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主席著作中的反面人物,官职是县长,提出个建议迫使红军长征

近日阅读主席1936年12月写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文中有一段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与教训的话这样写道：“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这就是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新军事原产生的过程。”

接着，在书中又沉痛地指出：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的经验……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

主席在著作提到的这个反面人物柳维垣，究竟是何许人物呢?他究竟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值得主席对他点名呢?他的人生结局又是如何呢?我们通过到他的老家实地走访和查阅相关资料，给大家作一个介绍。

柳维垣，号叔戎，1892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塔尔岗（今木兰）乡程家嘴垸，这个程家垸的村名，相传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颢、程颐少年读书作文之处，“二程”勤奋好学，潜心读经论史，喜好写作著文，并在一座山上筑一台，修一亭，挖一池，池取名叫聪明池，蛙不鸣，蚊不叫，旱不涸，水不溢，后人有碑文云：“半亩方塘一个亭，森森万象入虚明。百年心印今犹古，怪得蚊蛙不敢鸣。”当然，至今村里这些人都不见了，但留下读书的风气。所以，村子里数柳维垣和他的兄长柳隶园读书有成，后来他哥哥做到了校长，还担任湖北省参事的职务。

柳维垣这个人，不同于国民党军的其他将领，什么保定啊，各类讲武堂啊，黄埔军校之类的学校毕业，他并没有显赫的学历，也不是是专业军校出身，十几岁的时候毕业于湖北湖北陆军小学堂，后来到妻妾成群的四川军阀杨森部担任一名下级军官，也许在军阀队伍中混得不咋的，后又改换门庭，改成到警察学校读书，毕业后入湖北警官养成所。

此时正值乱世，几年之后，这名从事教育工作的柳维垣，就当上了一名县长，先是在湖南浏阳，后来调到他的老家黄陂担任县长一职。就在他当县长的时候，他治所周边革命烽火熊熊燃烧，很多地区被红军占领，这个时候，他在黄陂的北部地区较大集镇先后建起20余座碉堡，对苏区构成威胁。此时，他根据这些经验，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取名叫《堡垒政策研究》。

这一阶段，蒋介石鉴于前四次大规模“围剿”中央苏区惨遭到失败，惨痛的教训，痛定思痛，决定召集一些人研究，要改变战术，再次进行战斗，于是在南昌召开了一次会议，柳维垣在苏区的周边修建的这几座碉堡，被喻为“颇有成就”，于是作为地方的一员应邀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他提出采取“堡垒主义”战术，从外向内，层层构筑碉堡，作为进攻和防御的手段，侧重据点战，稳扎稳打，从四面八方苏区中心滚动推进。并特别强调苏区的面积，不过五万平方公里，方圆几百公里。如此战法，不到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领。

听到这话的老蒋大喜过望，当即给他连升三级，提拔他当南昌行营碉堡科少将课长，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也即负责将堡垒政策全面化、系统化、完善化工作。调派大批军事人员分赴各地，指导督察实施，并不惜血本，规定“堡垒政策”奖励办法，以促其落到实处。

柳维垣从芝麻官的县长一跃成为少将，那自然是格外卖力，其核心是“行军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苏区。随即便开始了第五次“围剿”。

在柳维垣的督促下，从1933年初开始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仅在江西苏区周围建筑的碉堡就达14294座，形成了一个“滴水不漏”的“铁桶阵”。当时，为彻底切断闽浙赣苏区以及中央苏区闽赣省与赣南苏区的联系，在苏区北部的黎川、南丰、广昌一线大兴土木，大建碉堡.

“堡垒政策”战术，在当时对红军没有重武器，攻坚能力弱，依托碉堡进行防御，等待红军主动进攻，不需要什么协同作战，各部队按部就班修碉堡就行。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苏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制约了红军的活动空间。

辩证法告诉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敌人的招数毒辣阴狠，如果红军能见招拆招，亦可渡过难关。可惜，当时因“左倾”严重，掌权的红军领导排斥以前的游击战，运动战，不仅不能见招拆招，反而是连出昏招。即“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

面对敌人滴水不漏的“铁桶阵”，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却提出所谓的短线促击“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指导口号。用军事教条主义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在广昌红军与敌人的碉堡对攻这一战，广昌是进入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为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中遇到红军短促突击时，退回碉堡固守，加之红军没有重火器，碉堡简单和粗糙一点也没关系。“围剿”初期时，敌人一连人修筑1个碉堡需要一整天，在广昌却是一排人一天就可完成。为此，打成了消耗战，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中央苏区红军经过一年苦战，未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不得不离开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而又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征。

特别是敌军强化碉堡封锁，给中央苏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为封锁苏区物资，破坏苏区经济，限制红军的作战灵活性，国民党军基本上都是在主要道路和交通线上筑碉，不择手段地断绝交通，限制商品流通，造成老百姓纷纷破产，衣食无着，生活困苦。遍地筑碉需要大量材料，砖土碉材料则是拆解房屋的砖瓦，那个时期在筑碉区域内，独立房屋拆光，森林和竹园都被砍成了荒坡秃山。更为严重的是，强征当地百姓做民夫，筑碉守碉，使得很多地方的百姓被迫流离失所，逃入深山。老百姓对碉堡战略恨之入骨。

古语云，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堡垒主义”战术的提出者柳维垣，从一个县长成为风光一时的少将，为此，他的名字也入了主席的著作之中的反面人物，不过，他的红极一时只昙花一现，解放战争时他在重庆被俘。但他没有被镇压，直到六十年代初才病故，终年68岁，也算是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