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一位国军团长护送沈鸿烈赴渝途中遇敌历险记

时任中华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

老正按：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今天特转发一篇题为《敌后游击四年》的文章。该文作者沈尹，当时曾任国军山东省教导团上校团长，文中所述系其亲历之回忆，该文提到当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一些事，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
将该文分为两篇一起发布，一篇是其在敌后参加抗日游击之经历，一篇为其率部护送沈鸿烈从山东赴重庆述职，遇敌历险之过程。

国军团长护送

沈鸿烈赴渝途中遇敌历险记

原按语：一九三八年，当日寇大举侵华之际，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被蒋介石诱杀。事后，蒋委派青岛特别市市长沈鸿烈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并令其深入敌后游击。这是国民党第一个到敌后工作的省主席。

（沈鸿烈个人资料附后）

沈鸿烈

一九四一年约九月初，蒋介石电令沈鸿烈到重庆述职。

沈与保安司令部参谋处研究路线，侦察情况后，带参谋处长宁春霖，随从参谋宫守义，电务主任沈仕祥，电台台长沈和清，便衣侦探多人，带十五瓦的电台一部，电务员二人，由我团护送。

约九月初由临朐的吕下店子出发，经新泰、蒙阴、平邑、邹县、济宁，过微山湖，再经江苏的沛县，丰县到砀山。在砀山车站北约三十华里处，因夜行军已十余日，官兵都感疲乏，同时也要作些穿越铁道的应战的准备，并通电与重庆联络，所以在此休整两天。约于九月十四日黄昏出发到砀山车站东约十余华里处穿越陇海铁路。
这一最危险，敌人严密防守的铁路地段总算平安通过了。约行二十余华里，在一个村庄里大休息约三十分钟，大家松了一口气，认为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了，我将行军序列改变一下，我带第二营和团部通讯排，及特务连为后卫。如此调整的目的，是怕砀山敌人追击。

调整后继续向预定的宿营地前进。我也没发现什么情况，只觉空气中有些动荡，实际就是敌人的部队在我们周围活动，因是夜间，彼此都避免灯火，互不能见。到天将亮，我跃马主席身旁，报告砀山敌人无动静，后方无情况后回到团部序列。

到天亮太阳刚冒尖，忽听前卫方向枪响，继而机枪声大作。我的判断是前卫遭敌阻击，为了确保司令部的安全，即展开两个连向枪响处的敌人攻击，以迷惑敌人。

敌人果然误认司令部在我们这方面，所以向我方猛烈进攻。我们且战且退，退到一个寨子里，主要目的是将敌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使司令部在前卫的掩护下能安全撤离。基于这一目的，决定在该寨早饭后，据寨抵抗，打到黄昏后撤退。

激战至下午三时许，敌人以猛烈炮火，將东、西、南三面的碉楼摧毀，西面、南面的寨墙打坍，营长，营附阵亡，连长也阵亡一人，此时我的右手腕被步枪子弹打穿，右手虎口被炮弹破片炸伤。

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当机立断，相机应变，必然全军覆没。我立即召集团部官员开会，决定突围，下令将电台，电话总机，团部挡案就地掩埋后，由团附率领主力部队从北门冲出，令特务连掩护团部及其余官兵脱离战场。

此时我的卫士传达命令去了，我身边只有一名十五岁的小勤务兵，正拟到北门突围时，敌人已从西门进寨，来到我们的前面。我在千钧一发之际，带着小勤务兵逾墙而跳入一个院坝。

院坝里有一天井，天井北面有三间正房，天井南面有两间灶房，靠西院有一排高粱垛靠墻竖立。我叫勤务兵扒开一条缝，他让我先进去，坐在右边，他后进去坐在左边，紧靠着我，把高粱垛的缝扒拢，他正当缝口坐着。

两个日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来到高粱垛前面看了一下，准备走时，有一个日寇回头再看，发现高粱垛有一条新缝，这个日寇用刺刀挑开新缝，发现了勤务兵，日寇就打了一枪，又捅了一刺刀。这时我就随着高粱捆侧身倒下，高粱捆遮盖我的身子，我闭着眼睛听其自然。不料日寇并未开枪，只是隔着高粱捆捅了两刺刀，捅在我右胸部上，就匆忙的走了。
这时我以为自己死了，心想死了是这样！难道真的死而有知吗？我睁眼一看：高粱捆，还是高粱捆嘛！勤务兵死在我的身边，肠子流在地下！我抓抓沙土，过了一会，这才清醒过来，我未死，手和胸部有点疼痛，也有些血迹，但血已止。摸摸腰间，裤带上还有一支小手枪。我镇静地思索一下，此地非安全之所，必须赶快转移。尽管我为勤务兵的牺牲而悲痛，但为了安全，对勤务兵的户体不能作些什么。

我走出来，到三间上房里一看，屋子里空空洞洞，东间有一个长约两公尺多，宽约一公尺多的一个大囤，里面装满了豆糠。我想藏在里面，我就钻进囤里作了试验，躺在糠里，用糠将身子盖起来，只留脸面在外，以便呼吸，等敌人来时再把脸盖起来。继而想想不对，万一敌人来搜查时看见糠囤不能不查，敌人用刺刀捅捅不就发现了？甚至捅死了。

又跑到西间看看也是空空的，有楼，但无楼板，只在靠南边墙的一角，有几根棍子搁在梁上，上面有两床烂棉絮，靠柱子有一张方桌，离楼阁还有一人多高。我一跃而上，就蹲在上面。

