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从秦城监狱到常德西洞庭农场，在农场感受到了温暖

阎长贵，毕业于中国人大哲学系的高材生，1967年的1月份，他走进了钓鱼台11号楼，成了这栋楼的第一个机要秘书。在11号楼的众多工作人员里面，这个毕业于人大哲学系的读书人，学历是最高的一个。

而他，也仅仅在11号楼里工作了一年，1968年的1月，他就被送去了监狱里。

在监狱，他度过了难熬的，将近八年的时光。

1975年，这一年的5月22号，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监狱。

“......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 农场劳动，等待最终的结论”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合著.

工作人员当着他的面，把这个决定口述了两遍。

这对于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七年半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只要能走出去，哪怕是去农场从事体力劳动，能和人交流，对于阎长贵而言，那都是幸福的事情。

他当时的心情很激动，心里想着，只要能出去，不管是去哪里，不管从事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是比铁窗生活好上太多了。

原本，他刚出来的时候，是可以在北京先待上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一个星期给他收拾一些生活用品，或是做一些私事。

但是呢，他的家不在北京，而是远在山东。

他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先是住在《红旗》杂志社的宿舍，后来调去钓鱼台工作，也是住在11号楼里。因此，他在北京没有家。

“我想去红旗杂志宿舍里，取走我留在那的衣服和书籍”

“那些东西都让你儿子取走了”

负责安置的工作人员顺带着还告诉他，说你儿子现在已经是个中学生了。

阎长贵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年前呢！

在他的记忆里，儿子还是一个很小的娃娃，没想到倏忽之间，就成了中学生。他的心底，莫名的生出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既然北京没有家，宿舍的东西也被儿子取走了，他在北京也没有待着的必要了。

于是乎，随着绿皮火车的一路摇曳，再换乘汽车，他来到了湖南常德的西洞庭农场。

这西洞庭农场，因为在洞庭湖的西面，故而也因此得名。

1955年，农场刚成立的时候，还真的是一片荒芜，没有什么生机。不过，等阎长贵去的时候，农场的景象又完全不一样了，一派欣欣向荣。

1975年的西洞庭农场，规模发展得很大。

总的占地面积有一百多平方公里，农场里生活着超过三万人。这农场，完全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型社会，什么学校、糖厂、银行、邮局、商店、医院.......一应俱全。或许，有的人自打出生在农场，怕是一步都没有迈出过农场，一辈子都在场子里生活着呢。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没法理解的事，也是难以想象的场景。

怎么真的会有人把农场、把工厂当作家呢？

在那个年代，要是农场没了，厂子垮了，那就是天塌了，意味着家也没了。这种情怀，咱们现在是不懂的。

在当时，全国的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的情况下，西洞庭能做到一派欣欣向荣，成为全国农垦系统里面的红旗农场之一，和场领导覃正彦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覃正彦一改之前“坐大船划懒浆”的做法，在场子里大力推行责任制。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这西洞庭湖农场就做到了盈利，这在当时的国营农场里面，还真的是不少见。

虽然阎长贵曾在钓鱼台11号楼里当秘书，但他几乎24小时都在11号楼里待着。来到这西洞庭湖农场，也让他开了眼界，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规模的企业。

到农场的第一天，他顾不上四处转转。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起笔，给远在山东老家的妻儿写信。

信寄出去后，他就一直期盼着回信，到得第十天，回信来了。

他迫不及待的展开信纸，那纸张上的笔迹有些稚嫩，一看就晓得是儿子写的。

这信的内容，打眼一瞧，是由妻子口述，儿子执笔的。

妻子在信里告诉丈夫，让他在农场耐心的等候着，一家人会来农场和他团聚，还有父母也会来的。

又是一阵子的等啊、盼啊，和家人分开了近八年，能再次团聚，那是何等的期盼呢。

在等待家人的那段时间，农场给阎长贵安排了住处。

覃正彦很尊重读书人，他给阎长贵安排住在农科所里。屋子里啥都准备好了，什么锅碗瓢盆、被褥什么的都有，完全不用阎长贵操心。这让蹲了七年半牢的阎长贵，打心里感受到了温暖，他没想到，这里的人没有用异样的目光来打量他。

