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日本少年隐瞒国籍加入解放军，身份被识破后他发展如何

他15岁，撒谎报国籍参军，被发现是日本人之前，他已成为前线英雄。

少年入伍：从日本移民到“中国战士”

1933年，砂原惠出生在日本福冈。

父亲是矿业工程师，反对军国主义，1938年，他随父母搬到中国东北阜新，父亲进入当地矿务局工作，这家人住在矿区职工宿舍，邻居有汉族矿工、朝鲜族司机、苏联专家翻译。

他从小就讲中文，玩伴全是中国孩子，父亲禁止他参与日侨学校集会，认为“日本迟早会失败”。

母亲教他日语，父亲逼他读中文《论持久战》，家里贴着一张手绘地图，父亲用红笔圈出中国抗战前线。

1945年夏，日本投降。

父亲因积劳成疾染病，不久在家中去世，他们被日侨社团开除，房屋被接管，母子俩流落至辽宁北镇一户农家。

村民叫他“小张”，让他帮着打水、种地，冬天靠借来的棉衣取暖，粮票不够，靠吃野菜过活。

他开始拒绝说日语。

村里扫盲，他去夜校，中文写得一手好字，1948年土地改革，按人口分地，他得到三分荒地。

那年秋天，东北解放军征兵，他报了名，登记表上填“张荣清”，国籍一栏写“辽宁人”。

没有人查。他15岁，身高刚过160公分，瘦但结实，政审时，村支书作保，说“这孩子比咱们还像中国人”。

他被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某师宣传队，理由是“识字、能写”。

他第一次立功，是在辽沈战役前线刷标语。

他和两名宣传兵夜里冒险攀上城墙，手抹黄泥贴布告，被敌方哨兵发现，他从墙头跳下时扭伤脚，坚持将两名新兵送到掩体后返回，腿伤未愈，又申请上前线送信。

被记录三等功一次，队里第一次给他发皮手套。

平津战役前，他伪装成糖葫芦小贩，单人潜入敌占村庄。

随身带着一枚“党员证”样式的假证书，裤腿塞着糖棒，头上缠布条，敌军哨卡只看了一眼，放行，他在村中观察敌方布防，靠耳记和手绘，绘制出完整碉堡结构图。

这次任务后，他被特批休整三日，班长说：“他胆子比老兵还大。”

到1949年，他已参加6次作战，执行过11次侦查，他从不主动提起过往，也没人怀疑他不是中国人，口音像锦州人，信仰共产主义。他写的战地日记被选入连队墙报。

他把原名“砂原惠”刻在水壶底部，没人知道。

抗美援朝：唯一日籍志愿军战士的生死考验

1950年10月，他随原部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批部队入朝，从未有人问过他的国籍。

他在朝鲜北部担任工兵任务，负责排雷、修桥，每天拎着炸药包趴在地上，靠竹竿敲地测定震响。

一次，在清扫机场跑道时，发现一颗美军延时炸弹，正在滴油，他没叫人，单手拖走，堆土掩埋。

后来右腿被弹片击中，留下12公分疤痕。

部队给他送“战斗英雄”奖状，写的是“张荣清，辽宁北镇人”。

冬季攻势前，他参与筑防线，连续七夜未脱棉衣，冻伤脚趾，后来只穿半号鞋，营里叫他“铁血张荣清”，有新兵听说他是东北少数民族，不信他是汉人。

他不解释，也从不说日语。

1953年春，部队通知他“家属病危”，准假探视，他回到辽宁老家，村里的人已不多，母亲瘦得只剩骨架。

她用日语说：“惠君，药名我忘了。”这句话，被同行干部听到，回部队后，被叫去谈话。

政委看着他的档案说：“你是不是日本人？”

他没有否认，只说了一句：“我是中国人。”

随后，被调离前线，原因是“涉外交事务”，不宜继续参战，他没申辩，只带走一面军功旗，封存于军区仓库。

被安排到东北老航校。

这所航校原是日本关东军航空队遗址，部分教员是留用的日籍技术员，他被安排在地勤队，维护通信线路，负责翻译机电说明书。

他每天吃玉米粥，住铁皮房，没补助。

而日籍教员吃白米、喝汤、专人照料，他看不惯，一次，主动绝食三天，被叫去训话，他说：“我的战友在前线吃树皮，他们凭什么吃白米饭？”

政委没责骂，只说：“有些技术，是他们留下的，空军需要。”

