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年前的通州，向你敞开了大门！

漫步在遗址公园，清晨的阳光洒在夯土城墙上，脚下是沉睡两千年的汉代古城基址，楔形城墙轮廓勾勒出一座消失千年的汉代城池。身边的孩子们兴致勃勃地仿制着带有“亭”字戳印的陶罐。举目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现代楼宇群，眼前似徐徐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近日，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携289件文物正式启幕，这座在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中意外现世的西汉遗址，经过近十年的保护与建设，终于在2025年春夏之交向世人敞开大门。路县故城遗址是北京地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古城，是通州区唯一的秦汉时期城池，它的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2200年前的西汉初期。

幽蓟要冲的千年变迁

路县故城遗址处于燕山南麓东西通道上，这里是燕蓟地区中心城市蓟城(今北京城区西南部)的门户之地，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战国时期，该区域长期隶属于燕国。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初年，中央政权在此设立路县，并营建城邑，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其交通枢纽的地位，这也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区域建城史的发端。

路县故城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因其地处连接蓟城与辽东的交通要道，得名“路县”。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推行地名改制，路县被降格为“通路亭”。当时虽朝野动荡，但渔阳郡远离中原纷争，经济富足、民生安定，充沛的兵粮为光武帝刘秀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后盾。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重建汉政权，为纪念在路县东击破铜马、五幡起义军的战绩，将此地改称“潞县”，县名取自流经此地的潞水（今北运河）。

定称“潞县”后，该区域枢纽地位持续强化，一度擢升为渔阳郡下辖的县级治所，成为汉代控制东北边疆的战略支点。考古发现遗址范围内东汉时期房址、水井、窑炉、墓葬等遗迹分布密集，出土文物数量与丰富程度居各历史时期之冠，揭示出东汉潞县作为边疆重镇所达到的社会规模和发展高度。

建武五年（公元29年），渔阳太守彭宠叛乱被平定，潞城在战火中遭焚毁。《续汉书·五行志》记载：“建武中，渔阳太守彭宠被征。书至，明日潞县火，灾起城中，飞出城外，燔千余家，杀人。”经此劫难，县治东迁至河北三河城子村，而郡治也迁回原址。明代的砖窑取土与民国时期的村民挖土，使地面城垣几乎消失殆尽，至1959年仅余50米残迹。这座曾经繁荣的汉代边城，最终被深埋于北京通州的地下。

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在通州区潞城镇展开。当探铲深入土层，考古人员有了惊世发现——地下埋藏着一座完整的汉代城址，这一发现立即震动考古界。

经过系统勘探，确认这座城址总占地面积达35万平方米，整体呈方形，四面城墙基址基本闭合：北墙606米、西墙555米、南墙575米、东墙589米，城址深埋地下，城墙保存异常完好。

更令人惊喜的是，以城址为核心，周边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墓葬群。考古人员清理出4000余座跨越战国至明清的古代墓葬，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晚期。

出土文物中，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13号水井出土的一件肩部戳印“亭”字陶罐尤为珍贵。它与秦始皇推行的“市亭制度”直接相关，成为秦代在路县设置行政管理机构的实物见证。这些出土陶罐表明，当时大都小邑均设有市亭机构，以管理手工业生产和销售。陶器、漆器完成制作后，需经市亭检验合格，并加盖带有“市”“亭”字样的印记，方可进入交易流通环节。而“市亭制度”可追溯到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后随秦统一推广至各地。市亭制度与秦代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等措施同步进行，保证并促进了这些政策的推广实施。

遗址区后屯655号墓出土的玉石串饰由天河石、滑石、红玉髓珠饰组成，这些材质的珠饰多见于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等地，成为先秦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此外，胡各庄212号墓出土有西汉的瓮棺，研究表明，瓮棺葬主要见于燕文化区，并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地区，成为见证燕文化东渐和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形成过程的一种文化遗存。到了西汉晚期，汉王朝作为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经愈发成熟，汉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占有主导地位，瓮棺葬逐渐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屯西汉墓群中，清理出一具女性人骨，其头盖骨上有一个椭圆形的穿孔，长30毫米，宽15毫米。该创口出现骨再生和骨愈合现象，根据愈合程度判断，患者经过手术治疗后存活了两个月至数年时间。这表明，手术医生在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属于百工之一，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职业，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开颅手术实证。

考古见证平民生活之城

与众多展示帝王将相遗迹的考古遗址不同，路县故城堪称是一座“百姓之城”。考古发现的不是宏伟宫殿与贵重陪葬品，而是普通汉代人的日常生活遗迹。譬如说，房址遗迹揭示出汉代路县人的居住特点：房屋多为半地穴式，比当时地面低30-40厘米。这种类似窑洞的建筑形式，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防寒智慧，反映了边疆地区的生活特色。

在城址内北部，清理出明清、辽金和汉代的道路遗存各一条，它们层层叠压，仿佛是一部立体的史书，记录着不同时代的印记，其中汉代道路初步判断为城内的南北向主干道。城外，在城墙基址外约25-30米处，环绕着城壕遗存，宽度约30米，南城壕遗存外还有一处大面积的汉代文化遗存。城内布局有序，有明显的手工业区、冶铸区、生活区等划分，出土器物以两汉时期的陶器、陶片、瓦片数量最多，这些生活遗迹与遗物，生动地展现了汉代路县居民的生产生活场景。

在一些房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整齐排列的大缸，内有碳化植物种子。检测显示含有小米、麻等成分，表明这里可能是汉代的榨油作坊。另一些缸壁上有深色碳化线痕，说明曾密集存放粮食。

