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队那么强，为什么死活收不回越南？忽必烈：后悔不用岭南人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曾经在欧亚大陆上像推土机一样横扫千军的蒙古骑兵，这会儿正陷在越南的烂泥地里。

战马焦躁地刨着蹄子，蚊虫乌云般围着人畜叮咬，盔甲里的衬衣早就被汗水、雨水沤得发臭。

抬头望去，是遮天蔽日的热带丛林，藤蔓像巨蟒一样缠绕着参天古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长生天”的骄子们，第一次对着这片闷热、潮湿、陌生的土地，感到了深入骨髓的无力。横扫了半个地球，怎么就死活啃不下越南这块“硬骨头”？

晚年的忽必烈，据说捶着龙椅叹气，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真该多听听岭南人的话！

无敌铁骑的“水土不服”综合征

蒙古军队的厉害，地球人都知道。人家打仗就三板斧，但招招致命：跑得快（骑兵机动）、射得准（骑射无双）、压得狠（重兵集团冲击）。靠着这看家本领，他们从蒙古高原一路打到多瑙河，灭国无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

可这三板斧，到了越南，就像砸在棉花上，威力大打折扣，甚至反过来成了累赘。

第一斧：跑得快？跑不动！越南那地方，跟蒙古老家的大草原和中原的平原完全是两个世界。河网密布，稻田纵横，山高林密。

蒙古骑兵最依赖的战马，在这种地方彻底抓瞎。烂泥地陷马蹄，稻田水沟挡道，茂密的丛林更是连马头都转不过来。骑兵冲不起来，威力直接废掉七成。别说冲锋陷阵了，行军都成了噩梦。

后勤补给线长得吓人，又容易被熟悉地形的越南游击队（那时候叫“义军”）神出鬼没地切断。蒙古兵饿着肚子在泥水里挣扎，哪还有力气打仗？

第二斧：射得准？看不见！蒙古骑兵的看家本领是骑射。在开阔地，万箭齐发，箭如雨下，敌人还没靠近就被射成刺猬。

可在越南的热带丛林和崎岖山地里，这招也失灵了。树木藤蔓遮挡视线，根本找不到开阔的射击角度。越南军队聪明得很，就跟你玩丛林游击战。他们熟悉每一片林子，每一条小路，利用复杂地形跟你捉迷藏。

蒙古兵追进去，往往连人影都瞄不到，反而冷不丁就被埋伏的冷箭、竹签陷阱放倒一片。有力气没处使，憋屈得要命。

第三斧：压得狠？压不住！蒙古人打仗，喜欢集中优势兵力，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压垮对手。但在越南，这招也遇到了克星。越南人深知硬拼是找死，他们的策略非常明确：你大军来了，我就跑，钻进山里，躲进丛林，跟你耗！利用国土纵深和恶劣气候（尤其是可怕的热带疾病和瘴气），生生把强大的入侵者拖瘦、拖病、拖垮。

等到蒙古军队人困马乏，补给困难，士气低落，不得不撤退时，越南人再瞅准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在预设的有利战场（比如狭窄的山口、湍急的河流渡口）发动猛烈反击。蒙古重兵集团的优势，在撤退的混乱中根本发挥不出来，反而成了被痛打的落水狗。

所以说，蒙古军队在越南，不是输在不够勇猛，而是输在了极度的“水土不服”。他们那套横扫大陆的战术体系，在越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越南人灵活机动的战术面前，彻底失灵了。

这就像让习惯了冰天雪地的北极熊去热带雨林抓猴子，空有一身力气，却使不上劲，处处挨打。

岭南人，被忽必烈忽略的“通关秘籍”

越南（当时主要指南部的安南、占城等地）和中国的岭南地区（大致是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一带），在地理、气候、文化上，简直就是亲兄弟。两地山水相连，都受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夏天湿热多雨，河流纵横，山地丘陵密布。

岭南人几百年来和越南那边打交道，跑商、做官、甚至打仗，对那片土地的门道，摸得门儿清。

忽必烈雄心勃勃要征服南宋时，就有一批有见识的岭南籍官员，比如姚枢、刘整这些人，给蒙古高层提过醒。

他们的核心观点很简单：打南方，特别是打越南这种地方，光靠咱们蒙古铁骑那套不行，得用南方人，尤其是熟悉岭南和安南情况的南方人！为啥？

懂地形气候：岭南人知道怎么在湿热环境下行军、扎营、防病。知道哪些季节瘴气最毒，哪些河道雨季会泛滥，哪些山路能走大部队。这些经验，对在越南打仗太重要了。

通语言文化：岭南和越南语言（古时都属于广义的“百越”语系）有相通之处，习俗也接近。岭南人能当翻译，能搞情报，能招降纳叛，甚至能打入敌人内部搞策反。蒙古人两眼一抹黑，岭南人却能听懂对方的方言土语。

