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重返大学，他能从读书中获得什么？

四十八岁重返大学

他能从读书中获得什么

↑《弗洛伊德的最后一会》

当下，思考、判断、观点，似乎均可以通过碎片化消息快速获得，那么，那些古老、沉静、复杂的经典，对我们还有什么帮助？

大卫·丹比，48岁，作家、影评人，对当下的媒体和生活感到厌倦。他带着“解决危机”的隐秘期待，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在毕业三十年后，重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阅读他年轻时匆匆掠过或遗憾错过的伟大人文经典。

他再一次从头读起：

从荷马史诗到柏拉图对话录，

从莎士比亚剧作到尼采哲学，

从波伏瓦的女性理论到伍尔夫的女性文学……

近30位西方人文传统中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在他的讲述中次第出现，勾勒出一幅概览西方文学与思想、通读西方文明史的清晰地图。

在重读经典的过程中，丹比逐渐体会到，“回到纯粹的阅读”这件事本身，正在帮助他冲破二手信息织成的迷雾，带来身心的平静，也引导着他去不断寻找和“试穿”不同的自我；而在课堂上参与师生之间的论辩，则让他意识到经典正在反复的重读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既包含着千百年来传承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当下年轻一代的思考和判断。

这场重回校园、重读经典的生活实验，也是一场重新认识自我的伟大冒险。

曾被列入清华大学的开学推荐书单

快乐通览西方人文经典

内容选自《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

《论道德的谱系》是当代文明课向现代主义以及激进的不确定性迈进的最大一步。在一开场的问题后面，凝聚着强烈的躁动不安。

“人在何种情况下设定了这些善和恶的价值批判？这些批判本身又具有什么价值？它们是阻碍了还是促进了人类的繁荣？它们是否为不幸、贫瘠、生活堕落的迹象？还是说，相反，它们显示出了充足、力量、生命意志、勇气、确定性、未来？”

尼采受过语言学的训练，因此他检视了好几种语言中表达“善”的字词的语源学意义，发现 早期的“善”和地位崇高之贵族的自我陶醉有关 。

……人们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并建立了“善”的观念：“善”的判断并非源自那些看到善的人！反之，源头在于那些“好人”本身，也就是那些显贵、有权、地位和品格都很高的人，他们觉得并确认他们自己和自己的行动是好的，也就是说，是一流的，和所有低俗的、下流的、普通而平庸的东西成为对比。出于这种距离的感伤，他们夺得权力，创造出价值，并为价值编出名字……

因此，最初的分别是好和坏，而非善和恶，产生好的感觉的是一股泛滥的活力，这种活力有时候会做出残忍的、报复的行动，有时候则会展现出慷慨、欢乐、虔诚，无论如何，这些是非刻意的行动，出于本能。和道德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一点相当让人耳目一新。至少，尼采为我和许多其他学生澄清了荷马作品里一些令我们迷惑、困扰的东西。

在《伊利亚特》中，一个出身低的人物提厄斯忒斯在议会中发言，批评领导希腊联军的阿伽门农，讲的话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但他苦口婆心的结果却是奥德修斯结结实实地赏了他几记耳光，别人也嘲笑他。那是坏事——出身低的人胆敢在议会中发言。同时，希腊贵族们忙着打仗，忙着宴饮、作乐，认为他们自己是正当的，鲜有感觉到我们称之为怜悯的东西，更是从来没有我们称为罪恶感的感觉（希腊战士的负面情绪是羞耻，因为自己没有成功而羞耻）。

↑ 《罗马》

那些内疚的情绪在荷马作品中付之阙如，倾向于证实尼采的语源学假设：那时候没有那些字词，也没有那些情绪。现在我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在《奥德赛》最后，当奥德修斯杀死所有追求他妻子的人时令我感到沮丧，但这种反应却是荷马绝不可能预期他的听众会有的。他想要他们感觉到的是奥德修斯的正义怒火所带来的乐趣——复仇的满足。

“上层阶级把他们的美感观念价值化了，”曼努尔·艾隆在课堂上斩钉截铁地说，“普通的人则忙着求生存，没时间创造出他们的语言。”讲得很是简明扼要。终有一次，新学院派的“价值化”（valorize）听起来几乎是对的：制造语言的人也就创造了价值。

对尼采而言，异教的战士虽然以残忍的行为来取乐，却是顶天立地的人。尼采带着一点闹剧式的情感，称他这优越而不自觉的征服者为“金发野兽”，德文是blonde Bestie。在这个征服者被打败之后，一切都每况愈下。

