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冈惨案：我国劳工在日本起义被镇压，418人命丧东瀛

1945年6月30日，距离日本战败投降只剩下一个半月，当晚，700多名被日本强行绑架到日本的中国平民和战俘发起起义暴动。

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位置

中国劳工们打死日本监工，逃往中山寮附近的狮子森山。一场远离中国本土的大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警方出动2万军警围捕枪杀。翌日，余生的中国劳工全部被俘，暴动惨遭镇压。重落日寇魔掌的中国劳工遭到更为残酷的变本加厉的迫害。酷暑7月，中国劳工被捆绑双手，跪在铺着石子的共乐馆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日晒雨淋，侮辱毒打。几天过后，广场上尸体遍地，其惨状目不忍睹。

至此，被强掳花冈的979名中国劳工，共计418人命丧东瀛。此乃闻名于世的“花冈惨案”，又称“花冈事件”。

花岗惨案

事件背景

旷日持久的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导致日本国内特别是矿山和土木建设等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愈加严重。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于1942年（昭和17年）11月27日通过了《华人劳务者内地移入有关事项》的内阁决议，决定将中国劳工引入日本作为“国民动员计划”中“重筋劳动部门”的充当劳动力。据1944年2月的日本次官会议决议，该计划分三次进行，在1944年8月至1945年5月间，共强制迁移38,935名中国劳工到日本，安排在国内的矿山、坝建工地等135个工作场所进行强制劳动。

二战时期日本强掳中国人当劳工

位于日本东北的北部三县（青森、岩手、秋田）中部的北秋田郡花冈町（现大馆市）曾是铜矿的重要产地，藤田组（现同和矿业）的花冈矿业所在此设有矿场。由于为支持军需生产而采取的增产措施，矿产资源遭到过度开采。1944年5月，七个馆矿上方的花冈川发生了严重的塌陷事故，导致花冈川的水流受阻，需要进行河道改建工程。这一工程由藤田组的土木部门负责承包，负责施工的则是鹿岛组（现鹿岛建设公司）。

鹿岛建设总部

1944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强行绑架中国平民和战俘近1000名，运至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花冈作业场，从事超强度的苦役，以弥补其国内劳力之不足，强化日本的战争经济。

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冈，是当时强制中国劳工的日本35家公司的135个作业场中的一个。1944年7月，被日军强行抓捕的300名战俘、农民一道，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漂泊，首批押往花冈铜矿，被迫为“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

日本“信浓丸”号货船， 首批赴花冈中国劳工乘该船抵日本

之后，又有1945年4月的第二批600人，1945年5月的第三批100人，被押赴花冈中山寮集中营。这样，俘虏和被抓的三批共计1000名中国人，除中途逃跑和被迫害致死的，押上货船的有986人，实际到达中山寮的为979人。

当年的花冈中山寮，被中国劳工称作“人间地狱”。中国劳工在当时的“鹿岛组”的监督下，从事修改河道的苦役。劳工们住在用木片搭起的工棚里，每天做15至16小时的超强度劳动，以橡子面、苹果渣充饥。严冬时节，劳工们仍身着单衣，足穿草鞋，劳动于严寒和冰冷的泥水之中。严重的饥饿劳累，加上凶恶残暴的“鹿岛组”监工们的打骂摧残，每天都有多名劳工被殴打、虐杀致死，仅半年时间，就有200多人被迫害送命。忍无可忍的中国人决心以死反抗。

爆发起义

在忍受了残酷的劳动和非人道的待遇后，部分中国劳工于1945年6月30日晚上（有说法为7月1日）在被俘的国军军官耿谆（原属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上尉连长）等人的领导下集体发起了起义，杀死了四名日本监督人员以及一名与日本人勾结的中国劳工，成功从中山寮逃脱。但起义很快被日本宪兵队、警察和当地的警防队镇压，逃脱的劳工被重新逮捕。

在追捕过程中，部分劳工被当场杀害，其他被抓回的劳工则被带到共乐馆前的广场，在炙热的阳光下暴晒，并遭到严酷的拷问和折磨，事件发生后三天内，有超过100名中国劳工被杀害。

被奴役的花冈劳工

死亡劳工被暴尸共乐馆前广场十余日，直到花冈矿业所的朝鲜劳工挖掘三处大坑才将死亡劳工埋葬。

中国劳工们在日本宪警的围堵和镇压之下，当场死亡113人。从强征劳工到暴动被镇压，中国劳工共有418人牺牲，约占总人数的42.4%。而根据日本方面统计，到战争结束，总计有38935名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在日本135处工地和煤矿劳动，其中6830人死亡。

花冈惨案画作

事件后续

事后，耿谆等一些被捕的中国劳工被被起诉并关押。起义事件后，鹿岛组劳工的处境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甚至在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情况仍没有得到改善，据统计，1945年7月中国劳工死亡100人，8月49人，9月68人，10月51人，直到秋季，盟军总司令部（GHQ）介入，事件才得以结束。

日本当地居民的证言称，“他（中国劳工）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时任仙台战俘收容所所长接到调查起义原因的指令后，向东京战俘信息局提交了一份报告（1945年7月20日），这些内容详细记录了当时劳工们的悲惨遭遇，报告中提到：

“中国劳工原工作时长为十小时，但自6月20日开始，企业以‘同步突击作业’为名延长两小时，工作时间变为十二小时，但食物配给并未增加”；
“食物供应紧张，劳工们食不果腹，而管理层却私自克扣一部分主食”；
“由于中国劳工被禁止自行购买食物，支付劳工的工资也变得无关紧要，自去年8月（1944年）以来，劳工工资并未支付。”