擅水战丛林战：岭南地区水网密布，山也多。岭南的兵，无论是南宋降兵还是地方武装，熟悉水战，擅长在山地丛林里周旋。这正是蒙古军队在越南最急需补充的短板！让他们当向导，当前锋，打水战，搞丛林袭扰，绝对事半功倍。

可惜啊，忽必烈和他的核心决策圈，一开始根本没把这些“南人”的意见当回事。蒙古贵族们骨子里带着征服者的骄傲，觉得老子天下第一，横扫欧亚的雄师，打个小越南还不是手到擒来？用那些刚投降的“南蛮子”？靠不住！

而且，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尤其是南方的汉人）一直有戒心，怕他们掌握兵权。所以，在前两次大规模入侵越南（1257-1258年，1284-1285年）时，蒙古军队的主力，还是以蒙古、色目（西域各族）精锐为主，北方汉军为辅，真正熟悉南方的岭南籍将领和士兵，很少被委以重任，更别说掌握核心指挥权了。

结果呢？前面一章说了，两次都栽了大跟头！尤其是第二次（1285年），元朝名将唆都率领的大军，中了越南陈朝名将陈兴道的埋伏，在白藤江（历史上有名的战场）几乎全军覆没，唆都本人也战死。

消息传回大都（北京），忽必烈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这时候，他才算有点回过味来了，南方的仗，真不是光靠硬弓快马就能打赢的。

白藤江，傲慢付出的血色学费

前两次征越的惨败，特别是第二次（1284-1285年）在白藤江栽的那个惊天大跟头，彻底把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打醒了，也让忽必烈痛彻心扉地明白了什么叫“轻视南方的代价”。

这场战役，简直就是蒙古军队在越南所有“水土不服”症状的总爆发，也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元朝大将唆都（Sogetu）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水陆大军，一路深入越南腹地，目标直指升龙（今河内）。越南陈朝的兴道大王陈国峻（Tran Hung Dao），这位被越南人尊为军神的统帅，深知硬碰硬就是找死。他玩了一手炉火纯青的“诱敌深入”加“关门打狗”。

表面上，陈朝军队节节抵抗，不断后撤，把气势汹汹的元军一步步引向预设的死亡陷阱，白藤江口。

白藤江（Bach Dang River）这地方，地理条件极其特殊。它入海口宽阔，但河床底下藏着大片暗滩和沙洲，而且受潮汐影响巨大。涨潮时一片汪洋，水深船高，通行无阻；退潮时水位骤降，暗滩暴露，大船很容易搁浅。岭南籍的降将和水手们，早就提醒过唆都：这地方潮汐规律诡异，河道凶险，必须万分小心，尤其不能在退潮时让大军挤在狭窄江口！可蒙古统帅们哪听得进“南人”的唠叨？他们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越南人不过是手下败将，逃命都来不及，哪敢耍花样？再加上对复杂水文知识的天然轻视，大军就这么一头扎进了陈兴道精心布置的口袋里。

陈兴道的杀手锏，就是“木桩阵”。他趁着退潮，命人在白藤江口关键的浅水区、暗滩上，密密麻麻钉下了成千上万根削尖的巨大木桩！这些木桩大部分藏在水下，涨潮时根本看不见。同时，他在两岸埋伏下精锐部队，只等元军上钩。

1285年4月的那一天，元军庞大的船队（很多还是临时征用或强掠的民船）载着兵马辎重，在退潮前试图通过白藤江口。就在船队主力挤在狭窄江面时，潮水开始急速退去！水位猛降，那些隐藏在水下的致命木桩，像狰狞的獠牙一样露出了水面。

元军的大船小船，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一艘接一艘狠狠地撞上、卡死在这些尖锐的木桩上！船底被刺穿，船体被牢牢钉在原地，动弹不得。整个江面瞬间乱成一锅粥。

就在元军惊慌失措、进退两难之际，两岸伏兵四起！越南军队驾着轻便灵活的小船，如狼似虎地扑向搁浅的元军大船。他们用火箭射帆，用长矛钩索登船，与被困在船上的元军展开血腥的接舷战。

同时，岸上的越南步兵万箭齐发，滚木礌石倾泻而下。元军空有强大的骑兵和重兵，在搁浅的船上、在泥泞的岸边，完全成了待宰的羔羊。战马在船上惊恐嘶鸣，士兵在拥挤中自相践踏，加上箭雨火攻，死伤极其惨重。

大将唆都本人，就在这场混乱绝望的战斗中阵亡。元军主力几乎被全歼，只有极少数人侥幸逃脱。白藤江一战，是蒙古帝国扩张史上在东南亚遭遇的最惨烈失败之一，也是陈兴道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它用鲜血淋漓的事实告诉忽必烈和整个蒙古高层：在南方这片土地上，光靠勇猛和数量，没有对地理、水文、气候的深刻理解，没有善用地利的智慧，再强大的军队也会摔得粉身碎骨！那些被他们忽略的岭南人的警告，此刻成了最刺耳的嘲讽。