最令人惊喜的是农作物的发现。2017年，在遗址“3区T1254”探方，考古人员发现一处约4平方米的黑色炭化地层。检测结果显示，这是中国已发掘纬度最高的战国晚期水稻遗存，证实当时水稻已传入北京地区。根据文献记载，东汉(公元25—220年)渔阳郡守张堪在狐奴县(位于今北京市顺义区)一带推广种植水稻，结合测年结果推断，最晚至东汉初年，路县故城遗址一带已经有小规模水稻种植。

在路县故城遗址出土了稻、黍、粟、小麦、大豆、红豆和麻共7种农作物，与早期文献记载的“五谷”相符，是长城沿线发现的最早五谷遗存。特别是水稻的发现，证明民族融合已深刻改变了北方饮食结构。水井群遗址更凸显了先进的供水系统——累计清理出的200多座两汉水井，构成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并记录的汉代井群。

城址周边墓葬区出土新莽时期（公元9—23年）的货布十分珍贵，布币自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黄河流域，仿农具镈（bó）而制成。初期的布币和铲的形状相似，首空可以纳柄，称为“空首布”。后来逐渐脱离原型，首亦变平，称为“平首布”。王莽专权后，曾四次变更币制，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铸行二十八品宝货，其中就有布货十品。后北营129号墓出土的西汉铜钱，表明了汉代商业的繁荣发展。

墓葬文物构建起一部地方史

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配合原址展示、场景复原，完整展现西汉至东汉早期文化层、东汉时期文化层、魏晋隋唐时期文化层、辽金时期文化层、明清时期文化层、现代文化层，令人直观感受到这座汉代古城的古与今。

值得一提的是，以路县故城为中心，在2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分布着大量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葬。2016年发掘的墓葬数量共计1146座，其中战国-西汉墓葬163座、东汉-魏晋墓葬724座、唐墓89座、辽金墓葬29座、元代墓葬4座、明清墓葬138座。战国-汉魏时期的墓葬数量最多，类型最为丰富，有土坑墓、砖室墓、瓮棺葬、瓦室墓等。

两座北朝墓M51和M56，分别出土了铭文砖。铭文中有明确的纪年，还有地名和人名。铭文将潞县写作“路县”，可见这一旧称在本地仍然流行了500多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出土有辽代仿木构砖室墓，墓室为圆形，棺床为折尺形，墓壁上保存有“砖雕影作”装饰。墓门外侧保存有较为完好的砖作门楼，墓室内出土有陶制明器（指古人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铜钱等物。

城址以南出土唐代的艾演墓葬，墓葬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为青砖砌筑的圆形竖穴土圹砖室墓。由随葬墓志可知，墓主人名为艾演，兰陵人，任唐代幽州潞县县丞，卒于开成二年（公元837年）。

金代砖室壁画墓，四壁残留砖影作装饰和壁画。砖影作有桌椅、门窗、灯台、建筑等。壁画内容有妇人启门图、墓主夫妇宴饮图、女仆点灯图、男仆备马图等。墓室内还出土有定窑瓷器、陶制明器等物。东汉时期幽燕地区的汉墓形制多样，这在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发现的东汉墓得到验证，东汉墓葬以砖室墓为主，分为单室、双室和多室墓。用砖以素面青砖为主，部分铺地砖或墙砖用花纹砖。

随葬品中反映日常生活的明器增多，成为我们了解东汉社会的重要窗口。最具代表性的比如陶楼，是汉代人模仿现实中的楼阁景台创造的明器，体现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陶楼可以用于象征墓主生前居所，或是营造现实中无法到达的灵魂居所，反映了当时“求仙神游”的社会风气。

难能可贵的是，路县少见于历史典籍文字记载，路县居民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城址周边，来自生产生活遗址区的实用器物和墓葬中的随葬品，譬如陶耳杯、陶勺、陶狗、陶踏碓（duì）模型等出土文物，共同反映了路县社会的基本面貌，勾勒出历史文献未曾触及的路县人形象，为我们描述了当时士、农、工、商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状态。

此外，城址周边，还有元代的钧窑瓷碗、人物故事铜镜、白底黑花瓷罐等文物出土。

这一系列重大发现像是一部部无言的史书，通过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我们可以窥探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丧葬观念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它们与路县故城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了一部完整的地方史。

跨界探索融合教育文化体验

汉代以后，路县故城历经千年的历史变迁，逐渐蜕变为大运河畔的村落，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充分揭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厚的文化底蕴，见证了北京延绵不绝的城市文脉。

如今，博物馆基本陈列“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用289件（套）展品讲述2200余年历史。展厅内两座原貌重现的墓室尤为珍贵：一座辽代砖室墓被整体拆解迁移，在展厅重组展示；一座金代壁画墓通过全景扫描和迁移保护，配合多媒体技术生动呈现。

先民如何在北京通州区一带筑城生息？一例颅骨竟然揭开了古代开颅术的医学密码？辽代砖室墓和金代壁画墓诉说着哪些民族交融的往事？这里没有帝王的恢弘陵寝，亦不见将相的显赫功绩，只有陶罐上的一枚“亭”字戳印、水井壁的一道绳痕、炭化稻谷中的一粒种子……这些普通汉代人的生活印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下静静诉说着两千年未断的文明传承。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不仅保护历史，更创新性地活化历史。其以“考古+博物馆+公园”的跨界探索，让遗址保护区成为融合教育、游憩、文化体验的活态空间。在博物馆的“汉代文化会客厅”，游客可品尝以出土陶鸭、瓦当为原型设计的糕点，在阅读空间翻阅汉代典籍，选购特色文创。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让文物“活”了起来，让公众体验到考古发掘过程。

完整保护一座汉代城市，这是北京文物保护工作史上的壮举。从路县故城到如今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这片土地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却始终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基因。它不仅是北京古都历史的重要开篇，更是今天城市发展的深厚文化根基，让我们在现代化的繁华中，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传承与变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李喆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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