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朝最后一位状元，登科即绝科，一生高洁却活成讽刺

1886年冬，北京，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停下脚步，面前是个穿着破棉袄的少年，手里握着笔，蹲在街边写春联。

这个老人叫翁同龢，曾辅佐两代皇帝，是帝师，是清流领袖。少年叫刘春霖，是一个“贱籍”出身的穷孩子，没人记得他，那一刻之前。

街头偶遇：才华与命运的交汇

翁同龢出宫办事，路过南城菜市口，他喜欢慢走，习惯看地摊，尤其是写字的。

那天风大，纸张被压在砖头下，少年瘦得骨头突出，袖子破了，左脚踝还缠着布条。

他没叫卖，只专心写字，写的是春联，三寸小楷，行笔细腻，收笔如钩。

翁站住，他蹲下，捡起一张字看了看没说话，少年察觉有点慌，抬头眼神清亮。

翁问：“这字是你写的？”

少年点头，“是。”

“哪儿学的？”

“没人教，临帖，白天抄，晚上练。”他低头，声音不大。

翁沉默了几秒，说：“此子异日必能大魁天下。”

这话没人听见，少年也不懂“大魁天下”什么意思，他只顾收纸，怕风吹跑了。

他不知道的是，那一眼，改了他命。

刘春霖出身卑微，他父亲是衙役，母亲是府上仆妇，两人从皂隶起家，勉强维持生活。

清朝的身份制度严苛，贱籍无法参加科考，就算有才，也没有资格。

考秀才，需要廪生担保。

他去找同乡，没人愿意出面，廪生胡光签，读书不多，常靠刘春霖抄书换饭吃，可当他听说刘春霖想报考，冷笑：“你一个衙役子，想考秀才？做梦。”

还联合几名本地士子，向县衙举报，说他身份有诈。

刘春霖无路可走，只能去县试门外看榜，榜上没有他的名字，他跪在地上，身边人走来走去，他不动。

有位老人来找他，姓解，是个七旬老廪生，旧时读书人，家道中落，靠教蒙童为生。

他拍了拍刘春霖的肩：“我给你担保。”

没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只是摇头：“我见过太多空口读书的，像你这样写字的人，不该被埋在地摊下。”

解老先生亲自到县衙作证，三天后，刘春霖拿到了准考证。

1887年，他考中秀才。

寒窗苦读：从秀才到举人的逆袭

秀才之后，没退路了。

刘春霖被推荐到保定莲池书院，书院分三等学生，秀才出身的，被安排住最差的屋子，冬天没炭，屋里结霜，他起得最早，抄帖三个时辰再读书。

有一天，书院院长吴汝纶偶然翻到他写的《岳阳楼记》，小楷工整，间架合理，尾部题了四字：“字如其人。”

吴问门房：“谁写的？”

门房回：“刘春霖，一个河北来的穷秀才。”

吴没说话，把纸收进袖口，从那天起，他每天让刘春霖去抄经，别人觉得是惩罚，刘春霖却高兴，他知道，吴是在教他。

1897年，刘春霖考拔贡，保定士子不少人不服，他没有背景，没有钱，只靠字和文。

贡院试题是《贞观政要》，三日夜不出堂。他在卷末写了一段评语，批李世民用人之道“尚贤而遗亲，守法而慎刑”，落笔干脆，监试官对那段评语念了三遍。

他中选了，1902年，他进京参加乡试。

京师考试最难，十万人争三百人。出题苛刻，字迹模糊、卷面污渍、格式错一字都可能落榜。

考前三天，他断炊，住在城东破庙，靠抄碑换饭，他用的是半截狼毫，自己磨墨，自己裱纸。

开考那日，京师下雨，进考棚要跪进泥地，有人叫苦连天，他不说话脱了鞋，抱着卷子坐在角落。

他写的是《礼记·大学章句》，头一段：“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他写了整整四千字，小楷，一笔未错。

放榜那天，他站在榜前看了十分钟，才看见名字，那行太高，他看不清，旁人说：“刘春霖，北直隶肃宁人，排第七十四。”

院中士子开始传他写字像钟繇，文似归有光，吴汝纶特意送他一套《张猛龙碑》。他说：“你若得中，会试能进三甲。”

