他瘦得像根竹竿，差点没过关，但靠着一股倔劲，他被编进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刚开始，他干些杂活，站岗、搬东西，晚上睡在土炕上，冷得直打哆嗦。

后来，他学会了开枪、投弹，跟着老兵跑了好几仗。1944年，他第一次上战场，伏击一队日本兵，枪声一响，他手心全是汗，但还是硬着头皮上了。那次打赢了，他从此成了真正的兵。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他的部队被整编进解放军，投入解放战争。他随军打过华北的几场战役，腿上还留下一道伤疤。那是1948年的事，子弹擦过大腿，血流了一地，他在战壕里躺了半个月，伤没好透就归队。战友都说他命硬，他自己却觉得仗没打完，哪能歇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十纵队特务团三营奉命南下，准备解放福建。他给家里写了封信，说部队要反攻，暂时回不了家，还问了大哥在东北的下落。信寄出去没多久，他就随部队开拔了。

1949年10月25日，金门战役开打。金门是福建沿海的一个小岛，离厦门不远，国民党在那儿屯了重兵，想守住这个桥头堡。唐志平的部队是先锋，坐着木船冲滩头。

海上风浪大，炮火轰得耳朵嗡嗡响。还没靠岸，敌人的机枪就扫过来，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他刚要跳下去，就被炮弹震倒，醒来时手脚被捆着，押上了敌船。那一仗，解放军吃了大亏，伤亡惨重，好几千人被俘，唐志平也在其中。

被俘后，他和其他战俘被带到台湾基隆港。那时候，国民党对这些俘虏态度复杂，既防着他们，又想拉拢他们。他被关进一个临时营地，每天听政治课，教官讲国民党的政策，催他们“弃暗投明”。

课上得枯燥，他坐在硬板凳上，强撑着不睡。过了半年，所谓的“教育”结束，他被分到台北南边的乌来乡。那地方山高林密，是个军事要地，部队常驻在那儿防备大陆反攻。

乌来乡的日子不好过。刚到时，局势紧张，夜里常有枪声，他睡在木板床上，随时准备起身。几年过去，情况平稳了些，但生活单调得要命。每天早上操练，白天站岗，晚上擦枪，循环往复。他和其他大陆来的兵一样，被严密管着，连信都寄不出去。时间长了，他也习惯了这种日子，学会了台湾的语言，跟当地人能简单交流。

1959年，他29岁。那年，他在乡里送信时，遇到两个瘦弱的少女，向他讨吃的。其中一个叫陈锦，16岁，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唐志平掏出两个馒头递过去，陈锦接了就狼吞虎咽。

后来，她常到军营附近晃悠，他每次路过，都留点吃的给她。慢慢地，两人熟了。陈锦家种地为生，常饿肚子，唐志平偶尔塞给她几块钱。一次，陈锦找到他，说喜欢他。他愣了下，但被她的真诚打动。当时部队不让私下恋爱，他们只能偷偷见面，约在村后的树林里聊几句。

1962年，陈锦19岁，他32岁，两人结了婚。婚礼没啥排场，请了陈锦的家人和几个战友，凑了几桌饭。婚后，陈锦跟着他到处跑，住过破旧的营房，也挤过漏风的宿舍。生活苦，但两人互相撑着，陆续生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唐志平在部队干到1980年，50岁那年退役。他拿了退伍金，带着一家人回乌来乡定居。

退役后，他买了辆货车，跑运输生意。那时候乌来乡车少，他起早贪黑地拉货，赚了点钱。几年后，运输的人多了，生意不好做，他卖了车，在镇上开了家山东水饺馆。全家一起干，他擀皮包饺子，陈锦煮饺子端盘子，孩子们放学回来帮忙招呼客人。饺子馆的山东口味在当地挺受欢迎，生意红火，成了镇上的一块招牌。

1987年10月，台湾宣布开放探亲政策。这消息对几十万老兵来说，像炸了锅。那时候，很多1949年撤到台湾的兵，跟家里断了联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父母还在不在世。岛内的老兵组织了好几次活动，喊着“想家”的口号，要求回大陆看看。唐志平没上街，但听到广播时，手里的筷子掉桌上，半天没回神。

他跟陈锦一合计，决定回山东看看。他翻出箱底的旧布包，里面还有当年离家时母亲缝的棉袄，布都黄了。他带着陈锦去台北办手续，排队填表，折腾了半个月，才拿到通行证。12月初，他们收拾行李，从台北飞香港，再转到广州，最后到青岛。一路颠簸，他紧紧抓着陈锦的手，下了飞机，站在青岛的土地上，眼泪差点掉下来。

从青岛回东阿县王庄，得走乡间小路。他花800块包了辆面包车，司机是对中年夫妻，挺热心，帮他问路。车在泥泞的路上晃了一天一夜，半道还停下买烧饼充饥。到王庄时，已是凌晨，村里黑漆漆的，只有狗叫声。

他和陈锦下车，踩着冻土走了半小时，凭着记忆找到家。土坯房还在，门板裂了好几道。他敲门时，心跳得厉害。过了好久，弟弟唐志凯开了门，手里提着油灯，看清是他，吓得差点摔倒。

唐志凯比他小七岁，当年他走时，弟弟才六岁，现在已是个老头。家里早以为他死了，1956年收到部队的“失踪通知书”，1958年又来了张“烈士证明”。唐志平进屋，看到土墙被烟熏黑，桌上几个破碗，心里酸酸的。

他和陈锦累得不行，唐志凯收拾出一张床，他们倒头就睡。第二天，村里炸开了锅，邻居听说“死人回来了”，都跑来看。他站在院子里，面对一堆陌生脸，感慨万千。13岁离家，回来时物是人非。

他在老家待了一个月，得知父母和二哥去世，大哥在东北失踪，只剩唐志凯守着老屋。他拿出积蓄，帮弟弟在祖屋旁盖了间平房。本想再建一间给自己养老，但陈锦说孩子和她父母都在台湾，他只好作罢。临走前，他去父母坟前烧了纸，坟头杂草丛生，他蹲那儿拔了半天。

1987年的探亲，解了唐志平38年的乡愁。之后，他又回过两次王庄。1993年，他带陈锦和长女回去，村里多了水泥路，但老槐树没了。他修了父母的坟，添了新土。1997年，他带小儿子再去，村里年轻人少了，留下的多是老人。他住唐志凯的新房，跟弟弟聊到深夜。弟弟拿出他小时候做的木陀螺，说一直留着。他摩挲着陀螺，眼眶红了。

他每次回去都住一个月，帮村里修路，还捐钱给小学。他想过定居，但陈锦父母在台湾，年事已高。2000年，陈锦父亲去世，次年母亲也走了。他刚计划回乡，却病倒了。2004年，他在台湾去世，74岁。临终前，他叮嘱小儿子回山东修祖坟，把“烈士证明”和“失踪通知书”留给后人。

儿子后来去了王庄，修了坟，把证明带回台湾，装进木盒。每年清明，他拿出来给孩子看，说：“你们爷爷是山东人，别忘了根。”唐志平的故事不是孤例。1949年，60万士兵去了台湾，1987年后，数万人回大陆探亲。这些老兵的经历，是两岸分离又重逢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