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有外遇打了妻子后发生关系被控强奸？不注意社会风险吗

“大皖新闻“6月24日报道：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的弟弟刘军（化名）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已经过去了3个月。

弟弟刘军今年40岁，与弟媳在2010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刘军在一家农场上班，吃住在宿舍，平时回家较少，每年冬天到次年开春才在家中呆得多，夫妻感情还可以。“大概一年前，可能是有点蛛丝马迹，我弟就怀疑她媳妇有外遇了，整了个录音笔放卧室里，还录到了她和另一个男的糟践我弟的话。”刘女士称。

今年3月，夫妻俩因此事发生争吵。“我弟受不了，确实动手打了她，但又后悔了，因为不想这个媳妇离开他，想哄哄她，二人发生了性关系，录音笔录下了全过程，女方当时也没说不同意啊，但是她第二天报警告我弟强奸，说自己不愿意。”

拘留通知书显示，3月23日14时，额尔古纳市公安局将涉嫌强奸罪的刘军刑事拘留，现羁押在看守所。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目前，该案正处于检方审查起诉阶段。记者致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表示，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不能透露。

对于特定关系人之间强奸罪认定标准的放松，将造成巨大的社会风险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如此的法律规定，核心构成要件就是违背妇女意志，“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不过是证明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客观表现。法律解释中，“暴力手段”涵盖对被害妇女人身实施的打击或强制，如殴打、捆绑、卡脖子等；“胁迫手段”是以威胁、恐吓等方式，对被害妇女进行精神强制；“其他手段”则包括利用妇女熟睡、重病、醉酒等状态，或通过药物麻醉等方法，致使妇女不知反抗或无法反抗。

问题是，上述的这些“强行”的客观表现，都是可意人为制造的。曾经有个亲身听到的司法例子，两个人打架了，可现场没有第三人证明，也没有监控，其中一个人觉得自己吃亏了就去报案，可身上没有伤。有一高人就指点其，你在身上抓出点伤，或是朝着墙撞几下，再去报案，就行了，到时候去了法院，也能要医药费......

强奸罪立法本意是保护女性免受性伤害，可如果定案定罪时只是强调客观的“强行”行为，而不去估计男女之间如夫妻、情人之类的特定关系或是性行为前的亲密举动、特殊环境等因素的话，则很容易成了陷害男性的法律工具。

提到这里，不得不提及最近频发、热门的订婚强奸案、相亲强奸案。在山西大同定亲强奸案中，尽管已经二审，尽管还登上了指导案例，尽管经过是数级法院的审查认可，但却没有考虑到如此定罪判案及裁判说理的社会影响。

在当今已经是性开放、婚前性行为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年代，在当时双方已经是处于双方父母同意婚事、办了彩礼交接手续的订婚状态，在案发前双方具有亲密举动、单独处于婚房卧室的情况下，发生具有一定轻微暴力行为的性行为，是不是很容易频发的社会现象？真的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吗？

从常识常理上分析，对于一个成年女性而言，跟男性，尤其是出于父母同意婚事、办了彩礼交接手续、此前经常发生亲密举动、案发时跟男性单处婚房卧室等等，是否应该意识到会被男性经不起生理和心理上的冲动而发生性行为？难道，女性不应该为这样的前提“默许”行为、即便事后主张被“强行”行为而后果自负吗？

司法上一再的如此判案，当然也会有人力挺称，这是在保护女性、防止男性利用“熟人”关系逃避法律制裁，可如此判案造成的社会影响呢？主观争论咱不费口舌，来看看现实案例。

近日，有自媒体惊讶的不完全统计《澳门日报》发现，从去年以来，至少发生了8名内地女子因为诬告男性强奸罪被抓捕法办的案件。（详见《接连发生内地女子诬告强奸被捕，去年澳门一年至少8起》）

根据报道，在其中的一起司警公布的案情中，中年内地男子与谢姓女士2024年在娱乐场赌钱时认识，互加微信联络，期间两人曾相约见面并性交。2024年12月27日晚上11时，两人再相约在赌场见面并赌钱，翌日凌晨一并到同一房间休息并发生性行为。事后，两人结伴外出游玩及用膳。29日谢女报警称遭强奸。司警调查认为，谢女所言的遭对方强奸不实，两人疑因赌资问题起争执，案件涉诬告移送检察院处理。

其他的案情，基本都是类似的，男女案发前关系亲密，或是结伴旅游开房，或是因为经济纠纷。试想，如果这么案件发生在内地，这些强奸案是不是就构成了？再深一步讲，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认识，让这些内地女性有“底气”去报警？难道跟近年来屡屡发生相亲强奸案、订婚强奸案、按摩强奸案、嫖娼强奸案等等，没有关系吗？

一直以来，司法机关、司法人员掌握的办案标准就是，女性不同意，你又非要发生性关系，或是具有殴打等暴力行为（是可以制造的），或是醉酒等违背了女性的自愿原则（完全是自己想说什么就是什么），就会构成强奸罪。有一位从事刑事办案多年的公安人员的文章是，办案多年的感悟是，强奸案办久了，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这是在替女“LM”收拾人吗？

确实，强奸案多发生在熟人之间，《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其中2014年达87.87%，其他的年份多在70%至80%之间。

可是，如果仅是强调刑法里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而普遍将“违背妇女意志”作为强奸罪的成立条件，岂不是将刑事打击的“开关”交给了女性？由此造成的被一些不良居心的女性所利用，造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刑事打击风险，难道没人关注吗？

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刑事办案理念，坏人，不仅是被控告强奸的男性，也可能是报案自己被强奸的女性！学习澳门，面对报案要具有两面怀疑精神，既然打击真正的强奸，又要打击要挟达不到的陷害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