可他始终知道，身份是一道坎，他是寒门，不是士族。

朝中不少官员已经开始议论：一个皂隶子，是否适合进入翰林院？

吴汝纶写信给礼部：“春霖文德并茂，不拘出身，当为国器。”没人再敢反驳。

他不是最聪明的，却是最忍的。

吴汝纶

三年后，会试前夕，他在书院夜读，手冻得无法执笔，他把手放进炭盆，烫破皮，再写。

第二天去拜别吴汝纶时，他说：“学生没十成把握。”

吴回答：“你有心，即有命。”

接下来的事，没人预料得到，慈禧突然颁诏，增设一次“恩科”。

朝中风向变了，竞争加剧，刘春霖已经准备好了。

甲辰恩科：慈禧钦点的末代状元

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

大清江河日下，内忧外患不断，慈禧仍要操办喜事，为显“太后仁恩”，诏令临时加开一次“恩科”，名曰“甲辰恩科”。

朝中议论不止，有人说这是替她心腹安插门生，有人说是临朝自保，真正关心科举的人很少，除了应试者。

这一次，会试录取三百人，刘春霖在内，考场依旧冷，连日大雪，半数考生中途弃卷。

刘春霖坐在最里侧，帽子上全是霜，他的墨快结冰，只能用体温捂，那年他三十四岁，写字还是用小楷，半夜不点灯，怕扰了旁人。

考试题是《论用人之道》，他写了“德才兼备，以德为本，才为器也”，结尾写了一句：“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没人知道那是不是他写给自己的。

榜发三天后，刘春霖得知名列第三，前两名是谭延闿和朱汝珍，南方士子出身，家世显赫。

三甲已定，状元无望，可就在殿试前夜，风向又变了。

慈禧忌讳谭姓和朱姓。

谭延闿，名字让她想起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昔日被她赐死，朱汝珍，名字让她想起珍妃，是光绪帝的宠妃，被她推入井中。

左右提醒：“太后，春霖名中有‘春’，寓意春回大地；籍贯‘肃宁’，亦可解作‘肃清安宁’。”

她点头：“就他。”

殿试之后三日，刘春霖收到钦点敕书，上写：“状元，刘春霖。”他没笑，只是站着，不说话。

有人问：“你怎么不高兴？”

他回了一句：“第一人中最后人，有什么可喜。”

那年正月，大清廷宣布：废除科举。

文人风骨：从状元到民族脊梁

状元之后，没有官位，他进翰林院，挂名修撰，无实职，月俸微薄。

同年，朝廷派出数十人赴日留学，名单上，他在列。

东京法政大学，刘春霖一人带着《说文解字》与《资治通鉴》，白天听讲法制，晚上抄碑帖，留学生笑他“土味”，说他身上还带着“清朝味”。

他不吭声，只说一句：“字写不好，做人做不好。”

三年后回国，他不进政界，主动请调天津任教，后迁任北京大学堂国文总教习，主持礼部孔子祭典。

讲课用楷书板书，每节课一个半小时，不喝水，不坐下。

他讲《大学》讲了七年，学生问：“为何不讲新学？”

他回答：“旧书不读透，新书不算数。”

辛亥后政局变动频繁，北洋政府礼聘他出山，被拒，1915年袁世凯称帝，送来金印，被他原封不动退回。

他写了一幅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贴在家门口。

后人说，这是他最硬的一次发声。

1932年，“满洲国”成立，伪政权派人三次登门，许以高官，车马供奉。

他只说一句：“我字写得正，坐不歪位。”

第三次来人时，他让人带话：“再来，我卖字糊墙也不来伺候你们。”

他真的卖字了。

北京琉璃厂，冬天最冷的时候，他在街口摆摊，写的是碑帖，收的是铜钱，最多的时候，一日能写十幅，一张一毛。

汉奸王揖唐

汉奸王揖唐闻此事，震怒，派人勒令他交出私人藏书，以“文化保护”为由，实为掠夺。

他拒绝，藏书被抄，屋顶掀开，书柜砸毁，他站在门口，没说话。

那天夜里，他点灯，把剩下的书一页一页整理，手指被纸边割出血，一夜没睡。

1944年冬，他病重，临终前吩咐：“剩下的书，送燕京大学，不可卖。”

他闭眼前说了最后一句话：“一个人写字写一生，别写歪。”

他死后，有人悄悄去琉璃厂买他的旧字条，一张五块钱，墨迹未干，落款仍是：“肃宁刘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