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55年秋季，为了表彰那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作出重要贡献的将领们，我军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这次授衔的主要依据除了1952的定级之外，资历、职务和战功也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以此为依据，这次授衔一共产生了一千多名开国将帅。
在正式授衔之前，有一个预授衔的过程，当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拟授大将后，多次给上级写信，反复要求降衔。许光达参加过南昌起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担任过兵团司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授衔的时候，他的职务是装甲兵司令员，而且还是红二方面军的代表，因此综合衡量后，上级决定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他的降衔申请也没有得到批准。和许光达一样，时任总干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得知自己拟授上将后，也主动要求降衔。
他的理由是自己是负责评衔工作的，自己主动降一颗星，别人的工作就好做了。徐立清担任过兵团政委，52定级的时候是正兵团级，授上将合情合理。因此一开始上级也没有同意他的降衔申请。但徐立清一直坚持，最后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他的军衔由上将变成了中将。
徐立清中将
许光达见自己的让衔申请没有得到批准，又申请把自己的行政待遇降一级，上级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这个请求。这样一来，许光达也成了十大将当中，唯一一个享受行政5级待遇的人。其他九位大将，都是行政4级待遇。
自己主动让衔的同时，许光达还认为王智涛的军衔授低了，并亲自找到了徐立清，对他说王智涛贡献很大，授少将太委屈。王智涛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红军时期担任过红军大学军事教育科科长，并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王智涛出任抗大总校训练部部长。1938年秋季之后，他来到前线部队任职，担任过385旅参谋长和冀东军区参谋长。抗战胜利后，王智涛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担任过冀察热辽军区副参谋长和东北老航校教育长。
王智涛
新中国成立后，王智涛出任华东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这是一个正兵团级的单位。1952年定级的时候，以王智涛当时的职务来说，应该定为副兵团级，再不济也应该是准兵团级，但最终他只被定为正军级。
虽然心中有点不愉快，但王智涛对荣誉看得很淡，因此也没有提意见，接受了这个结果。三年后大授衔开始，根据当时的规定，正军级可以授中将，也可以授少将。王智涛参加革命后，很少担任军事主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战功，因此最终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早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王智涛就给许光达讲过课，算是他的半个老师。在抗大，王智涛担任训练部长，许光达是教育长，二人成了同事。因此许光达对王智涛十分了解，得知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后，许光达认为低了。
许光达
于是他找到了时任总干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对他说：“给王智涛评少将偏低了，他是我军军事教育方面的代表人物，搞教育的时间很长，贡献也很大。给他评少将，不利于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许光达的这番话很有道理，当时我军卫生医疗战线的代表人物是傅连暲与贺诚。55年大授衔的时候，傅连暲是中将。贺诚虽然没有参加这次大授衔，但三年后被补授中将。傅连暲和贺诚都是中将，军事教育方面的代表人物王智涛却是少将，确实有点低了。
因此许光达才找到了徐立清，认为王智涛应该授中将。但当时参加大授衔的将领有很多，中将的名额有限，再加上“三反五反”的时候，王智涛被人诬陷，虽然后来平反了，但空军还是给了他一个处分。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导致他最终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王智涛少将
对此王智涛回忆说：“荣誉、地位、名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因此我没有找上级反映，也没有发牢骚，而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大授衔结束后，王智涛担任过高级防空学校校长和军科院副秘书长。1999年，王智涛将军不幸病逝，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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