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四川乐山,张琼华站在院门口,望着山外的长路。
那天她穿着素衣,头发一丝不乱,手里还攥着三十多年前丈夫寄来的一封信。
她的丈夫是郭沫若。
而那封信,是他结婚五天后,在去往日本的船上匆匆写下的一句话:“此去为学业奔波,暂且无暇顾及,愿安。”
这一别,就是68年。
在郭沫若眼里,她是不合自己审美的传统女子;在她自己的人生里,她是68年独守空房、至死都没被丈夫抱过一次的“女儿身”。
而郭沫若,却在外儿孙满堂,声名显赫,甚至不止一次公开悔恨说:“这桩婚姻,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
1900年出生的张琼华,出身书香门第。
她是家中独女,父亲是清朝举人,对她管教极严,让她从小读书识字。
她自幼练得一手好绣工,识字通文,又稳重持家,按当时标准,是“大家闺秀”的模范。
1912年,22岁的张琼华被父母许配给邻城才子,年仅20岁的郭沫若。
这门亲事谈得匆忙,张琼华没有见过夫婿,父亲只告诉她:“这人家是书香门第,有前途,日后不亏你。”
成亲那天,她坐着花轿进门,郭沫若揭开盖头的瞬间,眼里露出的不是喜悦,而是难掩的错愕和失望。
那年,他刚接触新思想,憧憬自由恋爱,幻想的“新女性”该是短发长裙、谈吐风趣、有抱负。
可盖头下面的,是个缠足的传统女子,沉静、羞怯、谨慎,甚至连看他一眼都不敢。
新婚第五天,郭沫若去了日本。他说是去留学,其实那更像是一种逃避。
临行前,他留下短短一句话:“此去求学,恐难兼顾家中之事,万望自持。”
张琼华站在门槛边,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没有说话。
从那天起,她就开始学着做“郭太太”。
她每天清晨给郭母梳头、做饭,自己拿着针线补衣、浇花,从不出门多走一步。
邻里有人窃窃私语:“这小媳妇怕是守活寡了。”她听见了,没作声。
她知道,自己嫁的不是人,而是一个家庭。
她若走了,那是“丢了一个家的脸面”。
她不甘心,也不允许自己变成“郭家扫地出门的媳妇”。
只是独守空房的感觉实在是太寂寞了,张琼华想也许有个孩子会好一些。
有一次,她给郭沫若写了封信,短短两句话:
“你若真不回,是否愿意给我留个孩子?”
她没敢写太多,她不是求情,不是质问,她只是想在这个世界上,能留下一点关于他们的痕迹。
可郭沫若压根没回这封信。
她等了一年,又一年,最终把这封信叠得整整齐齐,藏进箱底,再没拿出来。
后来,她不再提孩子的事。
她知道,这辈子,是没这个命了。
但她没有后悔写信,也没有怨过他。
她认命了,也认定了自己是“郭家人”,不该做丢人的事,不该在背后讲丈夫半句不是。
在日本的郭沫若,遇到了护士佐藤富子。
两人相识不久便开始同居,一住就是21年。
他们有了几个孩子,还拍过合照,看起来就是甜蜜又温馨的家庭。
但他从没正式休过张琼华,也没向家里公开这段“新关系”。
那时候的张琼华,依旧在郭家老屋种花、做饭、扫地,每年给婆婆和小姑们寄衣寄信。
她的名字,还印在家谱里,她的身份,还写在宗祠牌位上。
她从没改嫁,也没人敢上门提亲。
有人问她:“你一个人在家,不怕吗?”
她只笑了一句:“我是郭家人,怕什么?”
她其实怕。
怕夜里没人说话,怕下雨停电,怕年三十只有她一个人包饺子。
但她咬牙扛下来,从22岁守到90岁。
郭沫若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叫别人妈妈,而张琼华,连一次被叫“娘”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68年婚姻,只见过三次。
第一次,是新婚前五天。
第二次,是郭父去世,郭沫若匆匆回来奔丧,在灵前见了她。
她没对着郭沫若苦恼,只是端茶、添香、陪夜守灵,一切照旧。
第三次,是晚年他病重,于立群照顾不过来,便叫人把张琼华接来,搭把手。
她来了,像年轻时一样做饭洗衣,一天三顿不差。
有天晚上,郭沫若看着她说:“你变了,怎么这么瘦了。”
她只是抬头笑了笑:“你也老了。”
两个人坐在廊前,一人一杯茶,谁也没提当年的事。
仿佛过去几十年的那些冷落跟缺席,全都不值一提。
张琼华是真的不在乎了吗?当然不是。
她只是知道,说出来也不会有人替她主持公道,倒不如不说。
1980年,张琼华在成都去世,终年90岁。
下葬那天,有人在她墓前放了四双绣花鞋,是她年轻时一针一线缝的。
她一生没怎么出门,这些鞋一直放在箱子里,几乎跟新的一模一样。
郭沫若后来写回忆录,说:“我亏欠的,是第一个妻子。”
可惜这份迟来的悔意,她从未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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