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卞灼：家是来路，亦是归处

36岁，人生启幕。

去年，卞灼带着《翠湖》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那时的《翠湖》还是制作中的项目。今年，《翠湖》“回家”。6月15日父亲节那天，《翠湖》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影片举行了首映。卞灼说，上海国际电影节给了他和他的电影一个平台。电影讲述的是卞灼外公的故事，也是许多家庭斑驳的影像，在明亮处，在暗昧处。

为什么要讲讲他的故事？《翠湖》是卞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没有明星，没有资源，没有投资，“三无”《翠湖》却是有情。七零八落的琐碎日常，东倒西歪的真心实意，光影流动，普通人的似水流年。良善与粉饰，爱与愁，每一帧都是不作假的“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让新人导演得成全，让寻常人家被看见，这大概便是电影即生活，这大概便是新大众文艺的真实呈现。

卞灼近影

卞灼写给新民晚报读者的话

沪 生

首映那天，乌泱泱的坐了一屋人。卞灼的亲友团从昆明来到上海，占了十几席，算是大阵仗了。卞灼说，“股东都来了”。也对——《翠湖》投资不过200多万元，其中卞灼自己的积蓄占了一半，剩下的全靠亲友加持。首映当晚，卞灼找了一家做上海菜的餐厅，用他口中的“巨资”1400元一桌，开了4席。他高兴，像新郎一样高兴，“‘孩子’也生出来了。”于是，他喝多了点。

“沪生”，外公的小名，老早家里人都这么叫他。外公就是《翠湖》的男主角。沪生自然是上海人，小时候家里开毛巾厂，生意不错。日本人来了，炸掉了厂子。一家人本想逃难去香港，后来发现自家在昆明有亲戚，便投奔了去，后扎下了根。“外公的上海话可溜了，可惜没人陪他说，我们都不会。”

外公去世前一年拍的照片，右边就是卞灼的母亲

沪生的故事，搬到了银幕上。谢树文（《翠湖》中外公的大名）在爱妻亡故后深感孤独，尝试开展新恋情却遭到三个女儿的反对。常理之外，没有黄昏追爱的桥段，也没有代际隔阂的修补。外公反倒在接下来各家人性本真的交锋中，成为三个家庭的黏合剂。都是一些最寻常不过的矛盾。外孙女找的对象不能让母亲满意，外孙在重压之下不得不假装自己考入名校……讲述缓缓的，画面缓缓的，冲突缓缓的，外公努力的缝合，亦是缓缓的，不带压迫感。

影院里，大家笑着笑着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卞灼一家人更是。对他们而言，就像记忆的百褶裙上密密的针脚，原本条理清晰的褶皱，因着突然脱了线，那些笃定便凌乱了，那些确凿便模糊了，心底泛起的，只有酸涩的爱。爱之所以酸涩，源于故人的缺席。但也是因为这份缺席，不再有交集时不可避免的碰撞，爱由此变得无从稀释的浓稠了。

外公去世后的一日，卞灼的母亲哭着从父亲的房间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日记本。“欢园”，是日记的名字。“我想着把这本日记电子化，但外公的字迹很难辨认，所以我常常要去和家庭成员核实一些内容。”人的感受是如此奇特，带有唯一性。比如，外公觉得很受伤的一次争吵，家里人却记不得了。比如，卞灼青春期的敏感和对抗都在外公的笔下，但他却不记得受过如此多的关注。“这才是正常的家庭。爱可以弥合差异，但差异永远都在。”

卞灼带有私心，他想把家人永远地留住。于是，电影里的外婆完全和卞灼的外婆同名，而外公的大名也只是改了一个字，“就像是他们陪着我，一直陪着我。”镜片后，卞灼的眼睛染上了上海黄梅天的湿润。

沪生，除了人名，还有另一层意思。从某种程度上讲，《翠湖》就是“沪生”，上海催发其生长。去年，《翠湖》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制作中项目。台上卞灼的忐忑，很快被台下陆川导演的点评抚平了，“这是一部很有调性的电影”。不少人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一个镜头就把我带进了自己的家庭”。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翠湖》得到业界重磅级人物的肯定，而对于一路摸爬滚打走到目的地的卞灼来说，无疑为最及时的信心提振。

“突然觉得自己的努力都很值得，未来也会有光。”从上海国际电影节回去，卞灼听取了一些建议，又对剪辑做了一些调整。今年，卞灼重回上海国际电影节，带来了今日大银幕上“沪生”的《翠湖》。他的眼中依旧有赤诚的小星星在闪烁，“可以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就了《翠湖》。”

悬 浮

倒也不是从一开始，卞灼就对电影有着如此灼热的情感。他说自己是个晚熟的人。很长时间，人是悬浮的，不知道去向何处。本科在浙江传媒学院读了文化产业管理，但真的是自己的兴趣吗？快毕业了，课业已很稀疏，那段时间卞灼特别喜欢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连着读了好几遍。最后，他索性剃了个光头，骑着自行车离开校园。从杭州一路骑回昆明，这是卞灼计划的“在路上”。但这一次的“流浪”，为期不过四天。教导主任给母亲打电话：“你们应该关心一下你们儿子的精神状态。”母亲没有允许卞灼出走的决心，电话轰炸之下，卞灼的骑行就此打住。

