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进入朝鲜,投入第一次战役。
此后,第50军参与了抗美援朝战役的全过程,用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立下了赫赫战功。
为此,彭德怀以志愿军总部名义对第50军进行了通令表彰,承诺给第50军补兵,优先给50军换新装备。
毛主席更是两次接见第50军军长,高兴地握着他的手夸赞他:“打仗打得好”。
志愿军第50军的军长正是曾泽生。
2年前,1948年10月,他作为国民党吉林守备军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率领全军在长春起义,投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这次起义,曾泽生承担着极大的风险。
事后他才知道,当时他信任的副师长欧阳午竟事先告密,惊出了一身冷汗。
曾泽生的革命理想
曾泽生早期虽身处国民党,却不满于蒋介石和军阀的反动与罪恶,向他们发起了严厉痛斥。
曾泽生1902年出生在云南省昭通永善县一个地主家庭。
按常理来说,他的经济情况应该会比较理想,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只因为在他不到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他和年轻的寡母相依为命。
当时,曾泽生的族人非但没有对他们这对孤儿寡母多有照顾,反而设法侵占了他们的家财,在地方恶霸无端欺凌他们的时候也没有伸出援手。
好在年幼的曾泽生还有舅舅作为依靠,在舅舅的支持下得以继续读书。
曾泽生是在1924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那时的他不管在知识还是眼界上都多有进益,更加关心社会的发展,也更加关注革命的问题。
当他发现校方肆意贪污腐败,克扣学生津贴的时候,他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暴动”——组织领导学生反抗校方,迫使校方如数发动津贴给学生。
取得这场“暴动”的胜利,对曾泽生来说意义重大。他更加坚定“想要维护正当利益,就必须革命”,坚定“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道理。
后来,听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正在面向全国招收“有革命志向”的青年,曾泽生立即响应,带着无限憧憬来到广州,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学生,也就开始与国民党结缘。
就读期间,曾泽生除认真学习射击、战术、地形、筑城等军事科目、参与实际军事训练之外,还经常参加校内举行的演讲会,演讲主题多是“纵谈国内外形势”、“以革命手段完成国家独立”等等。演讲者也多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如周恩来、恽代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
曾泽生在其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更加坚定了“以身许国”、“救国救民”的理想和志向。
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他坚信要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就必须投身于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斗争之中。
如此,他也开始了自己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曾泽生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强烈家国情怀的革命青年。
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入读黄埔军校,加入了国民党,同时接受两方的教导,待后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三民主义”,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露出邪恶的“獠牙”,更为维护一己私利而无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后,他逐渐增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失望与厌恶就成了必然。
事实上,早在1928年,曾泽生就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当时他不过26岁左右,却已经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5师军官队的少校队长,有着大好的前程。
但眼见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眼见国民党军内存在大量贪腐行为,他却无力阻止和改变,为此苦闷不已。
最终他选择“不作帮凶”、“不沦陷泥潭”,毅然辞职,到了上海一家汽车学校谋职。
一直以来,曾泽生都没有改变“以身许国”、“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也因此,在军队建设上,他一直保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建立“一支为国为民服务的武装力量”。
他的这个目标得到了一个人的认可,这个人就是卢浚泉。
卢浚泉和曾泽生关系甚密。两人不仅是同乡,还曾同时在云南讲武堂和黄埔军校就读,一直保持着“好友”的密切关系。
曾泽生后来会回归部队,离不开卢浚泉的积极争取。
彼时,龙云已经主政云南,想要加强滇军的建设,就派出卢浚泉先后赴南京、上海搜罗本省才俊。
卢浚泉第一个想到了曾泽生,以亲自参与建立“一支为国为民服务的武装力量”作为“诱惑”,说服曾泽生回云南参与筹办云南陆军“军官候补生队”。曾泽生同意了。
“军官候补生队”筹办完成后,曾泽生实际参与到授课中。
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之外,他格外重视对学员的思想教育,期间不乏传输“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反对帝国主
义,发扬革命精神”的进步口号,还谈及了蒋介石及军阀的反动与罪恶,对其进行了严厉痛斥。
为此,他严重激怒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解散这支队伍,对学员进行重新“洗脑”,曾泽生也被扣押,有了牢狱之灾。
幸而有龙云、卢汉极力保护,曾泽生在数月后恢复自由,调任卢汉的第98军参谋。
因为曾泽生的“格格不入”,更因为曾泽生与蒋介石之间的“龃龉”,曾泽生所率部队哪怕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也难得到应有的重视。
尤其是曾泽生考虑到多年抗战已经使国民困苦不堪,反对蒋介石发起内战,蒋介石更希望滇军成为内战炮灰。
曾泽生正是因此对蒋介石彻底失望。为了不让同生共死的部队兄弟无谓牺牲,1948年,他坚定了弃暗投明的想法。
曾泽生起义经过
蒋介石要曾泽生率滇军赶赴东北去打内战,却因为滇军非蒋介石嫡系,也因为拉拢曾泽生失败,坚定了让滇军成为内战炮灰的想法。
这也使得滇军刚到东北就被分散使用。曾泽生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后来,曾泽生以少数兵力参与作战,果然直到阵地突破都等不了救援,也就更加看清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
彼时,我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有意劝降,但曾泽生碍于所谓的“道义”,更因为对蒋介石仍存幻想,在反蒋起义或继续追随问题上犹豫徘徊。
好在此时的他虽没有下定决心,却因为爱国之心不变,不愿做千古罪人,也就“阳奉阴违”地忽视了上级下达的“炸掉小丰满电站”的命令。
这让我党更加坚信争取曾泽生,争取滇军。
在我军多有胜绩、国军屡有败绩的情况下,1948年6月上旬,我军围困了长春,超过1万国民党守军逃出城外投诚。
我党也趁机加大了宣传力度,曾泽生身边的不少国民党军官为我党政策所吸引,反过来劝告曾泽生起义投降。
“为全长春老百姓,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着想”的劝告彻底说服了曾泽生。
曾泽生写下亲笔信,表达了“反蒋起义”的决心,并且对之后的部队改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即“不要把部队分得太散”、“要和解放军一视同仁”、“不应更换部队主要负责人”以及“如果有人不愿留在部队,请给予特殊关照”。
围城的东北野战军受到了这封亲笔信,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
于是,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领的第60军在长春前线起义,投入了我党的怀抱。
曾泽生的起义投诚看似十分顺利,其实,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他险些因为有人提前告密而身首异处。
在曾泽生率领的第60军退守长春的时候,为了防止有人产生“异端思想”、“瓦解军心”,郑洞国兵团部面向所有部队以“一个班设一个政训人员”的规制监视全体官兵言行,同时实行残酷的连坐制。
那个时候,就有许多官兵因为政工官员告密遭到了连坐处决。
因为这个情况,曾泽生决定起义投诚时十分小心,特地提前拘押了一些不可靠又不听他招呼的干部。
但他没想到的是,他信任的一个名叫“欧阳午”的副师长竟然背叛了他,偷偷接通了和兵团部的电话,向郑洞国告了密。
好在郑洞国怀疑欧阳午和曾泽生麾下的滇系将领有龃龉,有意夸大其事,加之不相信曾泽生会背叛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让兵团副参谋长仔细查证。
这也给了曾泽生一定的时间差,赶在事发之前成功率军起义。
告密不成的欧阳午当时被裹挟着参加了起义。
但纸包不住火,后来事发,他被关押进了战犯管理所,一直到1960年11月才被特赦,到1980年才被按起义人员对待,可以说付出了历时不短的人生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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