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着伊朗拥核，亲手给神权助威，为何说伊朗续命全靠美以？

很难想象，昨天还打得头破血流的双方，仅仅一天后，突然就呈现出一副“三赢”的局面。

6月23日，特朗普在社媒上发文宣称，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就“全面彻底停火”达成默契，然后就是24日，卡塔尔首相埃米尔证实了停火的消息。

可这种和平却连一天都没能撑过去，仅仅在卡塔尔首相回应的几个小时以后，以色列就宣布再次检测到伊朗弹道导弹的痕迹，伊朗也紧跟着给出了否认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回应。

按说，事情的发展本该是在各方完成“情绪宣泄”后，在谈判桌上进行后续的博弈，可明显还有人不满意这样的结果，妄图谋取更大的利益，于是还在将这潭水越搅越浑。

我们并不知道这场冲突何时才能过去，但是在观望之余，还是能够盘一盘这场冲突背后的深层逻辑——对于参战的三方来说，他们相当迫切地需要这么一场战争来缓解现存的压力……

伊朗玩崩

如果说，内塔尼亚胡需要通过战时状态来缓解以色列的政治危机，特朗普需要通过调停双方来从中东进一步牟利，那么，伊朗又是因为什么才会需要打这场战争的呢？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以前，伊朗曾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在短短数年间与美国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反转，一度成为其“头号敌人”。

很多人将这场转折归因于霍梅尼的反美立场，但当我们深究其中关节，才会发现，真正决定双方命运的或许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制度”。

之所以会如此归因，是由于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不源于现代政治的底层逻辑，而是来自伊斯兰的宗教学说。

在什叶派的教义中，必须由具备资格的教法学者来代为行使国家领导权，而霍梅尼恰恰将这种不容置疑的神学权威搬上了国家权力的舞台，用宗教代替了选票，用信仰替代了制度。

在霍梅尼的构想中，教法学家不仅可以指导信仰行为，更是应该直接领导国家，他将这一理论系统化，强调国家必须由最具威望的神职人员治理，并赋予其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权威。

于是，在1979年革命胜利后，新宪法迅速确立了“最高领袖制度”，赋予了霍梅尼几乎无限的实权。

不仅军队、司法、媒体等关键部门直接向最高领袖汇报，就连总统的产生和去留，也必须得到最高领袖的点头。

这也是为何以色列的攻势从来都是瞄准军队、电视台，甚至是政府高层与哈梅内伊的重要原因。

在革命初期，霍梅尼也曾考虑过与美国保持接触，毕竟除了经济与军事援助的“红利”，伊朗能够获得核技术，也是多亏美国的“倾囊相授”，因此，霍梅尼甚至派出特使尝试沟通。

但美国对巴列维政权的固执扶持，以及后来发起营救被扣押外交人员的“鹰爪行动”，直接加剧了霍梅尼对美国干涉的警惕，因此，反美情绪逐渐升温。

再加上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宪法为确保接班人顺利上位，将“最高领袖”的宗教资质要求降低。

虽然通过这种方式哈梅内伊得以上任，但制度原本的神学逻辑却遭到破坏，宗教权威削弱与国家权力强化之间出现严重断裂，“最高领袖制度”骤然间成为了一种“强人政治”的变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变为了由少数神职集团主导的集权政治，甚至赋予了美国“大撒旦”的名字。

眼见伊朗的发展超出了想象，美国也就不再尝试“挽回关系”，进而彻底放弃了接触，转向围堵与制裁，而除了将美国变成对手，这一转向更是在伊朗国内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由于最高领袖的权力巨大，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23年，最高领袖控制的宗教基金会直接掌握了全国35%的GDP，年均腐败资金更是高达120亿美元。

与此同时，权力传承也再度陷入僵局，哈梅内伊已经是“放宽标准”后才得以上位，潜在候选人的资历更加不足以服众。

如果未来伊朗再来一次“为适应候选人而降低标准”的局面，“最高领袖制度”的合法性将遭遇全面崩塌。

于是，除了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伊朗在内政上也逐渐难以为继，正是因为这种制度性困境，让伊朗也陷入了通过“向外转移矛盾”来缓解内部压力的“怪圈”。