一会儿听着通讯排的班长王维和，由日兵押着，在村子里喊叫：“教导团的官兵们！出来吧！皇军老爷不杀你们，也不打你们，只要你们出来就行了。”

喊着，喊着，喊到我这个院子里来了。进了天井看见高粱垛向两边倒着，里面有一具尸体，日兵指尸体问：“这是什么人？”

“他是我们团长的勤务兵。”

“你们团长呢？”

“我不知道。”

说着就到上屋看了一下就走了。

他们出院后，喊叫的声音渐渐远了，我听汽车在村里嗡嗡地响着。这时我又想到，根据敌人过去的“三光”暴行，离村庄时多半要放火焚烧的，如果敌人真的放火，我怎么办？我看到身边的棉絮，想起用棉絮披着从火里冲出去。但必须有水浸湿才行。想到这里，我又跳下楼阁，到天井前面灶房里一看，见有一缸水，我的胆子大起来了，我又跳到阁上，手持小手枪等他们来，若被发现，就和他拼了，也等敌人放火！

结果听汽车乱“轰”了一阵，慢慢声音就静下来了。这时太阳也落了山。我判断敌人已经走了，我就跳下楼来到村里绕了一圈，见村子里断垣残壁，硝烟弥漫，尸体累累，血流遍地，敌人暴行，军民遭殃，惨不忍睹。这个仇恨我永远铭记心间，一定要报复的。

走到设电台的房屋处，房屋倒坍，地面上难以行走，我正在查看间，有一个士兵从柴垛里爬出来，喊了一声“团长！”

我俩见面，不由得一阵心酸，我问他：“村里还有我们的人吗？

他说：“我不知道。”

我指着松土处说：“电台可能埋在这里，我们刨刨看。”

我俩找到一根术棒刨挖，果然把电台刨出来了。叫士兵背着，我俩从北门出寨，见到团附和我的马死在寨门口，我俩把团附的尸体抬到隐蔽处，离开寨子。
正走着，碰着我的两名卫兵正在找我。他们把我领到附近村庄住下。这时有一个副官也找到我这里，我令他在附近村庄里找找失散的官兵，联系村庄里的老百姓，到战场上收敛阵亡官兵尸体，救护伤员，安排妥善后再来找队伍向我报告。

第二天天明，我带领士兵由河南的永城向安徽阜阳方向前进，沿途又收容官兵约三百多人。到达阜阳与沈主席见面后，才知沈主席到达预定的宿营地时，在村头禾场上和司令部的人员计划宿营休息。

埋伏村外的敌人，首先向他开枪，把他身边的电务主任沈仕祥打死了。沈鸿烈即由卫士搀扶到就近的壕沟里（这是当地的八路军平时挖的交通壕）。他们离开村庄，在激烈的枪声中由前卫的两个营护卫向涡河、阜阳方向前进。

这时蒋介石得悉，电请驻阜阳的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派一个师过涡河接应沈鸿烈。这样他就安全地到达阜阳。

我也将我们激战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当着李仙洲和我写了一个条子，令我团在阜阳整补，并处理伤亡官兵的善后，归李仙洲节制。过了两天他带参谋、副官、卫士多人，由李仙洲派车送到洛阳乘火车到西安转往重庆。
这次战役，是在敌情、地形均不熟悉的情况下，被迫仓卒应战的，只是基于当时的任务，是保护沈主席的安全，不使司令部受到敌人主力的攻击，尽快脱离战场。迅速使沈鸿烈安全转移，继续前进。所以当时我的决心是不管敌人多寡、实力多强，不管我们牺牲多大，只要把敌人吸引过来，即我们全部牺牲，也是胜利，也就算完成了任务。我是根据这个决心和敌人拼命的。后来看到敌人越打越多，从战斗中估计约有两个营，而且炮也不少，在战斗打响后和战斗激烈的时刻里，我感到欣慰的是司令部方面一直都没有枪炮声，证实我的决心对了，敌人全部被吸引过来了，判断司令部一定安全转移了。到阜阳和沈主席见面后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我的部队改编后，曾接到当时被俘的团部军需主任徐麟田由山东家乡来信说：他当时和十几个官兵被日军俘虏，由敌押解到徐州，关了很久才释放，据他说当时敌人从无线电台里侦悉到沈鸿烈的行动，便从徐州出动了一个联队（团）的兵力并派一个炮兵中队进行阻击。但是联队番号不知道，还据说敌人死伤也不少。另外当时徐州敌伪报纸刊登“活捉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消息，显系虚构。
总结这次战役，司令部阵亡电务主任一人，我团阵亡中校团附一人，少校营长一人，上尉营附一人，上尉连长一人，共计伤亡官兵三百多人，我受伤四处，被俘官兵十余人，敌人也死伤不少。幸而沈鸿烈先生安全脱险，司令部伤亡人员不多，我虽九死一生，总算完成了护送沈鸿烈先生到后方的任务。

沈鸿烈，国民党海军上将

沈鸿烈（1882~1969），湖北天门人，字成章。1906年赴日本留学，并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军机处参谋。1913年4月任北京政府参谋本部上校科长。1916年任赴欧观战团海军武官。1918年回国后兼任陆军大学海军教官。1920年4月任吉黑江防军司令部参谋长。1922年任东北航警处处长。1923年创办葫芦岛航警学校，任东北海防舰队司令。1927年任海军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任青岛特别市市长。1938年1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1941年调任国民政府农村部部长。1942年兼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1944年8月任国民党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48年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政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