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时期，在把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送到五七干校区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还掀起了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九六八年夏，文革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学生们沉浸在硝烟弥漫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中，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文化大革命”对于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它是青年学生们的一门“必修课”。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登记表上都印有是否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一栏。

不能不承认，有极少数学生似乎并没有否认“文化大革命”可以作为一种终生职业，特别是因为当时反复宣传“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两次、三次、四次......然而，大部分学生逐渐对文革中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现象，发生反感，对派性斗争感到厌倦，他们想早点儿结束这不正常的“学习”生活，踏上真正的人生征途。

但是，毕业后到何处去？在文革时代的中国，却成了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摧毁“文化”的一场革命，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不需要知识和文化，不需要大专学校的毕业生，对那些以“文化大革命”为“必修课”的高中、初中毕业生来讲，文革既使他们丧失了升学的机会，也使他们失去了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成了当时“知识青年”离开学校后的主要出路。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一九五五年讲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类话，从此成为一段时间里最时髦的标语和口号了。

青年们的革命热情尚在高潮。林彪反复宣传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处世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誉为“革命小将”的学生们，对于毛泽东“上山下乡”的指示，回报了高涨的热情，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便打起背包走向农村。

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从一九六九年一月开始，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中学毕业生绝大部分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这就是后来俗称的“老三届”。还有很多非毕业生，特别是还是少年的初中学生，也执拗地违背家长意愿，甚而不惜与家庭决裂，背上行装参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以后的各届毕业生也沿着这条路走，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和到农村插队落户。新疆、内蒙、东北、云南是几个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插队的知识青年则遍布了农村的山丘和平原。

当学生们兴冲冲集体来到建设兵团，看见仍然延续着的部队编制，看着带领他们生产、生活的是身着配带红色帽微、红色领章军装的解放军时，心中无限喜悦，个个想在生产中大显身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工”却带来了知识青年的分化。

有些被连队派为通讯员、教员、卫生员、宣传员，从此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严格的生活纪律，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从事着艰苦的农业劳动，他们要象部队战士一样按时起床，整队集合，待令出发，集体劳动，遇上抢种抢收更是不分昼夜。

青年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被汗水淹没了。有些人开始想家，思念亲人，急盼返城。有些人因在当地结婚，不得不在当地安家落户。加之生产建设兵团的不少指导员思想水平低，甚而道德品质败坏，挫伤了一些知青的纯真感情，使他们思想中逐渐生起风波，“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精神”也随之逐渐泯没。

插队青年的一般情况远没有兵团好。因为无论如何，兵团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过着集体生活，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还有探亲假。插队知青则要由城市生活一下子改变为真正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富裕地区的知青还可以自给略有余，贫穷的山区则难以靠劳动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陕北作为老根据地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里的生产、生活都十分落后、贫穷，强劳动力尚难以自给自足，更何况既缺乏体力又缺乏技能的知识青年了！知识青年的插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六十年代初便开始了，女青年侯隽、邢燕子等人为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然而，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意义却不寻常。就减少城市就业压力来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解决眼前困难的“捷径”，但是，不顾具体条件，几乎全部知识青年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出路，便未免太狭窄了。

从后果看，这也确实是一种缺乏远见的措施。估计从1968年起约有1700万至2000万知青被动员“上山下乡”，前往贫困偏远农村。原本应接受高等教育、参与城市建设的一代青年，被迫转入体力劳动与“再教育”，严重影响个体发展轨迹。

这代知青被称为“失落的一代”，他们错过教育黄金期、青春耗于农村，回城后又面临失业与身份边缘化。心理创伤普遍存在，一些人终身未能摆脱“被动命运”的阴影。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造成的教育与人力资源损失更是难以衡量。尤其是高校1966–1977招生全面中断，“67级、68级”更是彻底消失。一代知识分子未能接受系统教育，人才储备遭遇空窗期。大量具备潜力的技术青年、理工苗子被迫耕作、种地，科研系统停滞或断裂，人才浪费严重。

今天再看，历史更加清晰。“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是政治动员行为，更是一次人为制造的大规模社会结构错位。其带来的不是农业振兴，而是人才沉寂；不是“革命理想”，而是青春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