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的水究竟多深？张勋不过是垫脚石，段祺瑞也并非最后赢家

看过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人，应该对段祺瑞“逼宫”袁世凯一幕记忆犹新。

面对昔日心腹段祺瑞“趁你病，要你命”式的伸手要权，愤懑且绝望的袁世凯声嘶力竭的喊出了一句“北洋要团结”。

这是袁世凯命不久矣前的真心话，却也是他注定无法避免的遗憾。

因为从他在1916年6月病逝后，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与北洋话事人、内阁总理段祺瑞便拉开了权力争夺的“府院之争”，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黎元洪是武昌首义的元老，在南方革命党中有很高的声望，因此在出任大总统后，立即恢复了国会和《临时约法》，算是将帝制复辟的恶劣影响降到了最低。

他与北洋系话事人段祺瑞的合作，似乎又预示着整个民国社会很快将步入正轨。

可事实上，从上位开始，黎元洪和段祺瑞就矛盾重重，至于矛盾的原因，自然是权力之争。

南北议和后，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膨胀，宋教仁亲手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日后的民国将实行责任内阁制，即内阁总理掌握行政权。

这一点，权力欲望极强的袁世凯自然不能容忍。宋教仁遇刺后不久，袁世凯便乘势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让自己成为实权在手的总统。

随后，帝制复辟、举国声讨，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很快一命呜呼了。

为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袁世凯一死，国会立即将总统制改回内阁制，这样一来，刚上位的黎元洪又没了权力，处处受段祺瑞的掣肘。

黎元洪早在南北议和后就被推举为副总统，可袁世凯对他是一百个不放心，于是让段祺瑞、徐树铮等人用非常手段将他弄到北京，其麾下的军队也趁机被打乱编制编入其他队伍，黎元洪就此失去军事力量。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手中无兵权，在京无人脉和势力，且又是内阁制下的大总统，段祺瑞自然不会把这位外来户放在眼里，不仅时时以《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为托词，很多事情也都是绕过他直接下令。

事前不汇报，事后不解释，这么一来，黎元洪就成了一个盖章机器，甚至连基本的人事任命都做不了主。

好歹也是职业军人出身，不甘心的黎元洪索性与段祺瑞唱起了对台戏，一些国会中的其他派系也借此加入到双方阵营中来。

这其中，又以“宪政商榷会”和“宪法研究会”两大派系最具代表性。前者由前国民党议员组成，立场倾向于黎元洪。

后者由前进步党系的150名议员组成，极力反对“宪政商榷会”主张的两院制国会、地方分权等，主张实行一院制国会制度，拥护段祺瑞内阁。

不过，“宪政商榷会”主流方面虽然力挺黎元洪，但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以张继、吴景濂为首的“客庐系”主张维护段祺瑞内阁的稳定，而以林森、居正为首的“丙辰俱乐部”与孙洪伊等人的“韬园系”则主张与段祺瑞内阁分庭抗礼。

相比之下，支持段祺瑞的“宪法研究会”虽有汤化龙和梁启超两个不同派系，但大方向上还是保持一致的。

当然，无论是黎元洪和段祺瑞，还是“宪政商榷会”和“宪法研究会”，背后又都有着军阀势力的支持。

宪政商榷会的地方分权主张符合南方军阀们的利益，而宪法研究会又迎合段祺瑞想要收回地方权力的需求，这就使得两大派系背后的势力对抗愈发激烈。

不过，矛盾集中爆发的关键还在于一个重要人物，即时任国务秘书长的徐树铮。

早在袁世凯主政的北洋时期，徐树铮就是跟在段祺瑞身边的陆军次长，在袁世凯面前都我行我素的他，此刻自然不会将毫无实权的黎元洪放在眼里。

黎元洪心里也是憋屈，当初袁世凯请君入瓮时，就是徐树铮拿枪顶在自己头上逼着登上入京的火车；如今又把自己当成工具人，每次都嚣张跋扈的来找自己盖章。

可奈何自己又无兵权，纵使新仇旧恨叠加在一起，目前也只能暂时忍下。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内务部长孙洪伊此时主动与黎元洪结盟，希望借对方之手罢免段祺瑞之职，而后取而代之。

听到风吹草动的段祺瑞，很快借孙洪伊在任期内未依法裁撤人员的把柄，逼着黎元洪盖下对孙洪伊的免职状印章。

黎元洪虽然不肯就范，奈何在徐世昌的出面调停下，孙洪伊和徐树铮双双去职，也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边黎元洪和段祺瑞刚有握手言和的态势，另一边以北洋系将领张勋为代表的督军团又站出来搅局。

