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假药罪：古典名方药丸案件，如何有效质证？

文：邹玉杰律师；
做一辈子刑辩，防一万人失足……

在京东平台销售基于古典名方加工的药丸被认定为假药时，辩护律师需从法律定性、证据体系、程序合法性等维度精准质证，结合中医药特性构建辩护体系。

以下从五个关键方面展开分析：

一、药品性质认定：古典名方的法律属性抗辩

涉案药丸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假药”，是无罪辩护的核心前提。根据《药品管理法》第98条，假药需满足“成分不符”“以非药品冒充药品”等要件。

针对古典名方类案件，可从三方面质证：

1.名方渊源的权威性：

核查涉案药丸是否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中医药权威典籍收录的古代经典名方。依据《中医药法》第43条，古典名方需具备“疗效确切、至今广泛应用”的特点。

若能证明药丸配方源自清代《本草纲目》等典籍，且与现代药理研究无冲突，可削弱“假药”定性的合理性。

2.与“假药”构成要件的差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可能以“未经批准生产”为由将其按假药论处，但需区分“程序违法”与“实质危害”。

参考案例中，部分未经批准的民间偏方因无实质危害未被认定为假药。可主张涉案药丸虽未取得批准文号，但其成分与古典名方一致，无添加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假药”的实质要件。

3.鉴定意见的专业性质疑：

若鉴定机构仅以“无批准文号”直接认定为假药，可质疑其未对药品成分、疗效进行实质性检测。根据规定，药品检验需由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的机构进行，且需采用科学方法验证成分与标准是否相符。

二、主观明知要件：行为人认知与行业特性的结合

销售假药罪要求被告人“明知是假药而销售”，但古典名方案件中，可从行为人认知能力与行业惯例切入，否定主观故意：

1.客观行为推定“不明知”：

收集被告人的采购渠道（如从正规中药材市场进货）、产品说明（标注“古典名方”“非药品”）、与加工方的合同（明确按传统工艺制作）等证据，证明其主观上认为涉案物品为“传统养生品”而非药品。

例如，若被告人曾要求加工方提供名方出处证明，可佐证其无“销售假药”的直接故意。

2.行业认知与法律标准的差异：

中医药行业存在“师传秘方”“民间验方”等传统实践，部分从业者对“药品批准文号”的法律要求认知不足。

可援引类似案例中“对产品质量标准认识不足与明知假药存在本质区别”的裁判观点，主张被告人因缺乏医药法律知识而陷入认识错误。

3.平台审核的合理信赖：

若被告人入驻京东时提交了产品配方、名方来源等材料，且平台未提示“需药品资质”，可主张其基于平台审核产生合理信赖，主观上无违法性认识。

三、危害后果评估：从“抽象法益”到“具体危害”的转化

即使涉案药丸被认定为“假药”，若能证明其无实际危害，可削弱刑事处罚必要性，甚至争取无罪：

1.销售范围与社会危害性的量化：

调取京东销售记录，统计销售数量、地域范围、金额（如仅在特定区域销售数十单），主张影响有限。

2.消费者反馈的实证辩护：

收集买家评价、感谢信、使用效果记录（如无不良反应报告），证明药丸实际具有一定保健或治疗效果。

例如，某案件中数十份消费者证言成为减轻处罚的关键。若能聘请中医药专家出具“成分安全、疗效确切”的意见书，可进一步反驳“危害公众健康”的指控。

3.古典名方的文化特殊性：

强调此类药丸与一般假药的区别——前者基于千年临床实践，后者多为刻意造假。可援引《中医药法》对传统医药的保护条款，主张应采用“实质危害标准”而非“形式审批标准”评价其社会危害性。

四、程序合法性审查：行政执法与刑事侦查的全流程质证

程序违法是排除关键证据的重要路径，需重点审查抽样、检测、证据转化等环节：

1.抽样程序的规范性：

依据《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核查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样时是否有资质人员在场、是否全程记录、样品是否密封保存、是否告知复检权利。

若抽样记录缺失或未同步录像，可申请排除据此作出的假药认定意见。

2.检测机构的资质与能力：

确认出具假药认定意见的机构是否具备传统中药检测资质。

根据规定，涉及古典名方等特殊药品的鉴定，需由省级以上药品检验机构进行。若由地市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直接出具认定意见，可质疑其超越权限。

3.电子数据的取证合法性：

京东销售数据、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需符合《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如提取时是否使用写保护设备、是否计算哈希值校验完整性。

若数据提取过程存在篡改或缺失，可主张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五、证据充分性质疑：控方证据链的断裂与矛盾

若控方证据无法形成闭环，可依据“疑罪从无”原则争取无罪判决：

1.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审查：

绘制控方证据关联图，核查是否同时证明“药品性质为假药”和“被告人明知而销售”两大要件。

例如，若仅有检测报告认定为假药，但无被告人明知的直接证据（如聊天记录承认“无资质”），则主观要件存疑。

2.言词证据的矛盾分析：

比对行政执法人员证言、被告人供述、京东客服记录等，寻找不一致之处。例如，若执法人员称“当场查获假药”，但扣押清单无被告人签字，可削弱证据可信度。

3.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反驳：

若鉴定仅依据“无批准文号”作出结论，未对成分、毒性进行检测，可主张其“结论不明确、推理不充分”。

必要时申请重新鉴定，或聘请药学专家出庭对检测方法的科学性提出质疑。

结语

古典名方类销售假药案件的无罪辩护，需融合法律逻辑与中医药特性，通过“定性抗辩—主观否定—危害弱化—程序纠错—证据解构”的五维策略，将案件焦点从形式违法性转向实质危害性。

辩护律师应系统梳理销售记录、消费者反馈、名方典籍等证据，精准援引《药品管理法》《中医药法》及相关案例，为被告人争取合法权益。

作者：邹玉杰律师

九章刑辩创始人，安徽律师门户网创始人；

亳州律协刑委会主任，金亚太（亳州）律师事务所主任，谯城区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目标：穷二十年蛮力，救一百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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