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音壁】他们都是风云儿女 | 舒明

今年是华君武先生诞辰110周年，6月13日是华老去世15周年。时值“生活拾趣——纪念华君武诞辰110周年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特地和他的家人联系，推送了一组华君武漫画作品（见6月26日《文汇报 笔会》），以表纪念。

我们同时检索了华老在文汇报发表的文章，大致梳理出他和本报、和“笔会”的关系。其中，1993年8月29日发表的《音乐与我》，有这么一段：

1938年我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1939年大批干部和学员到前方去，当时冼星海是《黄河大合唱》的指挥，合唱队员也走了一部分，因此冼星海就要从留在延安的师生中再找些人补充，我居然被选中了，还是唱的男低音，也练习了很多次。有一天合唱队要去参加欢迎邓宝珊（当时国民党的甘肃省主席）的晚会。地点是在南门外的一个土戏台上。平时我还可以唱两声，但第一次上台看到了台下那么多人头，就紧张起来。尤其冼星海站在面前环视大家的时候就更加慌张了。那天唱的是《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举起指挥小棍，意思是要大家集中注意力，但是我误以为是要唱了，第一句是“嗨……荷爱唷”，别人都全神贯注，静静等候着，只有我一个人憋足气力喊了出来，当我发现错误时，只见冼星海很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眼光的力量。当然冼星海也没有批评我，因为不是我去报名参加，而是他吸收上我的。但从此以后我也不去上台唱歌了。

文末还附了一则“编辑手记”：

华君武先生知道我们要刊出他的这篇文章，在来信中又说了这么一件事：“此文在《音乐爱好者》发表以后，音乐家李群（李焕之同志爱人）对我说，当时她也参加了那次演出，也听到了那声大吼，但不知道是谁喊的，现在才明白是你。”半个多世纪过去，华君武的一声吼，让人至今还能回忆起来，可算艺坛一趣事。

这篇图文并茂的《【纪念】华君武：冼星海很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从此以后我也不去上台唱歌了》在“文汇笔会”微信公号推送后，收到一则留言：“可惜没配发华君武和冼星海两位先生的合影。”小编一面挂，一面在后台疑惑：这俩还有合影？！这个疑问很快就被夏衍先生的孙女沈芸打消了，她贴出了华君武和音乐家盛家伦、冼星海在延安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合影。更令人惊喜的是，它还得到了摄影者后人的确认：“没错！我爷爷拍的——沈逸千。原照已佚，《中华》画报曾经发表。”

可能是体谅我们“余生也晚”，一直致力于现当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沈芸又发来一段说明：

沈逸千（1908—1944），原名承谔。上海嘉定人，历任上海国难宣传团团长、战地写生队队长、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筹备会总干事。被誉为“抗战绘画第一人”。

我们最年轻的编辑小钱是90后，她从本报资料里，找出了沈逸千的更多事迹——

这个名字第一次在《文汇报》上出现，是1939年3月22日关于“美术国际宣传团”的一则消息：

中央现派画家沈逸千，组中国战时美术国际宣传团，先赴美再赴欧，作国际抗战宣传，作品定四月底集齐，分战时绘画摄影壁画漫画中华景象，及中华民族各联系宣传网等八门，共三千余件，表扬前后方军民参战动态、战地将士生活、汉满蒙回藏苗夷全民拥护抗战精神，及中国战时人民艰苦奋斗、努力生产情形。沈定二十二日来渝，该团定五月初出国。

1995年8月31日，“笔会”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沈逸千之孙沈原一的文章《“抗战画家”沈逸千》，同时配发了他1940年素描的贺龙像，以及他和诗人肖三、画家胡考1940年在晋西北敌后游击区的合影。此文对沈逸千的事迹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芦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也使沈逸千积存多年的郁闷一扫而光。他不愿躲在后方坐视战况，便开始了战地写生工作。先走平汉线，在北平西郊和保定、石家庄等地停留，画下了中国军队击毁的第一辆日本军车和俘获的第一匹东洋军马。随后又到太原、雁门关、平型关、五台山等地采访。1938年，他走访了台儿庄，又深入空军生活了一段日子。

次年，沈逸千来到重庆，发起组织了“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筹备会”，响应者八十余人，其中有叶浅予、鲁少飞、赵望云等画家，他则被推举为总干事；又自组“战地写生队”，自任队长，跑了一、二、四、五、六、七、八、九这八个战区和缅甸中国远征军驻地，积累了数千幅写生画，在大后方都市以及部队驻扎处，举办了百余次战地写生画展。1942年沈逸千到桂林举行画展，茅盾为此撰写《对于逸千画展的感想》一文，认为：“沈逸千先生走遍了南北各战场和西南、西北大后方，在文艺工作者之中，他是走路最多、走得最远的一个人。”