他没回话，第二天早晨照常上工，从此每天记录航校的器材编号，用毛笔誊写中文标签，编教材目录。

他被调去教员组。上级让他重新学习日语，1955年，国家启动侨民遣返工作，他收到通知，被列为“日籍归还人员”。

临行前，他去沈阳新华书店，买了30本中文教材。

对同事说：“我怕忘了中国字。”

航校岁月：从矛盾到觉醒

1954年，砂原惠的工作身份写作：“航校日语技术员”，同一批人中，大多是战败后被留用的日本工程师。他是唯一一个曾穿过志愿军军装、在朝鲜受伤的人。

没人知道他曾扛过枪。

他每天穿旧棉袄，走在跑道边，记录信号塔数据，负责仓库登记、翻译维修手册。

他用中文誊抄，一笔一划，资料室里一共三十多种旧式军机资料，全部从日文转成中文，没人帮他。

那年冬天，他住在职工宿舍三楼，房间没炉子，有人看见他晚上抱着热水袋抄资料。

墙上贴着他自己画的战斗机模型图，没有装饰，衣柜上锁，他不参加食堂聚餐，也不参加文艺活动。

一件事让他彻底爆发。

一次航校开招待会，为日本专家准备红烧肉、米饭、茅台酒。

他看到自己维护的机库被封，理由是“日籍顾问参观”，他站在仓库门外说：“我去过战场，我们吃的是高粱米，你们请的这些人，打过我们。”

没人接话，他回宿舍，把日记撕碎扔了。

三天不吃饭，第四天早晨晕倒在食堂门口，被送去医务室，政委找他谈话，他没吭声，后来自己爬起来回去抄手册。

一个月后，他收到通知：参加归国人员语言培训班，准备回日本。

政委递给他一本新印的《标准日语教材》，说：“上面有你要的东西。”他接过来，没翻，回房间后放进床底，再没动。

那年，他重新学习日语。

用本子抄写片假名，他曾刻意遗忘的母语，慢慢恢复，他用日文写信、翻译航校规章。

他和几位老工程师谈话，用日语问技术细节，他开始理解他们为什么被留下来。

他说：“我不喜欢他们，但我知道，他们不是敌人。”

1955年5月，他上船回国。

船是从大连起航的“兴安丸”，专门送归国侨民和日侨家属，和他同行的有500多人，医生、妇女、老人，还有十几名技术员。

船上广播播放《送别》，他站在甲板上，抱着一个纸箱。

箱里装着30本新华书店的中文书：《新华字典》《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青年自学丛书》……

他没带任何旧物，也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终身使命：中日友好的桥梁

回到日本的砂原惠，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少年。

他最先被安排在长崎定居，政府给他提供短期安置，他不去，他去了东京，住进表参道一处破旧旅馆，靠翻译中国资料、打短工维生。

1955年底，他接到一封信。

是郭沫若代表团邀请他担任访日翻译，因为他既懂军事术语，也熟悉中日文化，同行人员中有人认出他，说：“你就是那个‘张荣清’吧？”

他点头，没有解释。

访日期间，他穿旧西装，戴红袖章，他说：“我不是日本代表，我是中国翻译。”

1972年中日建交后，他创办贸易公司，名字叫“荣清株式会社”，公司注册日期定在7月1日，他自己说：“那是我的‘入党日’。”

他专营中国商品出口，日本钢铁、机电设备的引进，业务不大，年营收不超一亿日元。

他拒绝接军工订单，也不接美资企业项目，公司墙上挂着一张毛泽东像，旁边是自己小时候在辽宁村庄的照片。

他常年组织“老兵访华团”。

带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回中国扫墓、访问，他自己讲解，每次都去丹东断桥，撩起裤腿指着伤疤说：“这是美国炸弹留下的，我当时十八岁。”

他一生未婚。

有一次，他和一名华侨女孩订婚，对方父母反对，说“他是日本人”，从此再未谈婚姻，公司员工说他“性格冷”，他在公司宿舍独居，房间里最多的是中文书和旧军装。

每年七一，他会去靖国神社门前摆摊，摊位上放一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播放军歌，他不拉人，也不解释，有人拍照，他就敬礼。

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吃白米饭和酱菜。

2021年冬，他在东京病逝，终年88岁。

遗嘱写得简单，留下一句话：“骨灰一半撒在辽宁北镇。”

葬礼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司员工照他要求，在中国国旗下鞠躬，没有媒体报道，他从没出现在任何战斗英雄名册里，也没有人追认他的军功。

他的相框旁边，放着一张黑白照片，他穿志愿军军装，肩扛步枪，站在雪地里，身后是一面破旧的旗帜，照片背面写着五个字：

“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