报告中不仅记录了劳工工作量加重、食物不足和工资拖欠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到：

对待中国人的方式就像对待牛马一样，工作时一旦懈怠或在行进中稍有迟缓就会遭到殴打。他们生活条件极差，缺衣少食，遭受殴打更是家常便饭。

1945年9月11日，秋田地方法院依据《国防保安法》及战时骚乱杀人事件等，起诉并判决中国劳工大队长耿谆等13人有罪（后全部释放）。部分日本人认为这一判决是在占领期间依旧坚守法律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日本作家赤津益造对此批评这一种“歪曲的法律理论”。

1945年9月至10月间，美国军队对花冈町观音堂内的盟军战俘营（仙台第7分所）进行了调查，在检查中山寮时，发现了幸存的中国劳工和死者的尸体。美军随后对中山寮展开了全面调查，花冈的强制劳动以及花冈事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947年，在美国第八集团军组织的花冈BC级军事法庭（横滨法庭）中，8名涉及花冈惨案的人员以战犯身份被审判，1948年3月1日，法庭对鹿岛组4名相关人员和大馆警察署的2名警员做出判决，判处2人绞刑、2人无期徒刑、以及1人20年有期徒刑（判处绞刑的2人后被减为无期徒刑，到1955年，涉案人员均获释）。

在美国军方进行事件调查时，鹿岛组及其他13家曾使用中国劳工的日本建筑工业管理联合会的公司都担心，若鹿岛组负责人鹿岛守之助被捕将引发一系列的牵连，恐对己不利，因此联合会的公司纷纷花费巨额资金竭尽全力来逃避成为战犯。他们为了为相关人员辩护，成立了庞大的律师团队，结果，只有鹿岛组花冈分所的相关人员和警方的人员被追究责任。

鹿岛组与日本建筑工业管理联合会及其律师曾签订如下报酬合同：

1、若鹿岛组的七名被收押职员（以下称为收押者）全部被判无罪，且鹿岛组及相关方未受波及，将支付40万日元作为报酬；
2、若只有收押者被判无罪，但事件影响到鹿岛组及其他相关方，报酬为20万日元；
3、若鹿岛组与其他相关方受影响，且事件最终结束鹿岛组无罪，报酬为8万日元；
4、若事件波及鹿岛组，但没有影响其他相关方，报酬为8万日元；若相关方无罪，鹿岛组无罪的情况下，报酬为4万日元。

由于这些建筑公司在控制联合会的名义下，公司向政府申请招募中国劳工，并利用这些被强制带到日本的中国劳工进行工作，在效率至上的政策下，造成了严重的虐待，导致大量劳工伤亡。但建筑公司声称这些劳工本来就是病弱或体质较差的人，要求政府进行赔偿，并奇怪地获得了巨额的补偿金，这一行为引发了关于政府与这些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勾结的质疑。

协商进展

战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花冈劳工幸存者之间失去来往，又与日本信息不通，“花冈事件”似不再被人提起。然而在日本，由于爱国华侨、有识之士和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不懈努力，“花冈事件”纪念活动一年也没有停止过。从1952年开始，大馆市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2013年6月29日晚，中国被强掳劳工遗属代表和日本友好人士一起高唱《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1985年，日本首相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太地区各国和日本有识之士的关注。以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田中宏先生、律师新美隆先生为首的各界人士，于1988年成立了“强掳中国人思考会”，并会同神户“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等人，着手进行关于战后遗留问题的研究，为妥善解决日本强掳中国劳工问题做了大量工作。纪念活动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1946年11月，花冈暴动的领导者耿谆回到中国，在他的老家河南省开封道襄城县（今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务农2日，“花冈惨，1987年他联合其他花冈惨案幸存者及遗属，赴日起诉鹿岛建设公司，要求谢罪、赔偿及建立纪念馆。1995年，耿谆作为首席原告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成为中国民间向日索赔的第一案。

2000年，诉讼以和解告终，鹿岛建设捐出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但拒绝认罪。耿谆对此发表《严正声明》，拒绝领取款项，并谴责和解为“屈辱性结果”。2012年8月27日下午5时20分，耿谆于襄城家中逝世，享年96岁。

1989年12月2案”幸存者聚会北京，成立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并发表致当年残酷地奴役过他们的鹿岛建设公司的公开信。信中向鹿岛建设公司提出三项要求:

一、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
二、分别在日本大馆市（当年的花冈町）和北京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冈烈士纪念馆;
三、向“花冈事件”受难者986人每人赔偿550万日元，以资象征性地补偿受难者肉体与精神上所遭受的苦难、创伤和牺牲。幸存的老人们强调表示，如鹿岛建设公司“执迷不悟”，纵使千载之后，他们的子孙也要继续讨还“血债”。

幸存者们提出了三项要求，委托新美隆、内田雅敏、田中宏、内海爱子、林伯耀等在日人士与鹿岛建设公司进行交涉。

2013年7月2日，中国被强掳劳工遗属在日本国会门前抗议，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

1990年7月5日，在东京鹿岛建设公司本部，“花冈惨案”幸存者及遗属代表与鹿岛建设公司副社长村上光春，就谢罪与赔偿问题进行当面交涉。谈判结束后，发表了共同声明。鹿岛建设公司承认对“花冈惨案”负有“企业责任”，并表示了“谢罪之意”，对于赔偿，鹿岛建设公司只是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必须通过对话努力进行解决的问题”，表示待以后协商解决。

2000年11月，“花冈事件”中国劳工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与被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和解。鹿岛公司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赔偿5亿日元。然而，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日本政府至今仍拒绝道歉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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