从这个层面来讲，伊朗一心谋求拥核，或许也有为自己续命的深层考量：神权统治需要更有分量的“护身符”，而核武既可以作为对外谈判的筹码，也能让内部的统治更为稳固。

之后，伊朗只需要等待“愿者上钩”就可以了……

美以续命

如今我们已经亲眼见识到了都有哪些国家愿意配合并主动“咬钩”，但真要论起来，还真不好说是谁算计了谁，毕竟，大家是真的“各有所求”。

早在1995年，美国全面禁止本国企业参与伊朗的能源项目，意图通过经济封锁来切断伊朗发展的命脉。

但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伊朗的石油出口在短暂下滑后便迅速回升，仅仅一年就恢复到了日均263万桶的水平。

这种“低效制裁”不仅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促使伊朗更早地踏上了能源出口多元化的道路。

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制裁不仅没能切断技术与资金流，反而推动伊朗建立起一套平行金融体系和“抵抗经济”框架，培养出替代性工业链。

美国石油公司的撤离直接留下了超过2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空白，而伊朗则借此构建出“自力更生”的经济模式，经济韧性提升的同时，也为政权合法性注入了新的动力。

政治上的孤立同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美国将伊朗列入“无赖国家”名单，试图将其妖魔化，结果却正中伊朗保守派的下怀。

在国内舆论中，伊朗政府把这种孤立包装成“伊斯兰世界对抗西方霸权”的象征，使国内各派别在“共同敌人”的面前达成了空前的团结，美国的“极限施压”，一度变成凝聚民心的推手。

长期以来，美国在冷战思维的主导下，始终把伊朗的核计划视为“波斯帝国野心”，而忽略了伊朗的区域性安全焦虑。

尤其是在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后，伊朗深刻意识到了即便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于是，愈加将核技术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险。

制裁越重，伊朗反应越激烈，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本是一线转机，却因特朗普退出协议、重启制裁而被彻底打破。

伊朗随即恢复并加速了浓缩铀的制备，2023年便已具备制造4枚核弹所需的材料，核计划与谈判筹码的双面性，一度让伊朗形成“在危机边缘反复横跳”的博弈模式。

每一次制裁升级，都在倒逼伊朗技术能力与制度控制力的提升，使其政权不仅未崩，反而愈发顽强。

最为关键的是，美国的打压政策还让伊朗形成了新的战略依靠，俄罗斯出售先进武器系统，中国建设里海能源通道，与中俄合作的利好更是削弱了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效果。

神权政体之所以能在极端压力中存续，根本在于它将外部压力转化成内部合法性的凭据，这是一种独特的“危机驱动型统治模式”。

革命卫队等强硬派力量通过掌控核研发、石油出口和国防预算，构建起军事复合体，再通过舆论宣传，从事核事业的人都成了“民族英雄”。

这种形象塑造，成功激发出了青年一代的认同感，以至于在以色列暗杀事件后，报考核工程专业的伊朗学生反而激增了4倍。

在地缘层面，伊朗通过援助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组织，在中东组建“抵抗轴心”，更是进一步将自身安全与地区影响力绑定。

在这样的框架下，能否构成代理人已经不是主要关注的议题，只要存在共同的利益，美以就难以对伊朗实施全面且彻底的打击……

美以几十年来对伊朗的敌视政策，原本意在打击其核野心与抑制神权体制，结果却亲手造就了一个更强硬、更独立、更难瓦解的政权。

时至今日，这更不再是简单的“敌强我弱”博弈，而是一套完整的“强压促稳”战略体系。

要打破这个闭环，唯有彻底重构双方的安全保障与信任机制，但在当前的地缘格局中，这一切注定艰难，直到那一天到来，伊朗的“续命”，恐怕仍需靠美以的“成全”……

参考文献

[1]《冷战后美国的伊朗政策研究》[M]王明芳

[2]《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M]范鸿达

[3]《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M][英]迈克尔·阿克斯沃西 著；赵乙深 译

[4]《伊朗通史》[M]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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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体制探究》[J]王振容

[7]《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制度研究》[D]贺去非

[8]《伊朗与美国：从朋友到仇敌》[M]范鸿达

[9]《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M]杨兴礼、冀开运、陈俊华

[10]《浅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民主化进程——兼论伊斯兰文明与民主政治的兼容性》[D]哈冠群

[11]https://www.news.cn/world/20250624/1d58cdfa5fd04369ac40a9b6ab5a3a3c/c.html

[1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579850002493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