好个故事！神职人员（尼采是概括地指一种类型的人）维持他们的无能，憎恨统治阶级，投身在英雄式的自我否定之中。他们对自己而非对别人做出残忍的行为（拒绝食物、感官之乐、以及奢侈品），这种意志的行动令穷人、弱者、受苦的人深为感动。

然后为了巩固对这些群众的掌握，神职阶级中的苦行理想主义者便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体系，其中不是区分好和坏，而是区分善与恶，把受苦的人划归为善，有权的强者则是恶。

“伦理学”取代了本能的自然活力。借由这套戏法（尼采称之为“所有价值的价值转换”），非自愿的、心怀怨恨的弱点形式就变成了基督教的美德。臣服变成了“顺从”，懦弱变成了“耐心”，缺乏报复的能力变成了“宽恕”，生时的痛苦变成了死后的“永恒喜乐”。犹太——基督教传统不过如此。耶稣不过如此！事实上，这篇文章中的坏人与其说是拿撒勒的耶稣——他没有表现“憎恨”，就连被钉上十字架时也是一样——不如说是扫罗那个坏心的织毯工，也就是后来皈依的保罗（后来更是变成了横扫千军的圣保罗），他的口才及怒火足以催眠众人，而他对身体的厌恶让他成为“苦行理想主义者”的最佳人选。神职型的人责怪穷人和弱者，告诉他们说他们是罪人，是他们造成了自己的苦难，但他也提供救赎，改变憎恨的方向。

这造假的人在此不但伪造了美德的印记，就连美德那看起来金光闪闪的戒指也伪造了，技巧尤其值得佩服。这些衰弱的、病得无可救药的人垄断了美德，这点毫无疑问。“只有我们才是善良公正的，”他们说，“只有我们才是homines bonae voluntatis（存心良善的人）。”他们在我们之间走动，就像是活生生的责备，就像是在警告我们——仿佛健康、良好体格、力量、骄傲，以及有力的感觉本身必然是邪恶的东西，你有一天必然要为之付出代价，而且还是惨痛的代价：他们是多么准备有素地要迫使你付出代价，他们是多么渴望当刽子手。

尼采说，“权力的意志”是世界性的。尽管方式或有不同，但每个人都感觉得到，弱者和强者都如此。他这段话不正是描述了当代美国的某些政治领袖！这一形容完全符合基督教右派反堕胎运动的成员，那些人满口爱和神圣，事实上却做出谩骂仇恨的事！我陶醉在尼采的真知灼见中。谁不会陶醉呢？这个国家充满了恨者，他们大叫“正义！”，真正的意思却是“我和我的团体要权力”。

↑《罗马》

我开始享受这一整年来我那种混合恐慌焦虑的痛并快乐的感觉——那种颠覆三观的不安，还有找准自我定位的努力。这样绕着圈，我会找到一个中心，我的中心，即使这是一个号称“自我去中心”的时代。

尼采认为猜疑自给自足和力量的感觉是错误的。他在生活中要的是蓬勃发展、自由运作、有创造力的人，具备一种自己能做主的感觉。尼采的作品讲的全是个人的力量：他支持个人的力量。

我之所以兴奋，是否也因为我碰上了政治性的问题，而尼采提供了一条刺激的出路？这无疑是一部分理由。就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我正经历一场类似危机的感觉，不信任感将我的自由派信仰慢慢冲刷掉了。我们面临许多巨大的问题，政府却似乎无力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同时，这个国家充满了“受害者”，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想象出来的，全都在赤裸裸地争取权益。突然之间，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模仿黑人国家主义者最可疑的意识形态实践，或者是像最自吹自擂的美国犹太人，我的兄弟们，只要一有人对他们稍做批评，他们就会祭出犹太人浩劫这个法宝。美国有太多人在找手铐脚镣，要套在自己自由的四肢上。

↑ 《新闻编辑室》

尼采鼓励人们称颂个人的意志，而非怨叹集体的命运。有好些天，我为尼采的轻视所鼓舞，像林鲍一样大放厥词，愿意去忽视美国结构上越来越明显不平等、中产阶级实际工资毫无增加、种族主义余毒等问题，等等；我忽视这一切，刻薄地告诉自己说，人之所以宣称自己或自己所属的团体是受害者，是为了避免真正失败的危险，于是他们事先确认自己的挫败，然后拿失败去向成功的人做出要求。

为什么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让成功者有罪恶感。让有权力的人感到羞愧，放弃权力。但为什么不自己去获取权力？我确信不管处境有多恶劣，有能力取得权力的人都能够想办法成就其事业，至于其他的那些“受害者”就应该统统不予理会。罪恶感不会带来任何建设性的政策。在这个国家里不会，更何况有决心的人总是能踢开几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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