张勋指责国会、拥护北洋系的主张正中段祺瑞下怀，他打算利用对方的督军身份，内外联手，对黎元洪施压。

正当黎元洪苦思对策之际，国会开始正式讨论中国是否参加一战的问题。此时，欧洲列强在战场上已进入僵持状态，美国也刚好在年初表态加入协约国参战。

预感到美国参战将使协约国获得压倒性优势的日本，开始极力怂恿段祺瑞参战，甚至开出退还庚子赔款2亿日元、支援参战军费3000万日元和军火援助等极具诱惑力的条件。

日本之所以执意将北洋政府拉进协约国队伍里，主要还是出于战后接管德国在山东一系列特权的考虑，这点他们早已和英、法、俄、意四大协约国达成共识。此外，一旦北洋宣布参战，日本将以支援为由，趁列强分身乏术进一步渗透势力。

而段祺瑞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德国已是强弩之末，战败不过是时间问题。参战才能自保，不参战就只有被列强再次鱼肉了。另外，加入协约国后，日本作为“盟友”再来霸占中国国土，在国际上就会受到谴责。

当然，借对德宣战的机会，段祺瑞又提出扩充军事力量的主张，但旋即遭到了黎元洪的强烈反对。本就无权无势的他深知，只怕等段祺瑞完成扩军，自己就真的沦为傀儡了。

为此，黎元洪决定和副总统冯国璋联合。冯国璋代表北洋直系，背后扶持势力是美国。眼见日本鼓吹段祺瑞参战，美国当即怂恿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

在美国人看来，战争一旦结束，日本在华势力必会增强，对美国的利益威胁也将日益增加。

如此一来，段祺瑞要参战，但黎元洪又不给盖章，二人互不相让。段祺瑞一气之下辞职当起了寓公，难以主持大局的黎元洪只得退一步，先同德国断交。

眼看宣战问题悬而不决，段祺瑞索性于1917年5月10日，纠集一群流氓地痞组成的“请愿团”冲击国会，殴打了不少议员。为表抗议，农商总长谷钟秀、司法总长张耀曾、海军总长程璧光等人先后宣布辞职，宣战提案再次被搁浅。

黎元洪看内阁已经对段祺瑞不信任，便抓住时机向报纸爆料对方与日本商定借款之事。一时间舆论哗然，段祺瑞的声誉瞬间降到谷底，而黎元洪则借机解除了段祺瑞的一切职务。

可段祺瑞毕竟是北洋系的话事人，黎元洪的驱逐很快引起了多个省份的督军反感，以至于短短几天时间里，包括安徽、山东在内的八个省份竟相继宣布独立。

迫于无奈，焦头烂额的黎元洪想到了北洋系中被边缘化的张勋。段祺瑞此前利用张勋打压国会、制衡黎元洪，而张勋也不傻，他也想利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复辟梦。

这一点，黎元洪不是没有想到，但他深信有袁世凯身败名裂的教训在前，黎元洪不会重蹈覆辙。可他没有料到的是，张勋在他和段祺瑞之间两头通吃，表面同意带兵入京调解府院之争，实则已做好解散国会，将大总统赶下台并迎接溥仪复位的准备。

6月7日，一心想要复辟的张勋带着辫子军入京，抵达当天就对黎元洪下了限期三日解散国会的最后通牒。

国会解散后，张勋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直接去紫禁城拜见溥仪，开启了复辟闹剧。匆匆携带大总统印章逃往日本公馆避难的黎元洪，随后通电恢复段祺瑞内阁总理职务，并让他出面征讨张勋。

殊不知，这正是段祺瑞期待已久的“再造共和”转机。他先是重金贿赂驻扎在天津马厂的第八师李长泰部，说服对方出兵讨伐张勋，而后又拉拢驻扎在保定的曹锟加入讨伐大军。

一切准备就绪后，段祺瑞于1917年7月3日上午在马厂宣誓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本就不得人心的张勋被打得节节败退，很快便被赶出了北京。

复辟闹剧平息后，黎元洪深知自己“引狼入室”，总统的位置是坐不稳了，随即致电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自己辞职回到了天津。

重新掌权的段祺瑞立马对德宣战，借第一次府院之争的胜利，有惊无险赶上了一战的最后一班列车。

战后的分赃会议极尽艰难和屈辱，但从庚子赔款的减少、德奥租界的收回和之后华盛顿会议上，有条件从日本手中收回部分特权来看，实利还是存在的。

不过，段祺瑞却拒绝恢复被张勋解散的国会，以及主张武力统一并借机扩大皖系势力等行为，很快又引发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引爆了北洋系内部的直皖大战，使北洋系彻底走向四分五裂。

所谓的府院之争，表面上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权力之争，以及各路人马的投机之争，但本质上是美日扶持直皖两系争夺在华权益的斗争，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北洋系频繁的权力更迭。

虽然身处民国，但其行为本质与前朝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