后来，他到底还是完成了一次“任性”。真正毕业后，卞灼和两个朋友从成都骑行到拉萨，后又去尼泊尔待了几周。他还记得自己坐在一艘小船上，摇曳的轻舟，摇曳的心，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也是在那种摇曳的情绪里，他对自己说：“要不出国试试吧。”

卞灼温和的外表，常常会让人忘记他内里的叛逆。到旧金山艺术大学读研究生，一开始他入的是导演系。“后来发现没什么我特别想学的，而且在外出实践中，发现导演常常被灯光和摄影拿捏。当然，这纯属我个人的感受。”卞灼转系去学了摄影。他还是悬浮，不按常理出牌。有一回摄影课要求交一个短片，“通常那样的作业大家默认就是炫技”。卞灼却找来一个泰国人，让后者在城市的各种场景里行走。只是走。走过铁轨，走过花丛，拥抱冰冷的墙，哼唧呜咽的调，最后从一个小土堆上纵身跳下。他想表达的是异乡人的苦闷。

交作业的那节课在上午，导师毫不留情：“这拍的是什么玩意儿？”到了下午，变成了试验影片课，同一个作品，另一个导师却兴奋地大叫：“太棒了，你应该试试拿这个去投电影节的短片。”评价如此分裂，什么是真正的标准？

真正的标准，直到卞灼回国后他才认定。他有点幸运。2016年底回国，2017年初工作便纷至沓来。在上海拍过广告，拍过情景剧，后来又北上，去北京寻找机会。“当我拍着别人的作品时，我无比清晰地明白了，我有多想开始自己的创作。”但也因为这份认定，他内心苦闷。除了工作，他在租住的房子里看书，打游戏，写投不出去的剧本。“一个剧本三四万字就够了，我改了又改，几十万字总是有的。”当投入的热情极大，而结局是无人回应，心灵上的苦闷更是极大。落不了地的焦灼，啃噬着他。

着 陆

昆明人都知道一句话——没有人会在翠湖投湖。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心理意义上，翠湖是温暖的，每一个昆明人都在那里有过自己美好的故事。其二，地理意义上，翠湖是人工的，跳下去，大概水将将没过膝盖。在《翠湖》，在昆明，在故乡，卞灼着陆了。

2023年年头，卞灼回家过春节。他主动约好友去玩滑板。但刚刚上板两分钟，便摔了一大跤。在朋友的狂笑中卞灼大叫，“我站不起来了”。去到医院，伤到了股骨头，而且位置敏感，医生说有40%的概率会坏死，必须马上动手术。3个月平躺，6个月不能负重。“冥冥中，大概是注定好的，老天给了我沉淀的时间。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在想，索性把外公的日记写成剧本吧。”卞灼自己写所有的剧本。他喜欢写作，那是童年在寄宿学校养成的，以挥发情绪。“写着写着，突然觉得，这次能成。”卞灼之前写的所有剧本，都没有下文。

那些年，悬浮地拍着别人的剧本，努力地架构自己的梦想，并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赏识他的前辈为他牵线，工作中的兄弟也来帮忙。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坚定。其间，他曾拖着病腿拿着剧本去参加金鸡奖的创投项目，等等。在摔跤后的第180天，卞灼扔掉了拐杖，也是在那一天，《翠湖》开机了。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这些年攒的钱应该兜不住这部电影。在很多次筹措不成之后，卞灼终于接受了阿姨的赞助。“一开始我挺抗拒去麻烦家里人，后来也想通了，我干的又不是什么坏事。”为了省钱，他还借用了阿姨常年空置的别墅，把剧组里的好一些人塞了进去。摄影团队住在地下室里，他们搭起了帐篷，还铺上人工草坪。真好，一起追梦，不需要太奢侈，乐观主义的浪漫。

2024年1月1日，影片杀青。卞灼的名片上添了新的词条——《翠湖》导演，他由此着陆。还要去流浪吗？“不去了，就留在昆明。我的第二部电影剧本也有了，还是关于家人，还是关于生活，他们滋养着我。”

《翠湖》被其他电影节拒绝过，也因此，上海国际电影节给予他的知遇之恩便显得如此珍贵。这一周《翠湖》首映当晚，卞灼一直在刷小红书。他回复每一条善意的留言，直到再也回复不动。凌晨3点，他也终于鼓足勇气去看了豆瓣的留言点评，那是在朋友看过并告诉他反响正面之后。“一路走过来，太难了，所以我有点敏感，有点不安。但无论如何，谢谢所有帮助我的人，谢谢我的团队，谢谢上海国际电影节。”

卞灼很喜欢《翠湖》的英语译名“As the water flows”。不知道我将它翻译成“静水深流”是不是合他的心意。卞灼作为导演，对于影片的表达有着自己的刻意。他不想要太戏剧化的情节，这样会冲淡人们对生活本身的感受力，并逼迫观众站在外面观看。“我想传达的是温情与快乐，但其实我还是特意留下了一柄‘刀子’。其实所有家庭成员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创伤还在，也许只是沉入了湖底。”这大概就是《翠湖》的余韵。生活的流水细长，生活的漩涡却也常在深处。