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民权思想的转轨：国民党的改组与重新定义三民主义

袁世凯去世以后，北洋政府势力开始了分裂，并进一步导致在中国的军阀混战。

新文化运动期间，孙文的南方军政府，正陷于同北京军阀政府的南北对抗之中。

虽然这一对抗，未对中国的统一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但也使孙文陷入无法在军事上取胜的苦恼之中，因此无暇顾及由学院派知识分子主导的文化革新运动。

此外，还有两方面的问题令孙文苦恼。

一是国民党内意见纷争频仍，缺乏纪律和凝聚力，组织涣散，党内同志合作困难，公开或暗中背叛孙文的行为时有发生，如1922年陈炯明的军事政变，就差一点使孙文蒙难。

二是孙文本想与西方建立相同的文化和制度（西化），能得到西方愿意帮助发展中国的支持，但现在西方国家不仅不愿意支持他发展中国的计划，对他的要求也装聋作哑，还公开地支持他的敌人——北京军阀政府和各地方军阀。

尤其是1919年巴黎和会及1921年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权益和正当要求的置之不理，使一心以西方政治模式改造中国社会的孙文，异常尴尬和失望。

奉行民权政治的西方社会对孙文缺乏诚意，使孙文对苏俄的示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怀有好感，同时，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严密组织和纪律，与孙文国民党的纪律涣散、思想意志不统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按照苏维埃的成功模式改造国民党的可能性，渐渐成为孙文思考的一个问题。

孙文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采取的与劳工组织密切联系的政策，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年轻一代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精神，可作为新鲜血液注入国民党组织，从而使这个已经缺乏活力的组织重新焕发生机。

（此时的国民党处于不公开状态，一般国民不知国民党之实际存在，只知孙文等革命党人的身份。）

而列宁的苏维埃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属意孙文。

因为当时孙文并不是中国合法政府的首脑，也就不可能成为莫斯科谈判的首选对象。

莫斯科曾于1920年派代表到北京谈判一项条约，但北京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建议下，拒绝了苏俄的友好。

莫斯科试探着转向势力日益强大的吴佩孚，但在英国的压力下，吴佩孚没有做出回应。

西方对孙文的冷淡态度和企图阻止俄国革命对中国影响的自私自利策略，导致了苏俄与孙文的接近。

1921年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文在桂林会面。

孙文的民族主义精神和革命立场，给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孙文也将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比作自己的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

马林认为，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代表，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也是所有阶级的联盟，可为年轻的共产党发挥影响力提供政治基础，因而主张共产党员加入孙文的国民党。

在征求孙文意见后，马林给陈独秀和李大钊施加了压力。

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的《致全党同志书》中说：

于是，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计划。

在孙文方面，利用共产党和劳工的联系和苏俄的援助改造国民党，并获得共产党和苏俄的支持以削弱军阀势力，是一举两得的措施。

在此基础上，1922年8月，共产国际派遣了另一名代表越飞来到中国，帮助孙文策划“苏维埃－国民党－共产党”的合作模式。

9月，这一“联俄容共”的政策得到53名国民党领导人会议的批准，由陈独秀等9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改组国民党的具体事宜。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孙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月26日，孙文和越飞发表了一项包括四个要点的联合宣言：

孙越宣言发表后，国民党正式成为一公开的政党，苏俄派遣外交家鲍罗廷和40名苏俄专家，来中国帮助孙文改组国民党，另派加仑帮助训练一支属于国民党的军队。

8月，孙文委派蒋中正赴苏俄学习军事体制、政治思想工作和政党组织纪律，3个月后蒋中正回国，授命组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在完成改组的一系列工作之后，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举行，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165名代表听取了孙文强调党内团结重要性和无私奉献于革命目标的报告。孙文在开会词中特别阐释了改组国民党的意义：

请注意孙文的“以党治国”观念，此时已经不再含糊。这也便是中国从此走上“以党治国”政治道路的起点，民权之路放在了政党之路之后。

但国民党内的右翼分子，对共产党的加入心怀不满，为孙文去世后国民党右翼清理共产党的行动埋下了伏笔。

而李大钊为了打消国民党内的疑虑，特于1月28日发表声明说：

在国共能否相容的纷纷扬扬中，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国民党章程，选举了24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李大钊）、17人候补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5人、候补监察委员5人。

毛泽东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主要得益于他对革命大联合的支持，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组织部长，对孙文三民主义的辩护、对工农运动的坚定态度。

一个月后，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分部组织部长，与鲍罗廷、汪精卫和胡汉民等，在上海一起工作了大约10个月时间，直到冬天生病后回湖南老家修养。

改组后的国民党，设立了一个由孙文、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和李大钊组成的5人团。

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向全国宣布了改组后的国民党，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军阀割据、推行三民主义、地方自治和建设以五权宪法为宗旨的新国家的国民革命目标。

宣言对孙文的三民主义作了郑重之阐明：

可惜的是，孙文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形成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以党治国、民生主义，以党治国被落实得很好，民生主义被差不多忘记了。

民生问题，对中国来说，从来都是两条：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不说，节制资本，实乃民生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我们当前重提民生政策，但却无法节制资本，民生将如何得以解决？慎之思之！

新三民主义将近世欧美各国民权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解释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压迫平民之工具”。

同时将国民革命运动，理解为求国民之解放和民权之张扬为主旨的革命。

特别是认识到了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对于取得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胜利的重要性。

这标志着孙文民权思想的转轨，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孙文的“联俄容共”政策和国民党改造方案，是现代中国与苏俄国家关系的一个新开端。

由此，欧洲化国家的俄罗斯，与东方邻居之间的复杂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同时，中国内部在社会重建和民族复兴事业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和方法：奉行欧洲社会正统思想的共和革命派的国民革命，和奉行反叛欧洲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主义者的工农革命。

它们之间的政治和思想冲突，开始主导1924年后中国社会改造与革新的进程。

有趣的是，陈独秀在1924年将共产革命和国民革命，做了一个简洁明确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