趁着家人还没来，阎长贵好好的收拾了一番屋子。

妻子、儿子还有父母，来到了农场，一家人在小小的屋子里，可算是吃上了一顿团圆饭。

这顿团圆饭，等了近八年。

哪怕没有大鱼大肉，但一家人吃得很香、吃得很甜。

父母在农场待了几天，就回了山东老家，妻子和儿子留在了农场，陪在阎长贵身边生活。

原本，阎长贵是要被安排去稻田班干活的，但是想着他是个读书人，没做过什么体力活，农场就给他安排去了棉花班。显然，这棉花班的劳动量，就没有稻田班那么重。

每天，他和棉花班的人一起在田间地头干着农活。

头顶上，太阳晒得毒辣。

一天下来，人黑了，皮肤粗糙了，也晒脱了一层皮。

可他的心里是高兴的，大家伙一边干着活，一边有说有笑。不管男女老少，都对这个远道而来的新家人很好。

农场里的人很朴实，对这个初来乍到，戴着眼镜，一副斯斯文文的读书人，只要来到了农场，大家就是一家人。

那个年代，柴火是重要的，每家每户每天都离不开柴火，日常的烧水做饭、洗脸洗脚，都要用到柴火。尤其是到了冬天，要是没有柴火，那日子可就难熬了。

阎长贵一家刚到农场的时候，不知道要去哪里弄柴火，也不知道怎么劈柴。邻居们看到他家的这个窘境，也没有袖手旁观，更没有嘲笑。虽然农场里面，柴火是紧缺的东西，大家伙还是这家匀出一点，那家拿出一些，这才给阎家凑够了生活用的柴火。

他不会劈柴，就有人专门找来，说我教你吧。

一段时间下来，阎长贵这个读书人抡起斧子劈柴，也是得心应手。

在阎长贵的记忆里，他对覃正彦这个领导的印象很深，也很好。

出生于1928年的覃正彦，家庭成分是中农，他1949年开始参加工作。因为表现好，早年间先后担任过乡长、石门县委副书记。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性格耿直的他也受到了影响，直到1972年才恢复了工作。

他是1971年1月来到西洞庭湖农场的，这一来，就在农场生活了八年多。这八年多的时间，也是农场生气勃勃的时期。1988年，工作多年的他退居了二线，1991年正式退休。

或许是出于同样遭遇的同情，也或许是出于对读书人的尊重，覃正彦对阎长贵很好。

阎长贵在棉花班没待多久，覃正彦就想把他安排去场里的宣传部工作。不过，因为阎长贵的结论还没出来，这事就只好作罢了。覃正彦就准备给他重新安排个工作，在他看来，人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去田间地头劳动是浪费人才了。

于是乎，就准备让他去场部的农业科。

阎长贵也不晓得这农业科是干嘛的，就应承下来了。

还好他的邻居，一个在农业科担任副科长的人，他晓得农业科这工作，阎长贵是做不来的。邻居寻了个机会来阎家，告诉他在农业科工作，每天都要去各个分场跑，哪怕是刮风还是下雨，都是要去的。

在邻居看来，阎长贵这个知识分子的身体，显然是耐不活的。

这“耐不活”是常德当地的土话，意思就是“受不了”。

阎长贵自己也寻思了一下，自个确实是有些耐不活。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找到农场，看看能不能给重新安排个工作。

其他人倒是有些意见，觉得他怎么挑三拣四的，不过覃正彦可不这么想，给他安排去了农科所的学校教书。

这就让旁人不理解了，说你为啥对他这么好。

覃正彦倒也是耐心解释，说你们要是能教书，我也安排你们去学校教书。人家是人大毕业的高材生，咱们场子里就缺这样的人才。

他是很看重教育的，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他都很上心。如果有哪家考上了大学，农场都会给他学费。覃正彦读的书不多，他深知文化就意味着生产力，只有教育搞上来了，农场才能持续不断地保持进步。

就是这样的一点一滴的日常，让阎长贵感受到了温暖，在他的心里，早就已经把西东湖农场当成了第二故乡。

倏忽之间，阎长贵在农场就生活了五年的光阴。

他的问题，也在1979年的9月得到了最终解决。

给他的后续安排，是调回北京，在他原来的老单位，也就是《红旗》杂志社工作，继续当一名编辑。

得知这个消息后，覃正彦很是为他高兴。

但是，阎长贵却高兴不起来，他的心头压着一件心事。那就是妻子和孩子的户口问题。要知道，这“农转非”在当时可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或许，会有读者不了解“农转非”是什么意思，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农转非”是当时计划经济时代，一种特别的户籍制度，简单说来，就是农业户口改成非农业户口。

阎长贵被调回北京，他的户口是没问题的，但是，妻子和儿子想要跟着他去北京，这户口就得解决才行。要是解决不了，妻儿要么回山东老家，要么就留在农场，这不又得分开了嘛。

就在他皱眉不展的时候，覃正彦告诉他，自己已经帮他解决了妻儿“农转非”的问题。

这让阎长贵十分的感动。

覃正彦真是一个好干部，他早就想到了这些事，也默默的给他办好了。

“......总起来一句话，我对农场深深感谢，我永远忘记不了他们对我的厚爱。”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