在太行山抗战前线，沈逸千像普通士兵那样蹲在壕沟里，任凭敌方的子弹在自己头顶上呼啸而过，仍镇定地握着画笔，捕捉着战斗中的瞬间场面；在战事频频、烽火连天的晋南中条山地区描绘了机枪手的英姿；在滔滔黄河激流中的渡船上，记录下奋勇前进的将士；在敌后战场，以雄健的笔触在画纸上塑造出毙敌五名、勇夺敌机枪一挺和步枪二支而身负七伤的山西民兵英雄手持大刀、昂首挺立之形象。这样的作品，怎不令国人为之激动、为之兴奋！

1940年7月，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成功地指挥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夏季反“扫荡”战斗，毙伤及俘虏日伪军计四千五百人。正好在该师辖区写生的沈逸千，激动地前往师部向贺师长表示祝贺，并画出了这位身经百战，指挥若定，留着著名的胡子，叼着烟斗的名将之风采。豪爽的贺龙很满意，随即挥笔在画像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无独有偶，同年，沈逸千还为另一位留着一撮漂亮的小胡子的抗日将领卫立煌画过像。据说卫立煌早年在粤军当营长时，年纪很轻，而在世俗的眼光里，有“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之嫌。为了显得老成些，卫立煌就蓄起了胡子，后来逐渐成了他的外貌特征。沈逸千面对这位有着战区司令头衔、统帅着二十万部队的虎将，不愿多占用他的宝贵时间，就拿起毛笔，以寥寥数笔迅速绘成一像，着力表现被画者的大将风度和神韵。卫立煌见画后大喜，便要过画家手中的毛笔，签名认可了这幅速写肖像。

沈逸千还为不少日俘画了像，为我们留下了又一历史见证。1942年1月，他在湖南作了《从火线上押解下来的日俘》一画。当时，那些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日俘们看见有人在给他们画像，都一个个强打起精神。但当沈逸千画毕后用日语要他们一一签名并署上籍贯时，几名俘虏看着画卷中并未被丑化的自我，内心却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也许他们那会儿已经意识到自己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吧。

此外，在鄂东应山，沈逸千画有两个日本女俘虏井村月雄和井村芳子像。她俩于被俘后不久，自愿参加了中国的抗战阵营，反戈去与日本军阀作斗争。在访问延安期间，沈逸千又赴宝塔山上的日干学校，走访了被俘以后成为反战者的春田等六个日本人，谈话间亦为之画像。画家发现：他们对写生并无恶感。此刻，沈逸千不由得想起了昔日教他画素描的日本老师细川先生，又觉得日本军阀发动的这场战争同样也给日本人民带去深重的灾难。

1944年5月，沈逸千于出国展览之前，去四川万县开了生平最后一次画展。在18日返回重庆的轮船上，一个三十岁左右、自称名叫“高武”的广东人主动与沈逸千攀谈起来。对方说，得知他是画家，欲求画，说其父母刚建成的新房子正好需要几幅画装点一下。船近重庆时，高武将手提的糖匣打开，请沈逸千吃了两块糖。船靠码头各奔东西后，沈逸千突然感到胸部绞痛，并开始呕吐，他只好叫了滑竿回家。回到家里，又吐了四次，大泻六次。他头晕脚痿、手指瘪扁，且整夜胸腹绞痛，难以入睡。家人以为他是发痧，留在家中休养了一星期，体力才略有恢复。

6月1日，沈逸千收到高武的来信，邀他至重庆北碚的“之江饭店”一叙。沈逸千应约而去，高说想请他为亡妻绘一幅画像，并掏出一帧女人的照片。在画家端详照片时，高武特为他调制了一杯咖啡。沈逸千因体乏，决定画像之事再议，喝完了那杯咖啡就告辞了。不料，进家门才十五分钟左右，又感到胸腹绞痛，并上吐下泻，症状同5月18日那天一样。经医院检查，才知是中了砒毒。

沈逸千一分析，两次中毒皆在见高武之后，此人似有嫌疑，忙派人去“之江饭店”查询，发现高武已不知去向。沈逸千顿感问题严重，即以惊人的记忆力默写出高武的画像，寄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吁请稽查并缉拿此人，但等了几个月仍未见结果。

10月2日，身体大亏的沈逸千为了出国画展事宜，拖着羸弱的身子外出活动未归，失踪时间为1944年中秋夜。

中国现代美术界的一颗明星过早地陨落了。假如问他此生有何憾事，那便是未能亲眼看到仅仅一年后的抗战胜利。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天是“笔会”创刊79周年。请允许我们把这段编读往来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纪念本报前辈和各界先贤一起走过的来时路，和那一颗颗火热滚烫的少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