迟来的信任与岭南将星的闪光

白藤江的惨败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终于把忽必烈打醒了。他意识到，要征服越南这块硬骨头，必须放下征服者的傲慢，学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于是，在筹划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征越战争（1287-1288年）时，元朝的用人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一次，忽必烈任命自己的儿子镇南王脱欢（Toghon）为总指挥，但真正赋予重任的，是一批经验丰富的岭南籍将领和归附的南宋水军将领。比如：

奥鲁赤（Auruyci）：这位色目将领虽非岭南人，但长期在南方作战，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他开始重视并重用南方汉军。

张文虎：南宋降将，精通水战，被委以水师统帅的重任。

李恒：另一位重要的南宋降将，熟悉南方地形和战法。

以及众多来自广东、广西等地的中下层军官、向导、水手。他们构成了这次远征的核心智囊和前锋力量。

这支混合部队，终于补齐了蒙古军队在越南战场最致命的短板。

强大的水师：吸取了白藤江的教训，这次元朝组建了一支真正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由张文虎等南方将领指挥，士兵也多是熟悉水性的南方人。他们不仅能保障后勤运输，更能直接投入水战，争夺关键水道控制权。

丛林向导与情报网：岭南籍的士兵和向导，利用语言、习俗相近的优势，深入敌后或混入当地，搜集情报，甚至策反部分越南地方势力。他们对热带丛林行军、防病、寻找水源和路径的经验，极大地减少了非战斗减员。

灵活的地面战术：在岭南将领的参与和影响下，元军的地面部队不再一味追求大规模骑兵冲击，而是学会了组建更灵活的步兵分队，适应丛林和山地作战，并尝试与越南军队进行小规模的袭扰和反游击。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第三次征越初期，元军进展比前两次顺利得多。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强大的水师保障了后勤（虽然压力依然巨大），地面部队在熟悉地形的岭南向导带领下，避开了不少陷阱，有效打击了越南军队。1288年初，元军甚至再次攻占了升龙（河内）。看起来，胜利似乎就在眼前。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当你以为找到了钥匙，锁眼却可能已经换了位置。

元军的战术进步了，但他们的对手陈兴道，更是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大师。他再次祭出了对付蒙古人的终极法宝：坚壁清野 + 持久消耗 + 伺机反击。

越南军民将粮食藏入深山，水源投毒，留给元军的是一座座空城和焦土。庞大的元军（据说超过三十万，数字或有夸大，但规模肯定巨大）困在湿热、疾病肆虐的异国他乡，后勤补给线拉得极长，即使有水师也难以为继。

饥饿和疾病，这个蒙古军队在越南永远的噩梦，再次悄然降临。士兵大量病倒，士气低落。

与此同时，陈兴道耐心地等待时机。他敏锐地发现，元军虽然战术有所改进，但其庞大臃肿的体量、对后勤的极度依赖以及最高决策层（脱欢）可能存在的经验不足和内部矛盾，依然是致命的弱点。他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静静地等待猎物露出疲态。

最终的结局，竟惊人地像是白藤江的翻版，只是地点换在了另一条关键水道，云屯（Van Don）海域。

1288年3月，元军庞大的运粮船队在云屯海面，再次被陈兴道抓住潮汐和地形的时机，利用火攻和小船突击，配合岸上伏兵，重创了元军后勤舰队！大量宝贵的粮草被焚毁或沉入大海。这个消息，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前线元军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后勤命脉被切断，前线军队饥病交加，士气彻底崩溃。镇南王脱欢眼看胜利无望，再拖下去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得在占领升龙仅仅几个月后，就灰溜溜地下令撤军。撤退途中，又不断遭到越南军队的追击和袭扰，损失惨重。

第三次声势浩大的征越战争，最终仍以元朝的失败撤退告终。

岭南人的智慧虽然带来了战术上的改进，一度取得进展，却终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蒙古帝国在越南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忽必烈至死也没能圆他的“安南梦”。

三次大规模远征，耗费了帝国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损兵折将，最终却只换来越南陈朝名义上的“臣服”（实际保持高度独立）。越南，成了蒙古铁蹄下少数几个成功捍卫了自身独立的国家之一，这份荣耀至今被越南人铭记。

晚年的忽必烈，据说常常对着南方地图长吁短叹。史料虽未明言，但从他后期对南方事务的反思和对岭南籍官员的有限重用来看，他内心深处恐怕确实充满了悔意。

他或许终于明白了：横扫欧亚大陆的无敌战法，在热带雨林、密布河网和坚韧的人民意志面前，是有极限的。

他后悔的，不仅是“不用岭南人”的战术失误，更深层的，或许是蒙古帝国那种高度依赖草原骑兵优势、相对轻视地方复杂性和适应性治理的统治逻辑，在面对像越南这样具有独特地理文化禀赋的地区时，暴露出了根本性的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