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撰稿 / 罗志华（医务工作者）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杨许丽
近日，“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某医院，800公里路程被收2.8万元”的消息引发关注。江西省卫健委通报称，涉事救护车所有方南昌赣医医院存在收费不合理等问题。随后，有人为接单转运的医院抱不平，而举报人唐先生则被大量网友指责“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是现实版“农夫与蛇”，甚至还遭网暴。
6月24日，南都记者致电江西省12345热线了解事件最新进展，客服表示，目前江西省卫健委正对该事件做进一步调查、核查。
唐先生的做法或有欠妥之处，但也不该受到网暴等对待。孩子病重，家属根本不具备与救护车议价的能力，只能在有限选项中做出选择。其事后投诉维权，也是行使自身的权利。
社会不应苛求任何群众举报都理据充分和毫无私心，更不该对积极举报的个人给予道德审判。如此，不仅偏离了事件的争议焦点，还可能让更多患者因顾虑遭受社会指责而放弃维权。
从另一个角度看，涉事医院的处境同样充满了矛盾，甚至颇为艰难。配备专业医护团队的成本、长途转运的人力物力投入，以及转运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医疗风险，都是涉事医院作为民营机构必须考虑的生存现实。
简单以“天价”标签否定医院服务价值，容易走向误伤服务供给方的另一个极端。这类高配置急救转运车的业务量很少，单次收费较高，有时未必就不合理。网友之所以为涉事医院鸣不平，也是担心因此导致这项稀缺服务就此中断。
因此，医患双方的争议事实真相几何，不妨等待当地的进一步调查、核查结果。但这起事件处理引发争议的本质，仍是非急救转运领域尤其是跨省服务存在制度缺陷。
一方面，公立医院的120急救体系受限于属地管理，无法提供跨省转运服务。另一方面，当患者提出紧急需求时，医生只能协助联系外部资源。这种“两头不靠岸”的困境，是我国医疗转运体系结构性短板的缩影。
进一步而言，我国院前急救服务已形成相对规范的属地化管理体系，但非急救转运仍处在规则“真空地带”。公立医院受资源限制难以覆盖所有需求，民营机构虽填补了市场空白，却因缺乏统一准入标准、收费指导和服务规范，导致定价混乱、服务参差。
更关键的是，跨省转运涉及跨地区监管与服务，地方性规则难以突破行政边界，使得转运车辆在跨区域时面临“双重失管”的风险。在此情势下，无论是将责任全推给负责转运的机构，还是让患者独自承担风险与成本，都不是这道难题的正解。
对于非急救转运尤其是跨省服务，更合理的解决路径应该是构建分级分类的服务体系。比如，省级三甲医院聚焦危重患者转运，配备专业设备和团队；基层医疗机构则可承担普通患者的康复转运需求。同时，要建立透明的定价机制，根据转运距离、设备使用、医护配置等因素制定差异化收费标准，并强制要求提供费用明细清单。
此外，在评价医疗行为时，也需打破“民营即高价”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这次争议中出现不少支持涉事医院的声音，说明社会对民营医疗机构的评价已趋于理性。这种“对事不对人”、只依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给予评价的做法，值得高度肯定。
尽管目前部分地区已出台非急救转运规则，但地方性规则仍难以解决跨省转运的难题。比如，某省规定的收费标准在另一省可能完全失效，转运车辆途经多地时更可能面临“各管一段”的碎片化现象。
因此，亟待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跨省转运服务标准，明确车辆资质、人员配备、收费原则等方面的规则，并建立全国性转运服务信息平台，实现需求发布、服务匹配、费用结算全程可追溯。
2.8万元“天价”救护车引发的争议，为医疗转运体系改革下了一道“催促令”。唯有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相结合，方能尽快全链条打通非急救转运的制度堵点，让每一位患者都能获得有尊严、可负担的医疗转运服务。同时，也保护好救护车运营方的正当利益，让非急救转运收费合理、竞争有序，并用规范化的服务将“黑救护车”挤出市场。
值班编辑 王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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