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一大代表，37岁被人密谋杀害，若能活到建国后地位不一般

“听说汉俊先生被捕前还在编写工人夜校的教材？”1927年初冬的某个清晨，武昌胭脂山脚的小茶馆里，两个戴着毡帽的教书先生压低嗓音交谈。穿灰布长衫的老者端起茶碗的手顿了顿：“昨天夜里，桂系军阀的人摸进粮道街......”话音未落，街角突然传来报童的吆喝：“看报看报！共党要犯李汉俊昨夜伏法！”茶碗“当啷”砸在青石板上，碎瓷片混着茶汤溅湿了老者的裤脚。这个被历史尘埃暂时掩埋的瞬间，恰似李汉俊37年人生的缩影——惊雷般的开端，静默的消逝。

东京神田区三崎町的樱花年复一年开得烂漫，却没人记得1904年的春天，有个湖北少年抱着《天演论》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彻夜抄书。李汉俊把清廷发放的官费银元掰成三份：买新书、寄家用、接济留日同乡。某日整理书架时，河上肇教授瞥见这个总穿旧竹布衫的学生正对着《共产党宣言》日译本涂画批注，忍不住打趣：“李先生该不会想改行当革命家？”少年抬头一笑：“先生的书里说，真理就像种子，总要有人先播下去。”后来这位日本马克思主义先驱在回忆录里写道：“那个笑容让我预见到东方革命的曙光。”

改修政治经济学的决定在家族掀起轩然大波。大哥李书城从北京拍来电报：“土木工程乃实业根基，何苦钻研虚妄学说？”李汉俊回信只写了两行字：“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儿愿作普罗米修斯，盗火焚朽木。”1918年归国时，他的藤箱里塞满亲手誊抄的《资本论》笔记，箱底压着东京帝国大学颁发的“最优秀社会主义理论家”奖状——这张泛黄的纸片二十年后成了考证其学术贡献的关键物证。

在上海渔阳里2号的石库门弄堂里，李汉俊与陈独秀的争论常常持续到东方既白。1920年深秋某个雨夜，两人为党章第一条争得面红耳赤。陈独秀拍着桌子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李汉俊却坚持要加上“保障工农基本权利”。油灯将两个影子投在斑驳的砖墙上，摇曳如同两株倔强的青松。这份原始草案虽未留存，但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里，确实出现了“保护工人农民利益”的条款。

筹备中共一大的三百多个日夜，李汉俊就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他白天在《新青年》编辑部校对付印稿件，夜里伏案翻译考茨基著作。有次去博文女校送会议通知，守门人见他长衫下摆沾着墨渍，误以为是落魄文人，差点将其拒之门外。代表们后来回忆，这位操着湖北口音的书生总能在争吵僵持时，用马克思原著里的某段论述化解分歧。当法租界巡捕闯入会场时，正是他用法语与警探周旋的从容，为转移会议争取了宝贵时间。

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像柄双刃剑。1923年在武昌黄土坡的阁楼上，李汉俊边咳嗽边撰写《唯物史观讲义》，煤油灯熏黑了他的眼镜片。学生们发现他讲课时常穿插日本民间故事，把剩余价值理论比作“酿酒坊里的粮食分配”。这种深入浅出的教学法，让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记住了“李先生的剩余价值说”。某次带领学生游行时，面对军警的刺刀，他摘下眼镜擦拭：“诸君看这镜片，擦去灰尘才能看得真切，国家亦当如此。”

1927年的寒风刮过江汉关钟楼时，李汉俊在汉口《民国日报》社排字房修改最后篇社论。排字工人老张劝他避避风头，他指着刚拼好的铅字版笑答：“你看这'工'字，顶天立地才立得住。”三天后的深夜，桂系军阀闯进粮道街寓所，从他枕下搜出未完成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手稿。12月17日的枪声响起前，他忽然对行刑者说：“劳驾把稿纸垫在墙上，莫让血污了字迹。”这个细节被记录在1952年的烈士认定材料里，审查员在旁批注“其志坚若磐石”。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夜，毛主席在西山双清别墅翻阅烈士名录时，指着“李汉俊”三字对秘书说：“当年要是多几个这样的理论家，我们要少走多少弯路。”这话后来传到了李书城耳中，时任农业部长在日记里写道：“舍弟若在，当与润之先生坐论天下。”1952年的那纸“革字第00060号”烈士证书送达李家时，负责护送的内务部干部发现，证书衬布上绣的麦穗图案竟与李汉俊当年设计的党章草稿边饰如出一辙。

武昌首义公园的松柏林里，有座不显眼的衣冠冢。守园人的祖父曾是黄土坡夜校的厨子，他总爱跟游客唠叨：“李先生讲课那会儿，连炒菜的油烟味都是带着墨香的。”风过林梢，松针沙沙作响，恍惚间又传来那个湖北口音在讲解《法兰西内战》：“巴黎公社的教训是什么？政权不是绣花枕头，要攥在劳动者手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